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那些可能助力于功能性治愈评价的新检验指标

编者按

铁调素是由肝脏产生的铁调节激素。近期，安徽医科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PegIFN治疗早期血清铁调素水平越高，患者HBsAg和HBV DNA下降的可能性越大，提示PegIFN治疗早期血清铁调素高水平，对预测CHB患者的疗效有重要意义。

研究共纳入47例接受PegIFN治疗48周的患者，动态测定血清铁调素水平的变化及铁调素蛋白表达情况，发现用药期间，HBsAg降幅＞1 log₁₀IU/mL者的血清铁调素水平显著更高，但血清铁代谢指标与肝功能之间无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与HBsAg降幅＜1 log₁₀IU/mL者相比，降幅＞1 log₁₀IU/mL者的血清铁调素水平显著更高（P＜0.01），表明铁调素表达水平可能与PegIFN的疗效有关。

通过ROC曲线分析评估治疗早期（12周）铁调素水平变化对预测患者PegIFN的治疗价值显示，对预测HBsAg下降，铁调素水平的AUC为0.762，最佳的cut-off值为239 pg/mL，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72.7%和71%。对预测HBV DNA下降，铁调素水平的AUC为0.639，最佳cut-off值为190.4 pg/mL，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72.73%和61.1%，表明PegIFN用药早期，铁调素水平的动态变化可预测治疗疗效。PegIFNα作用48小时后即可见到铁调素基因（HAMP）的表达明显增强，且呈剂量依赖性增长，并证实PegIFNα可诱导HepG2.2.15细胞中铁调素的表达。

为进一步证明铁调素对PegIFNα抗病毒疗效的影响，研究还检测了抗病毒蛋白MxA、IRF9和pSTAT1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与IPegIFNα单独作用相比，PegIFNα和铁调素共培养HepG2.2.15细胞后，MxA和IRF9蛋白的表达显著上调，提示铁调素增强了PegIFNα的抗病毒作用。

据2022年AASLD大会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CD40作为一种Ⅰ型跨膜蛋白，是连接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重要通讯介质。近年通过有关全基因组的关联研究，已在CD40的5’非翻译区发现了一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的rs1883832，被认为是HBV病毒的易感基因。

通过对945例接受PegIFN治疗的HBeAg阳性CHB患者检测表明，rs1883832是CD40的真实功能性单核苷酸多态性（fSNP），而ANXA2作为一种负调控蛋白，能够优先与rs1883832的风险等位基因T结合，降低CD40的表达。CD40通过激活JAK-STAT通路促进BST2的表达进而发挥抗HBV作用，其中BST2rs9576是CHB患者有PegIFN治疗应答的最佳预测因素。在接受PegIFN治疗的CHB患者中，血清BST2rs9576测定已被证明可望成为与PegIFN治疗应答显著相关的敏感指标。

近期，中山大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发表的一项相关研究显示，NAs经治的CHB患者联合PegIFN治疗后的功能性治愈者，血清IL-5水平显著升高，与B细胞升高趋势一致，可用于预测HBsAg清除。

该研究通过纳入的95例接受NAs治疗超过1年的HBeAg阴性CHB，HBsAg小于1500 IU/mL。在长期NAs治疗的基础上接受PegIFN 48周。最终78例有全血清细胞因子的HBV DNA阴性者纳入分析，在NAs联合PegIFN治疗前、中及结束时，每24周检测血清IL-1β、2、4、5、6、8、10、12、17等亚型和TNF-α，并采集临床和实验室数据。

结果显示，功能性治愈组的IL-5水平显著高于未功能性治愈组，两组在治疗24周及48周时上述IL亚型及TNF-α水平无差异，但治愈组的IL-5水平在整个疗程中均显著升高，未治愈组IL-5水平在24周时先下降，至48周时升高。24周及48周时功能性治愈组的IL-5水平显著高于未功能性治愈组，血清IL-5水平与HBsAg清除相关，24周及48周IL-5的表达水平能很好地预测HBsAg清除，ROC和AUC分别为0.644及0.649。

从治疗开始到24周时，治愈组的CD4⁺T细胞比例呈上升趋势，至48周时降至基线水平；而未治愈组则相反，从治疗开始到24周呈下降趋势，然后从24周到48周缓慢上升。功能性治愈组CD8⁺T细胞比例在治疗后24周时变化较小，24周至48周时增加；未功能性治愈组CD8⁺T细胞比例在治疗后24周内上升，从24周到48周略有下降。提示对PegIFN治疗的免疫应答更佳的患者更易获得功能性治愈，尤其是在CD4⁺T细胞和B细胞的免疫活性方面更佳的患者，在诱导血清IL-5快速升高及HBsAg下降方面更为显著。因此IL-5水平可预测HBsAg的清除率。

CHB患者病情的转归与宿主免疫系统与病毒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IL-21是由CD4⁺T细胞、Th17细胞和辅助T细胞（TFH）产生的I型细胞因子，与IL-2、4、7、9、15共享共同的细胞因子受体γ链，IL-21被认为是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之间的桥梁，具有免疫增强和对B、T和NK细胞反应的免疫调节作用。研究表明，IL-21是一种活化的多功能细胞因子，具有免疫调节和增强功能，可通过调节相关免疫细胞抑制HBV复制，且血清IL-21浓度与HBV DNA的载量呈负相关。

据国内通过45例HBeAg阳性CHB、20例CHB患者免疫耐受状态、非活动HBsAg携带者45例和15例健康体检者，于抗HBV治疗前及治疗48周后分别检测HBV血清标志物、ALT、HBV DNA载量、IL-21浓度、IL-21⁺CD4⁺T细胞、IL-21R⁺CD4⁺T细胞频数了解慢性HBV感染不同时期的IL-21水平和分泌IL-21⁺CD4⁺T细胞、IL-21R⁺CD4⁺T细胞频数以及治疗前后IL-21水平和相关细胞频数的差异，探究IL-21参与HBeAg阳性CHB免疫病程的机制发现，CHB和非活动HBsAg携带者患者的血清IL-21浓度[分别为（82.21±22.32）、（72.32±25.26）pg/mL]均显著高于HBeAg阳性免疫耐受患者[（20.24±15.56）pg/mL，P值均＜0.001]，非活动HBsAg携带者组患者的IL-21⁺CD4⁺T细胞频数为（7.42±2.34）%、IL-21R⁺CD4⁺T细胞频数为（6.46±1.55）%,均显著高于CHB组（P值均＜0.001）。

NAs治疗前HBeAg血清学转换组血清IL-21浓度[（92.58±25.76）pg/mL]显著高于未转换组[（68.62±15.78）pg/mL]；治疗前HBeAg血清学转换组外周血分泌IL-21的CD4⁺T细胞频数（7.89±2.05）%显著高于未转换组（5.12±1.31）%,；治疗前HBeAg血清学转换组外周血表达IL-21R⁺的CD4⁺T细胞频数（7.01±1.51）%显著高于未转换组（5.21±1.45）%。表明IL-21通过介导HBV的免疫反应参与了HBeAg阳性CHB病程的进展，较高水平的血清IL-21水平有利于控制HBV的持续复制。

虽然CHB患者和非活动携带者的血清IL-21水平相似，但处于免疫控制期的非活动携带者外周血具有较高频率的IL-21⁺CD4⁺T细胞和IL-21R⁺CD4⁺T细胞，提示免疫控制期的患者可能有更高的IL-21水平，CD4⁺T淋巴细胞产生的IL-21在慢性病毒感染过程中可增强CD8⁺T淋巴细胞的反应，从而增加对病毒的杀伤作用，进一步表明IL-21增加了处于免疫控制期患者的抗感染功能从而更利于其达到HBeAg血清转换。血清中IL-21浓度的增加能够控制HBV的持续复制，进一步促进HBeAg发生血清转换。因此认为，IL-21检测可能是一种良好的血清生物标志，有助于实现个体化的HBeAg阳性CHB抗病毒与免疫治疗效果的评价。

非活动性HBsAg携带者（IHCs）是指HBsAg阳性、HBeAg阴性/抗-HBe阳性、抗-HBc阳性、ALT正常、HBV DNA载量较低或检测不到、肝组织学正常或病变轻微的患者。近年已有多项临床研究显示IHCs接受基于PegIFN治疗后，HBsAg清除率很高，尤其对HBsAg水平极低者HBsAg清除率可高达90%以上，可极大降低远期不良结局风险，因此追求HBsAg彻底清除的意义重大。

虽然基线HBsAg水平、治疗过程中HBsAg降幅及ALT升高等指标可评价PegIFN的IHCs功能性治愈疗效，但对IHCs这种原本HBsAg低水平者而言，更加期待有更多的新标志物揭示其更好疗效的预测价值。

新近首都医科大学佑安医院通过探讨IgG及其亚型，在PegIFN治疗中对HBsAg清除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基线IgG可很好地预测PegIFN治疗对IHCs的HBsAg清除，价值高于常规的HBsAg和ALT，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预测指标。

此项研究予60例IHCs者用PegIFN治疗96周，对获得HBsAg清除者设为应答组（R组），未获得者为无应答组（NR组）。分别在基线、治疗12周和24周时检测患者的HBsAg、ALT和血清lgG亚型（lgG1~4）水平。5名健康者为对照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评估HBsAg清除的预测因素。

IHCs的基线lgG1~lgG4水平分别为13328.17 μg/mL、6186.79 μg/mL、2024.53 μg/mL、660.76 μg/mL，健康组分别为9144.00 μg/mL、4342.61 μg/mL、1772.73 μg/mL、395.17 μg/mL。IHCs的基线lgG1~lgG4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接受PegIFN治疗96周后，R组和NR组在年龄、ALT和AST水平方面均无差异，R组基线、12周、24周HBsAg水平均低于NR组。基线、12周、24周时R组患者血清IgG1~lgG4水平均显著低于NR组；基线时R组与NR组的HBsAg水平无显著差异。PegIFN治疗后，两组HBsAg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12周、24周HBsAg水平显著低于基线，R组的降幅更大；12周、24周时R组HBsAg水平均显著低于NR组。

单因素分析表明，较强的预测因子包括：基线、第12周和24周的lgG1、lgG2、lgG3、lgG4水平；12周和24周时HBsAg，12周和24周时HBsAg自基线的变化。多因素分析显示，AUROC高达0.941，灵敏度100%，特异性76.19%。最佳cut-off值为基线lgG1＜15100 μg/mL，基线lgG2＜6750.67 μg/mL。

MDSCs是一种来自髓系祖细胞的异质细胞群，是癌症和其他慢性炎症中免疫应答的关键调节因子。MDSCs和CD4⁺调节性T细胞（Tregs）可抑制机体对HBV的免疫应答，过度激活能导致HBV的持续感染。人体中MDSCs分为单核细胞MDSCs（mMDSCs）及粒细胞MDSCs（gMDSCs）亚群。CHB患者的mMDSCs显著增多，导致对HBV病毒的免疫应答不足，并引发慢性感染。

近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发表的一项关于mMDSCs和CD4⁺Treg细胞在PegIFN治疗CHB患者中的作用研究，通过纳入97例HBeAg阴性、抗-HBe阳性者，其中38例初治患者接受PegIFN单药治疗，59例NAs经治者换用PegIFN，NAs于PegIFN治疗第4周停用，并与20位健康志愿者对照。分析两组外周血中mMDSCs和CD4⁺Treg细胞的频率。

结果显示，CHB患者无论对PegIFN治疗的应答如何，其PBMCs和基线mMDSCs比例均明显高于健康组。与HBsAg清除组相比，持续阳性组的PBMCs和mMDSCs的比例更高；与健康组相比，CHB患者基线CD4⁺Treg比例也显著更高，与HBsAg清除者相比，未清除者的CD4⁺Treg的比例更高；PBMCs中mMDSCs的频率与HBsAg和CD4⁺Treg水平呈正相关但与抗-HBc或ALT无相关，mMDSC比例与血清HBsAg和CD4⁺Treg水平亦类似；HBsAg清除者和未清除者相比，获得HBsAg清除后mMDSCs的频率继续下降。

多因素分析表明，基线HBsAg和mMDSCs频率是HBsAg清除的独立预测因素。预测HBsAg清除的基线HBsAg水平、mMDSCs和CD4⁺Tregs频率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2.39 log₁₀IU/mL、1.99%和7.76%。HBsAg和mMDSCs联合预测HBsAg清除，比其他单一标记物特异性更高（93.1%）。

在2024年3月日本京都召开的第33届亚太肝脏研究协会（APASL）年会上，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报道，基线HBsAg联合Lp（a）可有效预测PegIFN的功能性治愈。研究通过回顾性观察151例接受PegIFN治疗的CHB患者，分为功能性治愈组43例（FC组）和未治愈组108例（NFC组），发现HBsAg和Lp（a）与功能性治愈相关，AUROC分别为0.87和0.77；基线HBsAg＜2.09log₁₀U/mL联合Lp（a）＞123.3 mg/L可有效预测功能性治愈，AUROC为0.902；在PegIFN治疗的优势患者中，Lp（a）和单核细胞比率（MONO%）也可用于预测功能性治愈，AUROC分别为0.74和0.71。研究认为PegIFN治前基线Lp（a）水平越高，越容易实现功能性治愈。使用基线HBsAg和Lp（a）对PegIFN疗效的判断，具良好预测价值。

NAs对HBV DNA复制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PegIFNα具有较强的促进抗原血清学转阴的能力，二者通过不同的机制发挥抗HBV作用，因此联合或序贯治疗为目前CHB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最重要用药方案。囿于前者存在诸多常见且明显的不良反应，可能给用药者带来潜在的负性心理体验，故迫切需要能有早期有效预测免疫应答和临床结局的指标，以优化CHB治疗的临床策略。

既往已有研究发现，血清IP-10作为一种高表达的趋化因子，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如趋化T细胞、NK细胞到达炎症部位发挥作用，其水平有助于CHB患者抗HBV疗效的预测，但低HBsAg水平的CHB患者血清IP-10水平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对99例CHB患者，分为NAs单药治疗或NAs联合PegIFN治疗组，每12周、24周采血一次。根据NAs和联合治疗48周后的HBsAg水平将疗效分为完全应答（CR，HBsAg转阴）、部分应答（PR，HBsAg下降＞1 log₁₀IU/mL但仍阳性）、和无应答（NR，HBsAg既没有转阴、下降也不足1 log₁₀IU/mL）。

结果显示，NAs组和联合组基线血清IP-10水平接近，抗病毒治疗后，联合组HBsAg水平逐渐下降，IP-10水平早期呈明显上升趋势后略有下降。在联合治疗期间，血清IP-10水平在第12周和24周较基线升高，其中NR组升高幅度最高，CR组最低，具有统计学意义。

第12周时，CR、PR、和NR组的血清IP-10水平分别较基线增加了0.31、0.38、0.41log₁₀pg/mL（P＜0.001、P=0.002、P＜0.001)，第24周分别增加了0.25、0.37、0.42log₁₀pg/mL（P＜0.001、P=0.002、P＜0.001）。第48周HBsAg水平较基线下降的幅度[0.81（1.84）log₁₀IU/mL]与基线血清IP-10水平呈显著正相关（P=0.047）、HBsAg水平显著负相关（P＜0.001）、与基线ALT无相关（P=0.591）。

联合组第48周HBsAg水平下降幅度与第12周血清IP-10水平的升高幅度呈负相关，但无统计学意义（P=0.068），与第24周血清IP-10水平的升高幅度呈显著负相关（P=0.005）。第12周IP-10水平的升高幅度与ALT的水平和升高幅度呈显著正相关。

采用ROC曲线分析基线血清HBsAg、IP-10水平及其组合能否预测48周时血清HBsAg的转阴和下降幅度＞1 log10IU/mL。基线血清HBsAg水平预测48周血清HBsAg转阴的AUC为0.892 （0.799-0.986，P＜0.001）；第12周血清IP-10的升高幅度预测48周HBsAg转阴的AUC为0.706（0.575-0.838，P=0.014），临界值为0.4 log₁₀pg/mL；与基线HBsAg水平单独预测相比，联合第12周血清IP-10的升高这一指标并没有显著提高预测48周HBsAg转阴的能力（AUC：0.892 vs. 0.895）。预测48周时血清HBsAg下降＞1 log₁₀IU/mL，基线血清HBsAg水平的AUC为0.703（0.565-0.841，P=0.005）。联合第12周时血清IP-10可增强预测能力[AUC=0.753（0.630-0.877），P=0.001]。

此外，血清IP-10水平在第24周的升高预测48周血清HBsAg转阴或下降＞1 log₁₀IU/mL，与第12周的预测情形一致。单因素回归分析表明，血清IP-10水平升高幅度＜0.4 log₁₀pg/mL可以预测48周时血清HBsAg的转阴和下降＞1 log₁₀IU/mL。此外，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血清IP-10早期升高幅度＜0.4 log₁₀pg/mL是血清HBsAg转阴的独立预测因子（P=0.029）。

外泌体为一种直径约50~150 nm的细胞源性细胞外囊泡，由多囊泡体的限制性膜通过向内萌芽形成，并且在多囊泡体与细胞质膜融合时被释放到细胞外，通过传递特异性成分到靶细胞，促进细胞间信息传递。许多细胞成分，包括mRNA、miRNA和蛋白，可能从带有膜囊泡的细胞中分泌到细胞外，进入血液、尿液或唾液等体液。

CCN2被包裹在外泌体中分泌出HSC外，介导HSC间的信息传递。外泌体性CCN2可能通过结合其他外泌体成分，放大或缩小纤维形成信号。由于其可进入血液，故可作为1种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用于评估肝纤维化的程度。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外泌体可将PegIFNα相关的miRNAs从巨噬细胞转移到HBV感染的肝细胞，从而抑制HBV的复制和表达，对PegIFNα治疗过程中的肝脏免疫应答具有重要作用。

2023年6月召开的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年会披露，美国一项关于外泌体转录谱的研究表明：CHB患者接受PegIFN治疗4周后外泌体出现广泛的转录变化，肝脏特异性基因的表达显著增加，可能作为一种分析肝脏源性免疫应答的非侵入性方法。

该研究通过PegIFN单药或与TDF联合治疗者，采集14例治疗48周获得HBsAg清除和26例未清除者基线和治疗第4周的全血样本，做外泌体测序。外泌体转录谱显示PegIFN治疗4周后出现广泛的转录变化，包括与IFN信号和T细胞激活相关的免疫信号，在PegIFN治疗后，外泌体测序中观察到肝脏特异性基因的表达增加，其中编码肝脏炎症标记物（ALB）、补体激活（CFHR2、CFHR5）、参与代谢途径的酶（UGT1A3、UGT1A4、HAO1）和凝血因子（F9、F13B）的基因为PegIFN治疗过程中表达量最高的肝脏特异性基因。尽管有大量的转录重叠，但在治疗4周后，48周获得HBsAg清除者和未清除者间有570个基因的转录谱存在趋势差异（P＜0.05）。

外泌体源性的肝脏特异性基因也与HBV疾病状态的临床特征（如HBsAg清除）间存在关联。表明血清外泌体测序展现了CHB患者对PegIFN治疗应答的肝脏相关信号，有可能作为一种无创分析的方法，利于研发便于预测疗效的新检测技术，分析了解PegIFN诱导的肝脏源性免疫应答，利于疗效评估。

另据2021年EASL报告，一项来自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研究，显示具有mir-574的外泌体可将干扰素α介导的抗HBV活性从巨噬细胞转移到HBV感染的肝细胞，从而抑制HBV的复制和表达。研究发现运用PegIFN治疗者以及PegIFNα处理的THP-1（人白血病单核细胞系）来源的巨噬细胞上清液的外泌体，均表现出抗HBV活性，包括抑制上清中的HBsAg、HBeAg和HBV DNA，以及HBV相关细胞系的胞内HBVcccDNA。外泌体可将PegIFNα相关的miRNAs从巨噬细胞转移到HBV感染的肝细胞，从而抑制HBV的复制和表达。

清晰识别基线或早期治疗阶段的生物标志物，为提高CHB治疗应答率的重要环节。迄今为止，尚无系统研究评估与CHB风险相关的核苷酸多态性（SNP）与CHB治疗应答的相关性。据国内一项来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联合发表的研究，共纳入四个临床Ⅳ期随机对照试验的1623例HBeAg阳性CHB患者（其中782例接受PegIFN治疗48周，随访24周；841例接受NAs治疗104周）进行回顾分析。对所有患者的14个核苷酸多态性(SNPs)进行基因分型。多基因评分（PGS）用于评估多个SNPs的累积效应。评估SNPs或PGS与联合应答（CR）以及HBsAg清除的关联。其中联合应答定义为PegIFN组72周（治疗48周，随访24周）时获得HBeAg血清学转换且HBV DNA＜2000IU/mL。

结果显示，CFB rs12614在PegIFN治疗者中与联合应答显著相关，且rs12614 TT/CT基因型者联合应答率不足rs12614 TT/CC基因型者的1/3（7.4% vs. 22.6%，P=0.009）。与PegIFN应答相关的整合CFBrs12614和STAT4 rs7574865多基因评分（PGS）与PegIFN治疗者的联合应答（P=4.000×10^-4）和HBsAg清除（P=0.010）均显著相关。但NAs治疗者中，无SNP与治疗应答相关。认为CFB rs12614可能是我国HBeAg阳性CHB患者对PegIFN治疗应答的独立预测因子。整合CFB rs12614和STAT4 rs7574865的PGS可以有效地区分对PegIFN的应答者和非应答者，其简化的检测方法目前正在临床探索中。

2024年3月的第33届APASL年会报告，一项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研究，纳入106例1-18岁HBeAg阳性CHB儿童，接受PegIFNα治疗48周，随访24周。分为HBsAg血清学转换组和未转换组。发现转换组基线IFITM1水平显著更高（P＜0.05），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年龄（HR=0.709，95%CI：0.618-0.815，P＜0.001）和IFITM1水平（HR=1.11，95%CI：1.01-1.219，P=0.03）为HBsAg血清学转换的独立预测因素。ROC曲线显示IFITM1的预测能力较好，AUROC为0.689（95%CI：0.581-0.798，P=0.001）。以IFITM1水平＞1.58 ng/mL为临界值，HBsAg血清学转换的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2.73%和75%，敏感性为82.75%，特异性为62.50%。认为基线IFITM1水平可作为CHB儿童PegIFNα治疗后HBsAg血清学转换的早期预测指标。

最新研究表明，HBV的感染性颗粒（Dane颗粒）和非感染性亚病毒颗粒（SVP）的HBsAg，可通过中表面蛋白PreS2结构域的O-糖基化来区分。据2023第74届美国肝病研究学会年会（AASLD）大发表的一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研究，回顾性纳入86例初治基因C型CHB患者，分别测定基线、ETV或PegIFN治疗后第4、12、24、48周时的O-糖基化HBsAg、HBsAg、HBeAg、HBV DNA、HBV RNA。使用针对中表面蛋白的O-糖基化PreS2结构域的单克隆抗体，对血清O-糖基化HBsAg水平进行半定量。

结果显示，基线O-糖基化HBsAg水平与HBsAg、HBV DNA、HBV RNA和HBeAg显著相关；同样与HBV DNA检测不到的患者中的HBsAg、HBeAg显著相关。抗病毒治疗48周后血清O-糖基化HBsAg、HBsAg、HBV RNA、HBV DNA水平均下降。共60例患者获得病毒学应答（VR），在ETV治疗期间，基线O-糖基化HBsAg水平预测VR的AUC为0.841，预测值优于HBsAg（AUC=0.815）、HBV RNA（AUC=0.704）或HBV DNA（AUC=0.694）。

在PegIFN治疗期间，基线O-糖基化HBsAg水平预测VR的AUC值为0.762，高于HBV RNA（AUC=0.755）、HBV DNA（AUC=0.667）或HBsAg（AUC=0.556）。基线O-糖基化HBsAg水平预测PegIFN治疗48周HBsAg下降1logIU/L的AUC为0.900，高于HBV DNA（AUC=0.839）、HBsAg（AUC=0.700）或HBV RNA（AUC=0.515）。认为在抗HBV治疗期间，血清O-糖基化HBsAg水平的变化可能预示着血清中的HBV DNA和HBV RNA水平，血清O-糖基化HBsAg水平可作为预测基因C型的CHB患者治疗期间获病毒学应答的新指标。

总之，随着CHB应治尽治，全员治疗理念的提出与完善，功能性治愈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但优势群体的遴选与甄别，可能成为诸多CHB患者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公里”。因此社会呼唤新的精确检验方法，能够及时地筛选出合适的治愈人群，简便易行且可重复性好，易操作、成本低廉，利于动态观察，现有的检测方法显然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就使得新检验技术的开发逐渐成为热点。虽然当今的探索性研究方兴未艾，有遍地开花、星火燎原之势，但尚待接受临床的进一步验证，其中的诸多技术瓶颈与方法壁障，亦需假以时日陆续获得突破。目前已报道和披露的可用性检测亦可能仅为冰山一角，且多为个别研究人员和实验室运用自己的方法技术的独立探索，所积累的病例尚少，其权威性、可重复性尚需更多临床验证，距成熟技术的形成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期待着“吹尽黄沙始见金”的华丽转身。

END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声明：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