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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苏教授
毛乾国教授
点评专家
谢艳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科/内科学系副主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断学教研室主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医学博士。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学术技术带头人，担任四川省医师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常委，四川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代谢病学组副组长，四川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委员。
01
在伴有低中度纤维化的MASLD和2型糖尿病患者中，SGLT2抑制剂与DPP-4抑制剂相比，纤维化进展的风险差异分析
Comparative Risk of Fibrosis Progression with SGLT2 vs. DPP-4 Inhibitors in MASLD and T2DM with Low-to-Intermediate Fibrosis.
Choi J, Fulop D, Nguyen VH, et al. Clin Mol Hepatol. 2025. doi: 10.3350/cmh.2025.0825.
MASLD是导致肝硬化及其并发症的重要原因，鉴于其与2型糖尿病（T2DM）密切相关，评估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能否减缓肝纤维化的进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研究对患有MASLD和T2DM并且Fibrosis-4（FIB-4）评分处于低至中等水平（≤2.67）的患者中SGLT2i的使用与肝纤维化进展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使用DPP4i的患者相比，使用SGLT2i的成人MASLD和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纤维化进展的风险降低。
研究采用回顾性、活性对照的新用户设计进行目标试验模拟研究，研究对象为患有MASLD、T2DM且Fibrosis-4评分处于低至中等水平（≤2.67）的成年患者，这些患者在2013年至2023年期间在马萨诸塞州布莱根医院或安山医疗中心开始使用SGLT2i或DPP4i治疗。主要结局是进展至晚期纤维化（FIB-4>2.67），该结果需在1年内通过2次或以上确认。次要结局是发生主要不良肝脏事件（MALO），包括新发肝硬化、失代偿事件、肝细胞癌或肝移植。
在16 901名符合条件的患者中，确定了2571对倾向评分匹配的患者对，他们的基线特征保持均衡。在随访期间（中位随访时间3.7年），SGLT2i使用组的纤维化进展率为每100人每年3.46次，DPP4i使用组为4.44次。SGLT2i的使用与纤维化进展的风险降低相关（HR 0.78；95%CI，0.67~0.89；P<0.001）。未观察到MALO发生率的显著差异。亚组分析显示，使用二甲双胍、他汀类药物和阿司匹林的患者之间存在一致的关联。
点评
MASLD是导致肝硬化及其并发症的主要原因，且与2型糖尿病（T2DM）密切相关。肝纤维化与肝脏相关死亡、失代偿及肝癌发生等密切相关。该研究为大规模回顾性队列分析，基于美韩两大医院5,142例合并MASLD与T2DM且FIB-4≤2.67的成人，发现SGLT2i使用与MASLD和T2DM患者肝纤维化进展风险降低相关，而严重肝脏事件无差异，且这种关联在多种临床相关亚组中保持一致，提示药物直接抗炎抗纤维化作用。样本量大，提供了强有力的统计效力。使用了两个大型医疗中心的数据，增加了结果的普遍性和可靠性。研究设计严谨，采用了多种分析方法，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减少了混杂变量的影响，提高了研究的内部有效性。采用了意向性治疗（ITT）和按方案（per-protocol）分析，以及多种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增强了结果的稳健性。提供了SGLT2i肝保护作用的潜在机制，增加了研究的深度。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①FIB-4为间接指标，缺乏肝穿或肝弹性验证；②回顾性设计，饮酒、运动、饮食等生活方式未校正，残余混杂难排除；③人群以早期纤维化为主，结论外推至已进展患者需谨慎。
总体而言，该研究为SGLT2抑制剂延缓早期MASLD纤维化提供迄今最有力的真实世界证据，未来需随机对照试验以组织学终点验证。
02
在1型糖尿病患者中，肝脏脂肪含量并未升高：马斯特里赫特研究
Liver fat content is not elevated in people with type 1 diabetes: the Maastricht Study.
Dimitropoulou NM, Beran M, Eussen SJPM, et al. Diabetologia. 2025. doi: 10.1007/s00125-025-06597-y.
肥胖和不良饮食习惯被认为是2型糖尿病患者肝脏脂肪含量高的原因，但这些因素在1型糖尿病患者中也日益普遍。1型糖尿病患者肝脏脂肪堆积的风险是否增加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比较1型糖尿病患者、2型糖尿病患者和无糖尿病者的肝脏脂肪含量。结果表明，1型糖尿病患者的肝脏脂肪含量与无糖尿病者相当，低于2型糖尿病患者。这种差异不受肥胖程度、饮食因素和其他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但部分可由胰岛素敏感性和胰岛素治疗来解释。
数据来自马斯特里赫特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研究根据体重指数、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将1型糖尿病患者与2型糖尿病患者以及正常糖代谢者（1：2：2匹配）进行匹配。使用磁共振成像（MRI）来估算肝脏脂肪含量。肝脏脂肪数据进行了对数转换。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比较三组之间的肝脏脂肪含量，并对包括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生活方式、饮食因素、胰岛素治疗和估计eGDR在内的潜在混杂因素进行了调整。
研究纳入了29名1型糖尿病患者、58名2型糖尿病患者和58名正常糖代谢者。1型糖尿病患者的肝脏脂肪含量中位数低于2型糖尿病患者（2.1% [IQR 1.1~3.3] vs. 4.9% [IQR 2.2~9.6]，P=0.001），但与正常糖代谢个体的肝脏脂肪含量无显著差异（2.6% [IQR 1.8~3.8]， P=0.064）。两种糖尿病患者的肝脏脂肪含量差异不受体重指数、生活方式因素、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和饮食因素的影响，但在校正了估算的eGFR和胰岛素治疗后有所减弱。
点评
本研究采用MRI-MRS在BMI、年龄、性别严格匹配的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及正常血糖代谢三组人群中同时比较肝脏脂肪含量，发现1型糖尿病肝脏脂肪中位数（2.1%）与正常人（2.6%）相当，显著低于2型糖尿病（4.9%），MASLD患病率仅6.9%。该研究设计严谨，采用了先进的MRI技术进行肝脏脂肪含量的精确评估，并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有效控制了混杂因素。研究澄清了关于1型糖尿病患者肝脏脂肪含量是否升高的争议，指出1型糖尿病并非肝脏脂肪积累的高风险因素，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关于1型糖尿病患者肝脏健康管理的新视角，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肝脏健康筛查。同时，还激发了关于胰岛素敏感性、胰岛素治疗及其他潜在因素在肝脏脂肪积累中作用的研究兴趣。
然而，本研究中1型糖尿病诊断靠自报+问卷，缺乏自身抗体或C肽验证，潜在误分类。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尤其是1型糖尿病患者数量有限，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性。
总体而言，该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临床意义。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量，并深入探讨胰岛素治疗及其他潜在因素在肝脏脂肪积累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点评专家
林苏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病中心，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访问学者，福建省高层次人才。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感染病防控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青年委员，福建省预防医学会感染病预防控制专委会委员，福建省医学会肝病分会脂肪肝学组委员，福建省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发热学组委员，福建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学分会委员。研究方向：脂肪性肝病、肝硬化、肝衰竭。获福建省医学奖一项，承担及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级课题，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30余篇论文。
03
2型糖尿病患者中MASH诊断与治疗方法的成本效益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of MASH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Approaches Among Those With Type 2 Diabetes.
Lazarus JV, Agirre-Garrido L, Díaz LA, et al. JAMA Netw Open. 2025;8(11):e2542750.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25.42750.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在非传染性疾病（NCDs）和T2D患者中是一种高负担且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疾病。为找到预防、检测和治疗2型糖尿病患者MASH和肝纤维化的成本效益管理方法，一项经济评估开展了针对12个国家（巴西、智利、德国、意大利、日本、沙特阿拉伯、南非、西班牙、瑞典、坦桑尼亚、泰国和美国）的广义成本效益分析（GCEA），涵盖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6个区域。一个队列状态转换模型模拟了肝病的发展及其对年龄在19岁及以上且患有2型糖尿病的合成队列在其一生中10种肝脏健康状态的影响。
在80%的覆盖率水平下，研究比较了14种管理方法，包括通过Fibrosis-4（FIB-4）测试、增强型肝纤维化（ELF）测试或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进行筛查，以及使用药物和非药物干预进行治疗。主要结果为平均成本效益比（ACER）和增量成本效益比（ICER），通过按成本效益排序管理方法来构建护理扩展路径。主要衡量指标为每项干预措施的总增量成本和总增量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
在GCEA中，根据各国特定的支付意愿阈值评估结果。标准护理在8个国家的ACER最低（智利、德国、沙特阿拉伯和美国除外）。通过ELF或VCTE筛查后采用强化生活方式干预（ILI）治疗在所有国家均具有成本效益。ILI与司美格鲁肽治疗在11个国家具有成本效益（坦桑尼亚除外），ILI与瑞美替罗治疗在8个国家具有成本效益（巴西、南非、坦桑尼亚和泰国除外）。
在本次经济评估中，发现对患有2型糖尿病且伴有MASH和肝纤维化的患者进行筛查后采用强化生活方式干预是一种在所有国家都具有成本效益的管理方法。在大多数国家，筛查后进行药物治疗具有成本效益。这些结果可为卫生政策决策提供信息，并进一步推动世卫组织推荐的干预措施的发展，以应对非传染性疾病。
点评
该研究采用队列状态转移模型（Markov模型），模拟了不同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及肝纤维化评估方法在2型糖尿病（T2D）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干预措施对此类患者预后的价值。结果显示，标准护理在多数国家中均具有成本效益；而在筛查基础上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及药物治疗的管理策略，在大多数国家中也显示出较高的成本效益。
Markov模型作为卫生经济学常用工具，通过输入真实世界观察到的疾病进展风险参数，模拟患者在各类干预下的可能轨迹，从而预测不同医疗策略的长期健康结果与相关成本。然而，该模型结论的可靠性高度依赖所输入的参数质量。本研究采用的疾病进展概率主要基于西方国家数据，可能无法直接推广至全球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中国MASH患者与西方人群存在诸多差异，如平均体质指数（BMI）较低、瘦型脂肪肝比例较高，其疾病进展风险可能不同。此外，中国医疗成本结构与西方差异显著，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模型结果产生偏差。因此，何种筛查与干预策略最适合中国患者，仍需基于本土流行病学数据和经济参数进一步验证。
模型假设多种干预措施的效果具有可累加性，这一设定可能过于简化，影响结果的准确性。研究仅聚焦于肝脏相关结局，而脂肪肝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和肝外肿瘤风险往往远高于肝脏本身风险，评估干预措施时需纳入对整体预后的综合影响。即便司美格鲁肽与resmetirom在延缓肝纤维化进展方面的作用相似，司美格鲁肽作为减重药物所带来的全身性代谢获益是否优于resmetirom、两者对患者总体预后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
04
SGLT2抑制剂在MASLD和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的临床结局
Clinical outcomes of SGLT2 inhibitors among patients with MASLD and T2DM.
MASLD常与T2DM并存，会增加心血管、肾脏和肝脏方面的并发症风险，目前药物治疗选择有限。本研究旨在评估与DPP4i相比，使用SGLT2i的MASLD和T2DM患者一年临床结局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在患有MASLD和2型糖尿病的患者中，与DPP4i相比，SGLT2i与降低重大临床事件的风险相关，这表明其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但需在随机试验中得到证实。
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使用了来自TriNetX全球研究网络的147家医疗机构的数据。确定了在2013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期间开始使用SGLT2i或DPP4i并患有MASLD和T2DM的成年人。经过匹配后，每组各纳入10 232名患者。主要结局是全因死亡率、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肾脏事件（MAKE）和肝脏结局（MALO）的复合指标。SGLT2i与复合结局（HR 0.65）和所有单独组成部分的风险降低有关，亚组和敏感性分析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点评
本研究基于TriNetX全球医疗网络数据，纳入在147家医疗机构就诊、患有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合并2型糖尿病（T2DM）的成人患者，比较启动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与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DPP4i）治疗后的临床结局。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平衡年龄、性别、种族、肾功能、血糖控制、代谢指标及肝病严重程度等多方面基线特征，每组各纳入10,232例患者。结果显示，治疗1年后，SGLT2i组患者的全因死亡率、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主要不良肾脏事件（MAKE）及主要不良肝脏结局（MALO）均显著低于DPP4i组。该结果支持在MASLD合并T2DM的患者中优先选用SGLT2i，尤其对于伴有心血管或肾脏风险的人群。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利用大规模真实世界数据，首次系统评估了SGLT2抑制剂在该人群中的复合临床结局，不仅关注肝脏指标，还整合了心血管、肾脏事件及全因死亡，体现了MASLD作为全身性代谢疾病的特点。研究样本量大，经倾向评分匹配后两组基线特征可比，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循证依据。
然而，需注意该研究主要结局的评估时间仅为1年，未能充分反映SGLT2抑制剂的长期获益与安全性。此外，在肝硬化或MASH亚组中事件数较少，统计效能有限，相关结论需谨慎解读。未来仍需开展更长随访期、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尤其是针对进展期肝病人群，以进一步明确SGLT2i在此类患者中的治疗地位与长期影响。
点评专家
毛乾国教授
厦门市中医院
临床医学博士，厦门市中医院肝三科主任医师，教授，厦门市中医院首席专家。研究成果“干扰素α个体化治疗慢性乙肝”分别被我国2005年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美国2011年《儿童慢性乙肝管理更新》、APASL 2012年《乙肝管理共识》引用，2012年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一完成人）。研究成果“干扰素α预防慢性乙肝不良结局”被EASL 2025年“乙肝病毒感染管理临床实践指南”引用（第一作者）。“慢性乙型肝炎中西医结合防、诊、治体系的构建和推广应用”2022年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三完成人），厦门市医学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厦门市劳动模范。
05
针对患有2型糖尿病的门诊患者进行肝纤维化分层的两层筛查方法：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Two-tier screening approach for liver fibrosis stratification in out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 multicenter cross-sectional study.
Mantovani A, Lombardi R, Dalbeni A, ,, et al. Diabetes Obes Metab. 2026;28(1):644-653. doi: 10.1111/dom.70245.
为研究T2DM门诊患者中MASLD的患病率和严重程度，并评估EASL-EASD-EASO算法在肝纤维化筛查中的有效性。研究回顾性地纳入了1203名意大利老年T2DM患者，这些患者均接受了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并进行了肝脏硬度测量（LSM）及控制衰减参数（CAP）评估。MASLD的定义为CAP≥248 dB/m。显著肝纤维化被定义为LSM≥8 kPa，代偿性慢性肝病（cACLD）为LSM≥10 kPa，而临床显著性门静脉高压（CSPH）为LSM≥25 kPa或LSM≥20 kPa且血小板计数<150000/mm³。所有参与者均计算了FIB-4指数。结果表明，在患有2型糖尿病的老年人中，MASLD和显著肝纤维化较为常见。使用FIB-4进行纤维化风险分层，然后结合VCTE是真实世界中的一种良好策略。然而，仅依靠FIB-4可能无法识别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特别是那些体重增加和血清氨基转移酶水平升高的患者。
MASLD、显著肝纤维化、代偿性慢性肝病（cACLD）和临床显著性门静脉高压（CSPH）的患病率分别为71.3%、21.1%、11.7%和1.7%。使用FIB-4指数和VCTE进行的肝纤维化两层筛查策略显示，在FIB-4指数正常的患者中，629人（83.3%）的LSM<8 kPa，126人（16.7%）的LSM≥8 kPa。FIB-4指数检测肝硬度≥8kPa的敏感性、特异性、NPV和PPV分别为50.4%、66.3%、83.3%和28.6%。体重增加（aOR 3.34，95%CI：1.75~6.39）和ALT水平升高（aOR 1.54，95%CI：1.01~2.36）是显著肝纤维化的最强预测因素
点评
该项研究基于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和FIB-4指数，评估了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及肝纤维化在T2DM患者中的患病率及筛查策略的有效性。研究验证了EASL-EASD-EASO指南推荐的两步筛查策略（FIB-4初筛后以VCTE确认）在真实世界T2DM人群中的可行性，为基层医疗提供了简化路径。该项研究纳入了6个意大利中心，增强了结果的代表性和普适性。
该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肝纤维化阶段的定义系依赖VCTE阈值，未与肝组织病理对照，可能存在误分类偏倚。
该研究表明，MASLD和显著肝纤维化在T2DM患者中高度流行，两步筛查策略具有实用性，但需结合个体化风险因素（如体重增加和ALT水平升高）以优化漏诊风险，且仍需要大样本的肝组织病理数据来验证其可靠性。临床实践中应整合该策略进入糖尿病管理流程，同时推动更多种族多样性的研究验证其普适性。
06
GLP-1RA与MASLD及2型糖尿病患者肝纤维化进展的关系：利用倾向评分匹配进行的靶向试验模拟研究
GLP-1RA and Liver Fibrosis Progression in MASLD and Type 2 Diabetes: Target Trial Emulation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在2型糖尿病（T2DM）中应用广泛，可能对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具有肝保护作用。但在真实世界临床环境中，其对肝纤维化进展的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评估了GLP-1RA的使用与早期MASLD的T2DM患者肝纤维化进展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在MASLD和T2DM患者中，使用GLP -1RA显著降低了肝纤维化进展的风险，这支持了其在早期疾病干预中的潜在作用。
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模拟目标试验，使用2010年至2023年间麻省总医院布里格姆（MGB）系统的电子健康记录。纳入患有MASLD和T2DM且开始使用GLP-1RA或DPP-4i治疗，并且基线纤维化-4（FIB-4）评分低于2.67的成年患者。采用倾向评分匹配（1：1）来平衡组间基线协变量。主要结局是FIB-4进展至高风险（>2.67），通过一年内间隔至少90天的连续两次测量值确认。次要结局是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肝细胞癌或肝移植的复合结局。
研究共分析了2238对匹配病例。与DPP-4i相比，使用GLP-1RA与纤维化进展风险降低相关（每100人年发生率分别为3.25和4.29；HR 0.75，95%CI：0.65~0.87）。按方案分析（HR 0.80）和标志性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一致。在包括基线FIB-4低、体重指数<30以及使用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或二甲双胍的亚组中也观察到了风险降低。在次要肝脏相关结局方面未发现显著差异（HR 0.98，95%CI：0.72~1.34）。
点评
该项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Mass General Brigham医疗系统2010-2023年的电子健康记录，探讨了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在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和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对肝纤维化进展的影响。研究设计严谨，使用倾向评分匹配（1:1）平衡了2238对患者的基线特征，增强了组间基线特征的齐同性。主要发现显示，GLP-1RA使用与肝纤维化进展风险显著降低相关（HR 0.75），这一保护作用在多个亚组中一致，且主要通过药物直接作用实现而非代谢改善介导。
研究通过严格的统计学方法（包括意向治疗分析、符合方案集分析和敏感性分析）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值得注意的是，GLP-1RA的益处尤其在非肥胖患者（BMI<30）中更为明显（HR 0.66），提示其作用机制可能超越单纯的体重减轻效应。然而，在次要终点（主要不良肝脏结局）方面，两组未见显著差异，可能与随访时间有限和事件发生率较低有关。
本研究存在几个局限性。首先，尽管采用了目标试验模拟和倾向评分匹配等先进方法，但观察性设计的固有缺陷无法完全消除，特别是残留混杂因素（如生活方式、饮食和运动习惯等未测量变量）可能影响结果。其次，肝纤维化的评估依赖于FIB-4评分而非肝组织学金标准或影像学检查。第三，研究人群仅限于T2DM患者，且排除了已有晚期肝病患者，因此结果不能直接推广到非糖尿病MASLD人群或纤维化更晚期的肝病患者。第四，药物使用数据缺乏剂量信息和依从性评估，无法进行剂量效应分析，也无法评估不同GLP-1RA制剂之间的潜在差异。最后，随访时间中位数为4.4年，这对于观察肝硬化、肝癌等硬终点可能不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次要终点上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该项研究是一项方法学严谨、结果可靠的观察性研究，为GLP-1RA在MASLD治疗中的潜在价值提供了重要证据。研究的优势在于大样本含量、详细的临床数据采集以及先进的分析方法，为目标试验模拟在肝病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示范。
往期回顾
“糖肝”共管（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5年11月第三十四期
“糖肝”共管（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5年10月第三十三期
“糖肝”共管（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5年9月第三十二期
“糖肝”共管（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5年8月第三十一期
“糖肝”共管（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5年7月第三十期
“糖肝”共管（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5年6月第二十九期
“糖肝”共管（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5年5月第二十八期
“糖肝”共管（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5年4月第二十七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4年9月第二十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4年8月第十九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4年7月第十八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4年6月第十七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4年5月第十六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4年4月第十五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4年3月第十四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3年8月第七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3年7月第六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3年6月第五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3年5月第四期
CDL（中国糖尿病肝脏病共管行动计划）文献月评——2023年4月第三期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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