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从何而来？“新常态”之下，我们还有比较优势吗？“新常态”既成定局，未来路在何方？
5月29日，国浩资本市场论坛•第六季“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资本市场”研讨会在济南成功召开，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书记、副主任邵宁高屋建瓴又条分缕析地给出了回答。
且听邵宁如何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为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支招：
这几年我们听到最多的想法，就是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经济增速在下降，企业感觉压力很大。今年短期的经济分析来看，这个趋势还在持续，一季度工业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也属罕见。
前几年，常常有人说国内的经济困难相当的一部分原因是外部环境不好，这个说法也对，但关联可能没有这么大。
2014全球经济增长2.6%，比2013年加快了0.1%，其中发达国家的增长加快了0.4%，发展中国家比上年慢0.5%。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要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走势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决定，首先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份额是50%，其次因为发达国家是科技产业发展主力。
上次世界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经济重创，经过这几年努力调整，发达国家形势已有好转。同时，发达国家处于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前沿。比如，科技革命会催生出一代全新的产业。新产业往往会在发达国家出现，这些国家就会出现一个经济发展的繁荣期。
从1979年到2009年这三十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0%，这么大的经济体，三十年以10%的年均增长速度发展，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同时它也很“自然”，依靠四方面的优势：
第一、相对比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员成本与环境成本，这个低成本的优势非常大，竞争对手无从效仿，学不去，没法抗衡。
第二、吸引外资以及高储蓄率。高储蓄率是华人文化的传统，改革初期全社会储蓄率高于30%，之后也非常高，前几年我们人口负担也比较轻。高储蓄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内部积累的来源，中国是有钱的。在融资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搞融资，在生产投资最低的时候投资生产，中国低成本的制造的好处吸引着外资把生产基地放到中国。
第三、引进国外技术。前些年因为要求不高，买技术比较容易，只要国内有市场，从国外买技术到国内来，和中国的资本马上结合形成产业。从国外引进生产线是中国前三十年的高增长的一个过程。
第四、一旦国内市场饱和，我们的企业就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我们的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就是我们前三十年的主导经济发展的基本循环。
我们的主导产业经历四波阶段的发展：第一波，轻纺工业，它发展的黄金时期是1979年到1984年，这一轮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轻纺工业的主流大国，我们把国外的同类产业都挤跨，现在仍然是轻纺工业出口大国，但由于生产成本提高，后劲不足，出口量在减少。
第二波，家电产业，1985年到1991年是黄金时期，在日用消费的需求满足之后，居民的消费水平开始升级，家电市场形成，家电产业从无到有，进而实现十倍、几十倍的年产增长。从家电开始，我们产业发展的技术来源就开始转向引进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产业就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挤占国际市场，中国也成为家电出口大国。
第三波，基础设施产业。整个90年代中国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都紧张，为多个产业发展提供市场，出现通信热、电厂热、湾口热、公路热、机场热等等，带动的产业有机械、石化、电子、原材料、建筑建材。2000年左右，国内的通信业开始饱和，增长缓慢，华为、中信这样的企业就开始外向型发展，走向国际市场。
第四波，住房和汽车产业。从本世纪初开始，住房和汽车市场逐渐成熟，成为汽车工业和房产市场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和最大的建筑工业基地。这一轮产业，尤其是汽车工业带动力很大，带动的产业很多。与此同时，属于第三产业的金融、保险、旅游、娱乐、媒体、教育以及环保节能的产业市场也开始形成。
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经济发展区域，这一轮的产业发展技术来源依然是引进的。比如说我们的汽车以国外的品牌为主，引进国外的技术并没有真正卖给中方，合资企业中技术由外方控制。技术只能用于外方的品牌，产品不能出口，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按照前三波的模式来看，一旦国际市场饱和，我们就开始转向国际市场，利用我们的低成本去开拓国际市场，但在第四波这个汽车产业来看，我们已经做不到了。我们主力的车厂都出不去，因为合资的限制是你的产品是不能占领国际市场，我们真正能出口的，是没有合资的奇瑞、吉利这些小品牌，不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主力水平，对经济发展限制很大。
而且，在持续三十年高增长之后，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正在发展变化：
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现在这个拐点已经到了，我们反弹会非常大，这几年人工成本直线上涨，环境拐点也已经出现，长时间的污染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现在就需要投入巨资治理，与此同时，能源、农产品、水资源、土地成本都在上升，所以现在中国的成本优势在大大的下降。
第二、我们的外部技术来源出现问题。经过三十年的高增长，中国国内与国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如今中国企业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用的技术，买技术越来越困难。
第三、市场方向也在出现变化。前三十年就是依靠实物消费，一波消费接着一波消费，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非常强的刺激因素，但当一个国家的消费结构达到汽车、住房这个层次，再往后看，实物性的消费热点似乎就没有了。以前排浪式的消费带动经济的状况不会再现，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减少，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空间变小。
这些变化都不是短期的，是阶段性的问题，而且不可逆。所以我们希望三五年之后，这些因素再变回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台阶之上和台阶之下完全不一样，这个阶段性的变化结论是高增长时期的结束。
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看自主创新。这个转换是好事，低成本优势被削弱，说明中国在发展，转折迟早要到来的，或者说我们以往对经济发展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转折尽快到来，它实际恰恰是我们追求的。
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具有一些重新的比较优势，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第一、中国的资金充裕，中国的高储蓄率尤其是充足的外汇储备。今后这个阶段，从资金的角度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资金是足够的，中国可能缺技术，但不缺资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钱，这和我们民族的特征有关系。
第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地，如果我们国内的需求能够组织好，市场换技术是可以的。比如我们的高铁技术，中国可以谈条件，中国这么大的国内市场，你进来的条件是你们转让技术，依靠中国的实践，我们技术抬升一个层次，形成中国的高铁技术。另外，我们经济主体与世界经济前沿已经接近，但实际上我们还有距离，学习、模仿、赶超的空间还不小。
第三、中国的成本优势削弱是和更穷的国家比，是在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名次上比较。而在这个产业层次之上，我们的对手就是发达国家。越南比我们成本低，欧洲还是比我们高，我们还是有优势。中国的制造业的工人已经不是世界最便宜的，但中国的工程师和研发人员还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第四、中国的阶段性转折是在国际形势不好的背景下开始的，但相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外企业的难度更大，这是中国企业的机会，买技术不行，我们就不单单买技术，还包括它的品牌和渠道，中国企业现在可以通过世界的并购去取得我们需要的资源。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现在困难很多。三十年的高增长主要是靠这批企业，前些年，它们有成本优势，现在成本优势削弱、市场份额缩小，生产能力过剩的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
今后这几年，企业各项成本都是上涨，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环境成本都上升，但生产能力又过剩，利润会大幅压缩，出现全行业亏损。不但传统产业如此，很多新行业也出问题，比如说风电和多晶硅，本来是十二五规划之内“待发展的新兴产业”，但现在我们仍然在十二五规划期之内，它们已经过剩了。
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产业，在外部技术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新的产业，同时，对于企业来讲，升级就可以进入新的市场，就可以避开恶性竞争。
中国现在正处在商业模式大变化的时期，原因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原来的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要有自主的技术和自主的商业模式加上品牌建设，企业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国民经济就会持续发展。
（注：此文根据论坛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