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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田青打工文学奖”参评稿件
想起我第一次来广东找工作，记忆犹新，心里酸酸的。
一九九五年夏的某一天，我同村里的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一起南下。夏天的夜晚来得比较晚，我们一行四人下车已是七点多钟，晚霞照在广州站的大钟上，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 “广东遍地是黄金。”我说，“不一定！”在东莞打工一年多的于姑娘说，“广州可是花花世界，这没有错。”
“有没有去东莞的？我们的车马上发车了。”一辆中巴车上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大声叫着，车上坐了少部分人。
“去东莞多少钱？”于姑娘问。
“十元，先上车后买票。”那位女人催着。
“我们坐这辆车吧。”于姑娘说。 “好吧，我们听你的。”一行四人鱼贯着上了车。
中巴车在广州城里转来转去拉客，转了一两个小时，陆陆续续地上人。上来的人都要问车票钱，那位女人不厌其烦地回答十元钱一个人。
“便宜。”许多乘客高兴地说。
晚上九点多钟，满载人的中巴车终于踏上了去东莞的路。车到白云山脚下， “买票买票。”女人从司机旁边站起来。有人掏出十元钱买票。
“少了，五十元一张票。”女人不耐烦地说。
“你不是说十元一个人吗？！”
“那是上车前的价。”忽地从车的前部冒出四个大汉，“五十元一张票，要不要买？！”四个大汉恶狠狠地说。
“你们怎么出尔反尔？”有乘客表达不满。
“五十元一张票到底买不买？！”从车的后部窜出四个拿着刀子的大汉，车前部的四个大汉也掏出明晃晃的刀子。
“你们到底买不买？！”八个大汉眼露凶光。
满车乘客被吓着了，大家纷纷掏钱买票。
“行行好，我身上只有二十多元……”一个男青年小心翼翼地说。
“真的没有多余的钱了？！”一个大汉开始搜他的身子，确定没有。
“不行，一定要五十元才能买到一张票！”
“我手上的旧手表抵给你们可以吗？”大汉拿着他的旧表，看了看，露出不悦神色。
“穷鬼，滚下车去！”司机突然减速停车，那位男青年被推下车，车门被快速地关上，飞快地开走。
“趴下，赶快趴下！”司机大叫着。全车人很听话地将身子趴下，从外面看整个车厢里好像没有几个人。我们像一群被人掐住脖子的鸭子，很听话。车子很快地经过了一个治安岗亭，岗亭里有位警察执勤。后来，于姑娘告诉我们，说那群歹徒怕乘客向警察大声呼救，想出了那一招。
车子还没有到东莞汽车总站，所有的乘客被赶下车，我在地上没有站稳，车子载着八位大汉、那位卖票女人，司机象发疯了一样，“轰”地开跑了。我们四个人步行半个小时才到裕元工业园，时间快到十二点钟。工业园里几乎没有人，最后一家旅店快关门了，
“快住店，在大街上游逛，被查暂住证的抓到了，没有好日子过的。”店主好意地劝说。于姑娘说查暂住证很严的，抓到了没有暂住证的，要被送往樟木头劳教所。我们住了店，每人每晚十五元。
后来于姑娘说，其实从广州到东莞的车费只要十五元。不过那辆车上的歹徒还算好的，没有将乘客身上的钱全部搜刮干净。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开始找工作。广东夏天的太阳好毒，热辣辣地照在身上，像要吸干身上的水分。不敢喝自来水，喝坏了肚子，没钱治疗。我们几个人带来的钱不多，买馒头就着矿泉水充饥。于姑娘在裕元鞋厂干过一年，托熟人的关系，她和罗姑娘很顺利地找到了普工的工作。她们搬进裕元鞋厂宿舍。裕元厂里的员工每天要上十五个小时的班，当年一个月五百多块钱的工资，劳动付出与所得回报太不成正比了！
晚上，于姑娘带我和于小伙到裕元鞋厂旁边城中村的一家黑旅社住宿，五元钱一晚。老板说话直截了当，说他只负责提供住宿的地方，至于没有暂住证被治安队员抓住了，他管不了也保不了。黑旅社里睡的是通铺，没有蚊帐，没有铺盖，只有汗臭味很浓的草席子，草席子很久没有洗了。一条通铺上密密麻麻地睡上几十人，房间里阴暗潮湿，老鼠蟑螂横行霸道，蚊子很不客气地吸着我们这些找工人的鲜血。房间里臭气哄哄，死老鼠味，臭脚丫子味，酸酸的汗臭气，还有旁边臭水沟里的污水味随着夜风飘进来。
第三天，我和于小伙继续顶着烈日，忍受饥渴找工作。两人靠步行，一家厂一家厂地找，男孩找工作谈何容易。照样吃馒头节约着喝矿泉水。为了节约五元钱的住宿费，我们晚上住在了一个快要完工的六层楼工地，听说工地老板是湖南人。就着自来水洗完身上的污垢，我们就着木梯爬上了楼梯房的顶部。经过一天曝晒的顶楼还是很热，就着席子躺在楼板上，身上的汗水汩汩地流出来。蚊子很多，狂轰猛炸地叮在身上，火辣辣地痛。头顶上，飞机飞来飞去。我和于小伙看着飞往张家界的飞机，我们的思绪也随着飞机飞往家乡。我们想家了，如果家乡不穷，我们不会出来打工，不会在外面受苦受累。至于找不找得到工作，心里根本没有谱。实在太累了，两人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过后，两人被一阵吵闹声惊醒，“治安队查暂住证了！”有人在建筑工地上大叫，“跑什么跑，没有暂住证休想跑掉。”治安队员毫不客气地说。楼下的警车呜呜地叫个不停。整个没有完工的建筑工地上乱哄哄的。有不少睡在六层楼以下找工作的人被带进警车，治安队员朝最顶楼层六楼爬上来。我和于小伙吓得不得了，往下冲是死路一条。情急之中，我对于小伙说：“我俩将木梯扯上楼梯顶，治安队员没有见着木梯，不会觉得楼梯顶上藏有人”“你这个办法好！”于小伙很赞同。两人齐心协力地将行李搬上楼梯顶。将简易木梯撤掉，两人用力拉上楼梯顶，平放在上面。两人紧贴楼梯顶部，躺在上面不敢做声。两人的心快要跳出来了。两人躺下没多久，亮晃晃的手电光朝六楼射来，嘈杂的脚步声敲击着我和于小伙的心房，两人吓得脸都白了，大汗淋漓。“好好检查，不能漏掉一个！”有个小头目大声说。一群治安队员坚决执行命令。六楼的角角落落被搜了个底朝天。“没有！”治安队员得出最终结论。他们压根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就在楼梯顶上藏着两个活生生的人。随着一阵乱糟糟的下楼梯声，明晃晃的手电光消失了。警车启动声过后，整个建筑工地归于平静。我和于小伙成了漏网之鱼。“幸亏我俩将木梯拉了上来，要不然我俩死定了！”我摸着湿漉漉的身子说，我发现于小伙的全身也湿透了。两人相对而笑，继续躺下睡觉，睡得很踏实。两人将简易木梯放回原处,认为发现了一个很安全的免费的睡觉地方。
以后的几天，我们以顶部水泥地当床，以天当被子，以行李包当枕头，将一件衣服搭在肚子上，开始了我们的高空睡眠。还是担心被治安队查暂住证逮住，我们睡得不踏实。天刚蒙蒙亮，我们爬起来了。
住了几天工地，找了几天工作，受了几天罪，身上的钱越来越少，工作没有着落。我和于小伙有了打道回府的想法，那时没有手机，我和于小伙去电话亭打长途，一分钟一块五毛人民币。远在家乡的父母接到我们的电话，同意了我们返回家乡，希望我们结伴而行，早早回家，免得他们担心。
从踏上东莞土地那天算起，我和于小伙在东莞呆了一个星期。回家的那天，天刚麻麻亮，于姑娘送我和于小伙坐上了回广州火车站的大巴车（罗姑娘在裕元鞋厂里面上夜班，没有出来送行）。于姑娘朝我们挥手，说她要回厂里上班，不送我们到广州火车站了，一年后在家乡见面。她签了一年的合约：为台湾老板服务满一年，才能回家。
回到家乡的我和于小伙廋了一大圈，全身晒得黑黑的。说起我们心酸的第一次到广东找工经历，我们的父母亲戚朋友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任新桥，湖南张家界人，土家族。来广东打工近20年，长年在工厂。业余时间爱好读书写作。在《江门文艺》《南方工报》《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发表文字若干。
通信地址：东莞市黄江镇刁朗村金朗一街16号融创厂
注：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向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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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编：李智杰 微信：ANOO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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