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谈|最高院（2019）建工案件裁判规则50篇之二十：发包人与承包人在招投标程序前签订《补充协议》的，应视为串标

一审法院对于涉案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双方是否存在串标行为作出了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元力公司与昕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间虽在案涉工程项目中标前，但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间系在元力公司中标后，且该两份合同系依据中标的相关内容签订的，不能仅以双方在案涉工程项目招投标前签订了《补充协议》，进而推定双方在招投标中存在串标行为。最终，一审法院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3年3月30日，昕安公司就案涉工程与元力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对工程项目概况、工程造价与取费标准、工期、工程质量标准和保修期以及工程款的支付和结算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10月21日，昕安公司才向元力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元力公司为案涉工程的中标单位。同年10月30日，元力公司与昕安公司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昕安公司于招投标前与元力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并对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作出约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五条规定，中标无效。因此，元力公司与昕安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六条约定“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1、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补充协议》亦无效。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可知，对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是否存在串标行为，不能仅以正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否在确定中标之后，来认定双方是否存在串标行为，而应直接审查《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否早于招投标程序，以及《补充协议》有无对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作出约定。现实中，许多发包人在与承包人进行串标时，往往将提前确定好的合同内容命名为《补充协议》，并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补充协议》是其的组成部分，以此达到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认定，能够对打击串标行为、规范建设工程整体市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起到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