编者按

《国际肝病》

目前用于肝纤维化分期的无创性评估评分通常包括转氨酶水平，而不包括γ-谷氨酰转移酶（GGT）水平。然而，NAFLD患者常见GGT水平升高，您如何评估GGT的临床价值？

Pavlides教授：GGT是临床上常用的血清学分子标志物，出现该指标增高可能提示肝脏功能受到损害，但并不是一种单独的疾病，因为在各种急慢性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以及药物影响都有可能会出现升高。此外，当出现阻塞性黄疸时也可以出现该指标的升高。除了一些急慢性肝病患者肝脏功能受到损害，引起该指标增高以外，也有一些健康人群在使用某些药物时，也有可能会引起该指标出现轻度的增高，因此具体的临床意义，还需要结合其他的临床资料来进行分析。目前，据我所知，尽管有关肝脏炎症的信息很重要，但似乎没有关于GGT对于预后价值的报道。

《国际肝病》

您的这项研究表明，纤维化生物标志物具有与组织学相似的预后表现，并支持在临床试验中采用无创检测作为“可能被接受的”替代终点。在常规临床实践中，是否仍然有患者需要考虑进行肝活检？

Pavlides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个人认为，肝活检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这取决于我们在哪些人群中需要进行疾病进展和预后监测，例如对于肝细胞癌的监测。目前，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具有长期的肝硬化背景的患者。而对于那些无显著肝硬化的患者，无创性检测则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国际肝病》

在常规临床实践和临床试验中，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无创性检测用于评估NAFLD患者预后的性能？如果联合应用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是否会提高诊断性能？

Pavlides教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既往的研究中，考察过可能影响无创性检测在NAFLD患者中诊断性能的相关因素。我们的研究发现，肥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糖尿病，不过糖尿病通常与肥胖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小心。

关于联合应用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这也是目前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然而却难以达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当我们使用简单的一两个分子学标志物，例如FIB-4和肝硬度，或者FIB-4与ELF，检测效能也比较好评估；但是，当我们开始并行越来越复杂的组合时，就会变得有点困难，因为我们难以明确各种指标联合应用时所出现的不一致的结果，其背后深藏的信息是什么。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先从简单的分子学标志物开始，再与先进的分子学标志物顺序组合。这也有助于节省检测费用。在肝纤维化评估时，如果6种标志物中有4个提示为晚期纤维化，那么存在晚期纤维化的可能性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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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进行的NASH新药临床试验中，是否有临床试验采用无创性检测作为研究终点？

Pavlides教授：目前，关于NASH新药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终点仍然以肝活检的组织学变化为评估标准，但同时也会进行非侵入性的评估。个人认为无创性检测作为“可能被接受的”替代终点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