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李大宇，男，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仿真、数据科学治理；

黄欣卓，通讯作者，女，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编审，研究方向：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科研管理。

摘要：案例研究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伴随着诸多质疑之声。本文基于国内知名学者的深度笔谈，多维度剖析了案例研究在方法滥用、研究质量把控等方面的症结所在，由此入题深入探讨了新型案例研究的本土化发展路径、高质量案例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以及案例研究的前沿拓展方向。研究发现：案例研究方法的滥用主要源于规范性缺失；高质量案例研究的关键在于实现理论与观察的反复融合，加强“入口”与“出口”控制；中国本土化的新型案例研究范式应立足问题导向，彰显“六度”内涵；案例研究的创新发展有赖于个体体验式与洞察式的复杂性方法论、对不同研究问题类型的适配，以及跨情境、跨学科的整合。中国案例研究应自觉承担起应对人类社会复杂性挑战的使命，在理论批判、概念创新、实践指引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案例研究；认识论；方法论；新型案例研究；高质量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作为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能够洞悉复杂社会现象，发掘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机理，尤其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对理解新兴实践样态、构建本土理论话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案例研究的泛化与简单化倾向日益显著，其研究质量与理论贡献亟待反思。审视当下中国案例研究的现实境遇，面临选题同质化、研究设计失范、理论贡献缺失等诸多困境。如何扭转案例研究的方法论乱象？如何规范与把控案例研究的质量？如何推动案例研究阐释复杂社会现实的独特价值？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诊断与反思，是新时代中国案例研究创新发展的逻辑起点。

1.1 案例研究方法滥用的表征

1.1.1 案例研究的认识论反思与复杂性思维

米加宁教授针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提出了深刻的认识论反思。他指出，当前案例研究方法滥用的根源在于研究者过于简化了案例研究的复杂认知过程。米加宁强调，高质量案例研究应超越简单的现象描述，致力于理论抽象和概念创新。更为关键的是，他将案例研究与复杂性科学相联系，指出“案例研究的核心使命在于深入剖析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然而许多研究却试图用简单化的范畴和线性思维来认识案例，这必然导致对真实世界的片面理解和错误解释”。米加宁主张，案例研究应树立复杂性思维，以开放、动态的认知视角把握社会实践，揭示事物演化的非线性、涌现性特征。

1.1.2 案例研究的五大“踩坑”问题

李辉教授以更加直观、形象的方式揭示了当前案例研究普遍存在的误区。她将这些问题概括为“五大踩坑”：一是“所见即所得”，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实地调研，只凭一己之见下判断；二是“走马观花”，论证缺乏扎实的证据链和数据支撑；三是 “就事论事”，忽视跨案例比较与理论洞见的生成；四是“自说自话”，罔顾与既有文献对话；五是“削足适履”，先入为主地套用某一理论范式，而非开放地对话不同理论取向。这些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研究者对案例研究的方法论规范缺乏自觉。案例研究绝非任意堆砌资料，而是将理论与经验持续对话的复杂过程。其要义在于以理论敏感性捕捉关键个案，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理论取向，以缜密的论证实现理论飞跃。

1.2 案例研究质量把控：构建高质量案例研究的标准

面对案例研究方法滥用的乱象，如何从方法论规范的高度来把控案例研究质量？在此次笔谈中，章昌平教授与梅赐琪教授分别从过程控制与认识实践两个维度提出了富有洞见的思考。

1.2.1 高质量新型案例研究“入口”与“出口”控制

章昌平教授指出，案例研究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研究全过程的规范性，尤其需要把控案例选择、理论基础和理论贡献三个关键环节，即“入口”与“出口”。

一方面，“入口”上的案例选择必须遵循目的性和理论相关性原则，“通过严谨的理论抽样来判断案例能否丰富和拓展理论认知”，淘汰那些仅仅贴标签式的“成功范例”“样板经验”，聚焦于蕴含理论洞见的关键案例，尤其是“反常”案例、“失败”案例。这意味着案例研究必须摒弃简单的“拍脑袋”式经验总结，进入理论视野中去发现关键案例及其背后的深层机理。

另一方面，“出口”上则要求研究者通过扎实的文献基础，透彻把握既有理论的核心观点、研究脉络，准确定位自身研究的理论坐标，由此形成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做到“案例分析中聚焦关键事件、关键环节，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对话中抽象出新的理论范畴”，使案例研究真正趋向理论化、概念化、关系化。这要求研究者在理论积累上锤炼深厚功底，在学理对话上勇于批判性思考，切忌“结论先于案例”“概念先于论证”的本末倒置。

1.2.2 理论与观察的反复融合

梅赐琪教授则从认识实践的逻辑层面对案例研究质量问题进行了再思考。他指出，高质量案例研究的奥义在于实现理论洞察与实践观察的不断交织与融合。然而，当下案例研究的一大通病恰恰在于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脱节，“许多研究者先入为主地套用某种理论范式，再去寻找佐证性材料，结果导致了案例与理论的‘两张皮’现象”。这种“理论先于观察”的做法违背了案例研究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梅赐琪看来，案例研究应以一种“存算一体”的开放性结构展开。其要义不在于事先预设理论框架，而在于进入研究场域后以开放的视野观察案例，通过发现与理论认知相悖的反常个案来质疑、突破乃至重构既有理论。这种“理论-观察-再理论”的认识实践，强调以理论引导观察、以观察促进理论革新的反复互动，从而实现理论的不断修正与拓展。这也呼应了建构主义的研究哲学，即知识生成源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

在反思案例研究方法乱象的基础上，笔谈学者进而对新时代中国语境下推进案例研究范式革新、方法创制的思路进行了积极探讨。马亮教授强调案例研究议题选择的多元化，李辉教授提出三种本土化范式，而米加宁教授则呼吁实现范式革命式的根本突破。

2.1 鼓励研究什么案例？

何谓新型案例研究？如何突破同质化、单一化的选题桎梏？马亮教授给出了颇具启发的思路。

一方面，案例研究应在选取对象上实现多元并蓄、百花齐放。可考虑“宏大叙事与小切口、聚焦性与竞逐性、当下与过去、中国与世界、真实与虚拟”等维度拓宽研究视野，激发创新性议题的生成。

另一方面，案例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善于从实践困境中提炼有理论意义的“病症”，再对标前沿理论发现洞见。比如，聚焦于乡村治理失灵、扶贫陷阱等现实悖论，深入发掘其背后复杂的利益格局与行为逻辑；或对典型案例进行历时性追踪，考察其在不同制度语境中的异质性挑战。再如，对于诸如“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等热点话题，案例研究应跳出简单化的“标签化叙事”，将其置于历史、文化、政治等制度场域中加以立体化解析，挖掘其中蕴含的创新性理论议题。

新型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对选题保持开放性与敏锐度，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实践图景中发现、提炼和比较那些极富理论张力的个案，进而实现理论创新。

2.2 案例研究的三种本土化范式

面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复杂现实，如何进行案例研究的本土化探索与创新？对此，李辉教授提出了案例研究的“三种范式”。其一，偏重科学主义的案例研究强调过程规范与结果检验，通过严格的抽样、编码、比较等标准程序，力求实现结论的稳健性和可推广性，主要适用于因果型议题的探讨。其二，偏重人文主义的案例研究注重意义阐释、追求价值关怀，通过厚植深描来呈现个体行动和社会互动的多重意蕴，主要适用于探究社会现象的多元内涵。其三，偏重经验主义的案例研究则致力于总结实践智慧、回应治理难题，通过更直接的案例分析和观点表达，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话。

三种本土化范式体现出不同的方法论预设和价值取向，各有侧重又殊途同归。案例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情境，在三种范式间实现优势互补、整合创新。当然，任何范式的成熟都离不开扎实的规范建设。无论是基本原则的明晰、操作程序的标准化，还是评价指标的建立，都需要学界的持续关注与共同努力。

2.3 中国新型案例研究范式的突破

与当下许多学者主张在西方主流范式的基础上实现局部创新不同，米加宁教授对既有案例研究范式提出了更加颠覆性的反思。在其看来，主流的实证主义案例研究由于“仍囿于线性因果思维的桎梏，力图以简单机械的逻辑来注脚复杂系统”，其结果无非是“庸俗化社会现实，无法揭示事物的生成演化规律”。

面对西方范式的种种认识论局限，米加宁主张实现中国案例研究的“范式革命”。这一全新的研究范式应扎根中国语境，直面中国问题，致力于发掘蕴含于中国发展实践中的普遍规律，做到“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又放眼世界视野，以中国智慧回应人类社会共同挑战；坚持开放性、批判性，在学理对话中突破原有认知局限，实现理论自觉；秉持人文关怀，将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案例研究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这是一种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富有批判性、创新性、人文关怀的中国新型案例研究范式，标志着中国学者在方法论领域的自觉反思和学术自信。

在阐明案例研究创新路径的基础上，笔谈学者还就建构高质量案例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进行了深入讨论。谭爽教授提出案例研究需把握“六度”内涵，张楠迪扬教授主张根据问题类型匹配研究方法，而米加宁教授进一步强调了个体洞察力在复杂性案例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3.1 案例研究应把握的“六度”

何谓高质量的案例研究？谭爽教授给出了极富洞察力的“六度”理论。一是限度，即充分认识案例研究的局限性，避免过度类比与不当推论；二是宽度，即关注案例背后的情境性因素，力求在个案深描中实现理论拓展；三是深度，即对案例的机制、结构乃至文化根源进行“一竿子插到底”式的透视；四是鲜度，即聚焦于反常个案与失败案例，为理论创新提供新鲜“反例”；五是广度，即关注案例研究的现实影响力，实现理论价值向实践力量的转化；六是长度，即在学理积累、方法论创新和学术共同体的互动中实现案例研究价值的持续发展。

这“六度”实质上勾勒了高质量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向度。唯有立足于情境性分析，在特殊性描述中发掘一般性理论；进行纵深性剖析，揭示表象背后的深层结构；聚焦反常性个案，为理论创新积累“反例”；放眼实践影响，实现理论品格的彰显，方能推动案例研究实现规范性、理论性、批判性、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3.2 研究问题类型驱动的案例研究

在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上，张楠迪扬教授提出了极富洞见的“研究问题类型驱动”思路。她指出，案例研究需对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量体裁衣”，实现问题特征与方法取向的适配。具体而言，描述性问题旨在刻画事物概貌、揭示运行机制，适合选择代表性案例进行深描，在呈现案例丰富性的同时捕捉一般性规律；解释性问题致力于阐释影响因素与结果间的作用机制，适合选择关键案例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相似案例间的差异比较和差异案例间的相似比较来检验和发展理论；探索性问题则面对全新的研究议题，尚无成型理论可供借鉴，适合选择极端案例、负面案例，通过编码、理论饱和等方式生成新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框架。

与问题类型相适应，张楠迪扬进一步提出了案例研究的三种方法取向：对于描述性问题，案例研究要做到“厚描述”，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在细节呈现中揭示意义；对于解释性问题，案例研究要实现“深描述”，通过过程追踪、机制分析等，在事件链刻画中揭示因果逻辑；对于探索性问题，案例研究则要体现“新描述”，通过编码、理论饱和等方式深入挖掘案例的内在逻辑和演化规律，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框架。

3.3 个体体验式与洞察式的复杂性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如何实现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深度把握？在米加宁教授看来，高质量案例研究要立足复杂性视角，通过个体体验式与洞察式的研究方法直面现实复杂性。这种“个体的体验式和洞察式研究”强调研究者要深入复杂情境，以亲历者的身份获得第一手体验，在此基础上提炼有洞见的研究问题，“通过个体体验，有一定的洞察力，并在案例研究中发现，如果没有洞察力就无法应对”。

与此同时，案例研究要善于整合多元方法，实现复杂性的多维度呈现。定性研究如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有助于还原行动者主观建构过程，揭示其意义脉络；而定量分析如社会网络分析、QCA等，则有助于刻画行动者间的关系结构，考察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行动的制约。要善于在两类方法的综合运用中，在行动与结构的交互视野下，真正揭示复杂系统的多重决定机制与涌现规律。这种复杂性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具备“对事物本质的敏锐洞察力”，需要兼具宏观的理论视野和微观的田野经验。正如米加宁所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案例研究是个人的洞察”，优秀案例研究者如同具有洞察力的企业家，善于发现常人难以察觉的关键性问题。

如何实现理论创新？如何推进跨情境比较和跨学科整合？案例研究又将如何回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挑战？诸位学者对案例研究的这些前沿议题和未来图景也进行了深度展望。

4.1 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

4.1.1 案例研究应关注现象批评与理论创新

梅赐琪教授敏锐指出，案例研究不应满足于对成功经验的简单总结，而应勇于批判性发问，着眼于对既有理论认知的突破。然而，当下案例研究存在明显短板：要么局限于“正面案例的无限上纲”，对成功经验照单全收；要么简单套用某一理论范式解释案例，实则依然没有跳出“两张皮”窠臼。这些研究在现实洞察上缺乏批判性，在理论贡献上缺乏突破性。

梅赐琪由此呼吁，案例研究“应该批判”，对标志性案例保持敏锐的问题意识，敢于质疑看似成功的治理实践，深挖其中存在的张力与悖论；同时，案例研究要立足于理论反思，着眼于“对既有理论形成有力质疑和挑战”，通过发现反常案例、特殊案例来突破主流认知，由此实现理论创新。

4.1.2 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类型

谭爽教授则进一步反思了当下案例研究在理论贡献上普遍存在的不足。许多研究者缺乏理论生产的自觉，满足于现象罗列，难以上升到理论高度；一些研究虽提出新概念，但由于缺乏与主流理论的系统对话，这些概念往往是“空对空”，转瞬即逝，无法真正融入学科话语体系。

针对这些问题，谭爽提出案例研究应致力于三种层次的理论贡献：其一，理论修正，即发现既有理论难以解释的反常案例，由此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革新；其二，理论拓展，即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分析情境，实现理论外延的拓展；其三，理论深化，即实现对理论内涵的精细化解释，揭示事物运行的深层机制。这三种理论贡献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一个螺旋上升、循环递进的过程。要在案例分析与理论对话的不断交织中，在新旧概念的持续碰撞中，持续发掘和确立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

4.2 跨情境与跨学科的案例研究整合

4.2.1 跨学科视角拓展案例研究空间

面对日益专门化、精细化的知识生产状况，马亮教授提出跨学科研究有望为案例研究开辟新的想象空间。从理论视角看，不同学科理论可为案例研究提供更加多元、立体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实现理论视角的“交叉融合”，催生新的研究议题和解释路径。从研究方法看，定量分析、新兴技术方法与案例研究的结合将提升案例研究的精度，拓宽案例研究的外延，实现定性与定量的优势互补。

跨学科案例研究除对研究者的知识广度和方法论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外，还有赖于学科边界的突破和学术共同体的培育，这对相关制度环境和学术生态提出了新的要求。

4.2.2 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互动

张楠迪扬教授进一步指出，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应是一个交互促进的过程。新兴理论视角的引入倒逼研究方法的更新，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制度逻辑理论等新进路，要求案例研究在关系性、情境性呈现上有新的突破。同时，案例研究方法的革新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持续动力，通过发现反常个案、特殊案例，质疑和突破主流理论。

在此语境下，案例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创新需服务和融入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的“双循环”建构。它要扎根中国实践，提炼蕴含于中国经验中的原创性理论范畴和话语表达，彰显“中国理论”的独特内涵；同时，又要放眼全球视野，推动本土理论资源的“再创造”，在人类知识谱系中彰显中国学理贡献。这需要高质量案例研究者在借鉴域外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实现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转化，为中国理论的生成提供持久动力。

4.2.3 跨情境比较案例研究

不同制度语境下的实践样态大相径庭，而建构普适性理论又是社会科学的应然追求，如何调和这一悖论？谭爽教授指出，跨情境比较案例研究为探索一般性理论规律提供了重要路径。它能在差异中发现共性、在共性中彰显差异，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中推动理论突破。

具体路径包括：跨组织比较，有助于揭示不同组织类型中的共性机制；跨制度比较，有助于刻画特定制度惯习下行动的独特逻辑；跨文化比较，有助于彰显不同文化传统下行动的独特内涵。

开展跨情境比较对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比较方法、跨文化交流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者要在扎实的理论积累的基础上，以开放、谦逊的态度投身异质性语境，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力求在特殊性描述中提炼出一般性理论，进而实现理论创新。

4.3 案例研究应对人类社会复杂性挑战

回到案例研究的终极使命，米加宁教授再次强调，案例研究理应自觉担当起回应人类社会日益加剧的复杂性挑战的时代重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空前上升。气候变迁、科技革命、全球化演变、地缘博弈等多重因素交织发酵，使得社会系统愈发纷繁难测。在此语境下，人类认知能力与现实复杂性的矛盾日益凸显，简单化、线性化的因果思维已然捉襟见肘。案例研究作为理解、把握与应对复杂性的利器，理应勇于面向未来，直面挑战。

案例研究应着眼于刻画复杂系统的生成演化机制，通过典型个案的纵深分析，还原系统演进轨迹，识别关键节点与“涌现”机制，为把握非线性变革规律提供经验支撑。案例研究还应聚焦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的交互塑造，在解析个体行动逻辑的同时，揭示个体互动与宏观涌现的桥梁机制，探寻社会结构的形成机理。立足微观，放眼宏观，在行动与结构的交互视野中把握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提供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智慧。

梳理笔谈诸议题的思想脉络，新时代高质量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特征逐渐清晰：其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中国转型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个案，在回应现实关切中实现理论突破；其二，坚持实践品格，在鲜活生动的田野调查中提炼理论范畴，彰显理论的扎根性；其三，坚持理论自觉，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又放眼世界视野，在学理对话中实现话语创新和理论飞跃；其四，坚持人文关怀，将追求人民福祉、维护人的尊严作为案例研究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

毋庸讳言，中国案例研究要真正实现理论自觉、方法创新、话语革新，尚需直面诸多开放性议题：第一，案例研究方法的滥用症结根植于理论基础薄弱、规范性缺失，未来亟需围绕案例研究的理论驱动特性、高质量案例研究的标准规范体系等展开更为聚焦的探讨；第二，案例研究要实现“范式革命”式突破，尚需在本体论、认识论层面进行深层反思，突破实证主义桎梏，重塑“还原论”色彩浓厚的因果思维；第三，理论视角的革命性转向倒逼研究方法的重构，方法创制又为理论创新提供持续动力，案例研究范式的系统重塑，有赖于进一步厘清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的关系，推进二者的良性互动；第四，案例研究应借鉴复杂性科学、涌现理论等前沿范式，在刻画系统涌现、演化机制中探寻蕴含于中国经验中的普遍规律，这需要跨越管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藩篱，形成多学科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

相信通过公共管理学界的持续努力，新时代中国新型案例研究必将持续为建构中国话语、中国理论、中国学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