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04年初夏的一天，家在今甘肃武威市的著名学者张澍去城郊的清应寺游玩。发现一座碑亭，碑亭前后被砖砌得严严实实。拆开碑亭封砖，扫去尘土之后，石碑的本来面目逐渐显露了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额为一对线刻的伎乐菩萨，作翩翩起舞状。碑高250厘米、宽90厘米，上面刻的文字形体方整，共计28行，每行65个字。
以博学见长的张澍不由得大吃一惊：这究竟是文字还是符号呢？到石碑背后，张澍意外地发现了和碑面相对应的汉字释文。汉文碑刻的第一行就写着“大白高国境凉州感通塔之碑铭”，立碑年款是“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于在《宋史》中找到了这样一行记载：“天佑民安元年，六月，夏与宋约定绥州附近国界。”天佑民安，正是西夏第四任皇帝李乾顺的年号。那么，碑文上的那些古怪文字，就是西夏王朝的文字了。
此时距离成吉思汗留下遗言，让蒙古军队灭亡西夏已近六百年，关于这个王朝的史料记载几近绝迹。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在清应寺被发现三十三年后，他于公元1837年完成的《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刊出了自己的这一发现，张澍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学界中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第一人。
11世纪初，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沙漠、戈壁、雪山、河谷、绿洲上，闪现着党项羌的身影，他们在李元昊的带领下，骁勇善战，攻无不克，一股剽悍的党项旋风卷过中国北方的天幕。
和此前传统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对峙于长城的局面迥然不同的是，李元昊征服的地区，恰恰横跨在长城之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在这里，他则为这两种文明的对话搭建了一个理想而辉煌的历史舞台。
李元昊深知，党项羌人世代口口相传的文化传承使这个族群许多美好的东西都飘散在族群发展的过程中，他需要用文字来记录自己族群的苦难和光荣，以及自己统领的政权的兴盛和强大之路。
《宋史》的记载是这样的：“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
李元昊派遣知识渊博的野利仁荣以外交使者、访问学者等身份，前往辽、吐蕃、宋、回鹘等王朝境内，潜心研究其文字特色，然后，他将创制西夏文字的重任交给了学识渊博、谙熟典故的野利仁荣来承担。耗费四年，野利仁荣闭门谢客、置身书海、潜心演绎，于公元1036年完成了党项人独有的西夏文字。六千个西夏文字横空出世。
李元昊十分尊重野利仁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他大设宴席庆贺，并令群臣纷纷上表敬献颂词，当场尊野利仁荣创造出的文字为“国字”。
西夏文字在全国颁布之时（广运三年），李元昊又下令改元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为了新的文字顺利推广到王朝的境内，野利仁荣派人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他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并不辞辛劳，亲自到很多地方传授、解惑。
元昊还接受野利仁荣在文字推广上的建议，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艺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从朝廷机构内部开辟高效、便捷的新文字推广渠道。
知识渊博的野利仁荣在西夏建国后主持 “蕃字院”工作，元昊同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一律由“蕃字院”负责用西夏文字撰写。野利仁荣还为西夏初期打开了一扇向中原王朝学习的窗户，大量吸收内地知识分子进入“蕃字院”，同时大力培养西夏王朝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让他们也进入“蕃字院”，和内地知识分子一道翻译汉文典籍。就这样，在野利仁荣主持下，《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变成了西夏文版本在西夏境内流传。
野利仁荣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死后一百多年的时光里。公元1162年，注重西夏文化建设的西夏仁宗仁孝皇帝，又追封野利仁荣为“广惠王”。 李元昊重用野利仁荣给此后的西夏历代皇帝提供了重用文臣的范例。如今，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以及日本龙谷大学、大英图书馆的西夏文《瓜州审案记录》，记载了公元1070年至公元1071年间发生的一件因经济纠纷而引起命案的多次审理记录。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份西夏文文献。
西夏消亡后，这种奇特的文字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逐渐被人们淡忘。那么，西夏文字最后谢幕于历史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1962年，河北保定市北郊韩庄，曾出土了明代弘治十五年的西夏文。石幢上依次是死者及建幢者姓名法号，随后是咒文，还有西夏文记录的八十多位助缘发愿人的姓名，这些姓氏多属于当年大白高国的皇室贵戚后裔。他们或许是曾经流落在这里聚居的西夏臣民，或许是被征调跟随蒙古军队远征至此，战争结束后就地为民者，他们在亡国后三百年，仍然执着地使用着自己独特的文字。从公元1036年创制成功，到明代谢幕于历史舞台，西夏文字走过了数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字的百花园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芬芳。
相关图书推荐：
西夏，一个神秘的帝国，从青藏高原到陕北河间走廊，它有短暂的历史和传奇的命运。在蒙古人屠灭这个大白高国之后，西夏在地理上难寻踪迹，史书中记载寥寥，成了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的迷局。唐荣尧探索研究西夏十年写成《西夏王朝》，贾平凹题字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