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有位老人告诫我，人这一辈子就两件事，一是做学问，一是做人。所谓做学问，就是或可叱咤风云，或可著书立说，或可恪守本职，一句话，就是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所谓做人，就是修行心性，淡泊明志，最基本的是要“慎独”，就是要有良心、有良知。
如今，厚黑学成为了中国第一学科，人生两件事变成了人生三件事：做学问、做人和做人脉。这三件事中，顶顶重要的就是做人脉。在这样的人生价值体系中，情商原本的涵义被偷换了，把握情绪、平衡浮躁、保持坚强的意志品质这样一样情商要素被偷换为如何与人打交道、攀交情。心的东西到了中国，就变成了脸的东西。这也是西方情商学中国化后的又一种“中国特色”吧！正所谓，脸面、场面、情面，都是中国人的特产，人格外化的一种东西。
中国的文化是经世致用的文化，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文化。在中国，人们的认识并不是来自科学判断，而是来自价值判断。所谓科学判断，是指判明正确还是错误；而价值判断，是指判明有利还是有害。在中国，正确还是错误不重要，有利还是有害才是顶顶重要的。选择做正确的事不重要，选择做有利的事才是顶顶重要的。因此，在人学范畴中，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心学”的，只有“脸学”，人的修炼全在一张脸上，而绝不是在心里。所谓修行心性，并不是要保持心灵的健康，只是要保持健康的脸面，来保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儒家的伦理之说，中心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就是脸面的修行。脸和谐，内心不和谐了怎么办？儒学没有说，只是要求克制。这一点，儒学还真不如道学。道家之说是出世之说，是给社会上失败的那部分人享用的，讲到了平衡内心中的不平，因此要深刻很多。
因此，人脉之说，并不是当下首创，实实在在的，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所谓做人，在中国，实际上就是做人脉。国外没有围在一桌开盛宴的习惯，中国就有！逢年过节的，国外没有登门送礼发压岁钱的习惯，中国就有！在国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在中国，人脉才是第一生产力。
当年刘备为什么要三顾茅庐？真的仅仅因为是诸葛亮才高八斗呀？不是！作为寒门布衣，诸葛亮不是世家子弟，在门阀制度下是断没有出头之日的。为了打通自己的人脉，诸葛亮娶了发黄面黑、丑的不能再丑的黄阿丑做媳妇，就是因为黄阿丑的父亲黄承彦是荆州地界的大土豪，而且还同荆州世族蔡氏有姻亲关系，很能影响当地的政界。诸葛亮同黄阿丑结婚，也因此围拢了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一干不是名士的士子。再加上司马徽这个当地世族的推荐，刘备就不得不三顾茅庐。诸葛亮再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不是蔡家的亲戚，没有司马徽的推荐，没有士子们的造势，一句话，没有诸葛亮运作到极致的人脉，诸葛亮反过来三拜刘备，刘备也不会理他。刘备重用诸葛亮，用他的才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用诸葛亮的人脉，因为刘备自己太需要荆州的人脉了。
在中国，“脸学”是第一应用学科，可以申请诺贝尔奖。
“脸学”的第一个要诀是有事没事都要露个脸，叫“混个脸熟”。严家其说过，想从政从商从文，总之要想成功，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知名度。什么是知名度？就是脸熟！这就像广告一样，好不好看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人觉得你的脸很熟，要像蓝翔那样，一说“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每个人都知道！
微信微博，说是自媒体，实际上是个扩展人脉的社交平台。所以玩微信微博，如果拿它做社交平台，要想别人随时看见你的脸，讨不讨人嫌不重要，使劲刷屏是关键。
要想混脸熟，没事的时候都要设法挖空心思找个事儿求人帮忙，好有机会送送礼请请客，脸越混越熟嘛！
掌握“脸学”的第一个要诀，脸皮一定得厚。不管风吹雨打，永远要荣辱不惊。
“脸学”的第二个要诀是，脸混熟了还一定要给自己给对方留下脸面，做足情面。其根本就是，不要说真话，要说好话，说体己话。
如今，在政商文各界讲的全是人脉，民间协会义兄弟黑社会运作的也都是人脉。职业经理人进了公司，那是把公司当跳板，目的是经营人脉，无论是上司同僚还是下属，鉴别攀附交结使用褒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对自己人脉的扩展有利还是无利。在政权资源高度集中的中国，所有人所有企业都挤到了首都，把首都变成了首堵，在京人员和机构的全部职能只有一个，请客、送礼、做人脉。
这样一来，中国的上层，主要就是由做人脉的人所饱含；至于会做学问的，那就进入中国的最低层，糖没得吃，苦力的干活。至于天天陶冶心性的做人的人，那就出家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