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浩论坛｜迟福林：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中长期巨大增长潜力——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中长期巨大增长潜力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总的判断：

1. 我国进入到发展新阶段，正处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短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中长期仍具有巨大增长潜力。未来5-10年，中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等结构转型若能取得重大突破，将有条件实现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

2. 过去4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重要的在于改革开放；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高度依赖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

3. 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中长期巨大增长潜力，这是符合时代趋势的重大选择，并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基本判断：世界格局在变乱交织中加速演进。无论从政治经济看，还是从科技社会看，世界面临的麻烦和挑战日益增大。与40多年前打开国门时的国际环境有重大不同：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发展与冲突成为突出矛盾，和平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1. 全球进入地缘政治时代

俄乌冲突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欧洲安全秩序发生变化。巴以冲突加剧地缘政治紧张。

2. 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

全力遏制中国发展，是美国的一个大战略。从历史看，防止掉入“新冷战”陷阱，首要的是避免经济脱钩。

美对华的“三不变”：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不会变；把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不会变；把中国作为头号遏制的目标不会变。由此，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严峻挑战，传统经济秩序与经济平衡被打破。

中美博弈与战略竞争是长期的。

中美博弈的重点在亚太。

3. AI发展对世界秩序与世界治理带来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以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将促进世界治理新秩序、新格局的形成，并将对全球秩序带来重大冲击。

AI在极大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挑战。AI有没有可能超越人的控制变成一个生命体，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AI将改变战争形式。

(二) “发展与冲突”成为突出矛盾

1. “发展与冲突”将成为未来10年全球走势的突出矛盾

2. 西方的“冲突”在未来几年会大于“发展”

北约与俄罗斯的矛盾将持续化、长久化。

欧洲右翼势力崛起对传统政治格局带来严峻挑战。

3. 东方的“发展”大于“冲突”

东盟提出“打造增长中心”：到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意愿很强。

东方的发展面临风险挑战。

亚洲有可能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再全球化的战略角色。

4. 面对发展与冲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极为重要

未来10年左右，我国既面临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要有应对经济危机、复杂军事冲突以致打仗的准备。

对美国的“三不变”如何应对？对美国的围堵遏制如何破解？对新的全球秩序与治理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三) 赢得战略主动关键在于自身发展

1. 增强战略定力、赢得战略主动，关键在于发展

全球经济将进入“失去的十年”。地缘经济割裂加剧，贸易限制措施和产业政策措施激增，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世界银行预测，2022-2030年的全球潜在GDP增长率均值将比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水平下降约三分之一，降至每年2.2%。

发展是中国最大的目标。无论百年变局怎么变化，我国保持自身发展态势极为重要。未来10年，我国若能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应对冲突、挑战的基础、关键和条件。

2. 释放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

产业结构。估计到2035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望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到50%-60%。

消费结构。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有望由45%提升到60%左右。

城乡结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由47.7%提升到65%左右。

3. 以结构转型为主线深化结构改革

要以稳定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推进结构性政策调整，推动形成更具弹性的经济转型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

要推进与结构转型相适应的结构改革，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2024年10月26日举办的第六届国浩民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中，李淳院长代表国浩律师事务所向迟福林院长颁发了纪念圆盘。

基本判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一)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选择

1.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成功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跨越。

进入发展新阶段，经济发展仍面临着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这就需要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以更大的魄力、更务实的行动推动实现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的突破创新。

2. 应对国际环境纷繁复杂变化的战略举措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优势，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促进经济高速发展。

要坚持以发展为导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3.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4. 释放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巨大内需潜力的重大任务

要以结构改革化解供给与需求、工业与服务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结构性矛盾。

(二) 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1. 新阶段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现实需求

历史性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例如，在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领域的“市场决定”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时有发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任重道远。

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实践证明，只有“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才能打破监管的“黑匣子”，才能破解以强化监管为名设置的各种制度障碍和市场壁垒等行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2. 新阶段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任务。

补齐公共消费的突出短板。建议将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作为“十五五”的约束性指标，争取到2030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一般公共服务等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0%-25%。

明显加大政府在基础研发中的投入规模及比重。“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目标为8%，法国、意大利和新加坡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均超过20%，英国和美国高于15%，日本和韩国高于10%。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例如，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向我国传导压力增大的背景下，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要在高水平开放中强化国家金融安全战略职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 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重点激发市场活力

1. 新阶段做优国有资本是一篇大文章

在做大国有资本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截至2023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比2012年底增长3.4倍；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比2012年增长1.1倍、1.2倍；2012-2023年累计实现增加值146.9万亿元，年均增长8.1%。

国有资本“大而不优”的矛盾依然突出。2023年，央企净资产收益率为6.6%，低于民营企业500强10.8%的平均水平；中央企业在基础研发领域的投入占比仅为6%；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占比为27%，与2025年35%的目标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2. 更好发挥部分央企国资的基础性作用

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重大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2022年，我国在全球算力规模的份额（33%）仅比美国（34%）低1个百分点，但在超级计算综合性能指标方面比美国（47%）低22个百分点。建议发挥央企在能源资源、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对数据、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基础创新的重要推动者。近1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来源中，企业占比不足1.5%-3%，这与美国的28.8%有较大差距。为此，需要充分发挥央企国资在创新平台、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补齐我国基础创新短板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带动者。借助央企在资金、技术、品牌、融资、信用等方面的优势，支持与其主业相关的优质民营企业组建战略联盟、共设基金、联合投资、联合研发等，建立产业协同生态。

3. 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

坚定贯彻“两个毫不动摇”。2023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比2021年下降6.1个百分点。

破除民营经济进入市场的各种壁垒。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服务业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引入竞争机制。

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强化对民营资本的引导规范。在强化平等产权保护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四)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1. 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之比达到10：1，远高于2.39：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水平。

如果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得农民的集体用地、宅基地的用益物权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将明显增加，由此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深化科技要素市场化改革。按着《决定》提出的“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深化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科技资源的市场化改革。

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加快形成数据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监管上的规范性制度和规则。

2. 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强化对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公平竞争审查。以融资为例。2022年中国的社会融资存量中，国有企业获得了40.4%的贷款，民营企业仅获得20.3%的融资。从融资成本看，国有企业获取的贷款年化利率平均为3.8%，民营企业则高达5.6%。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突出产业政策的战略引导功能，制定适用产业扶持政策的负面清单，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并尽量通过政府购买、鼓励直接融资等市场方式支持其发展。

3. 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

从立法目的出发，用创新性思维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不仅在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常规性内容，更在于未来要解决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

要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尽快破题。市场化，就是要按照中央要求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精神，务实推进市场化改革；法治化，就是要明确法治化的内涵、标准与核心；国际化，就是要明确如何与国际对标。未来几年，要把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放在首要位置，要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思想贯穿到立法过程中。

要在促进创新方面尽快破题。数据显示，2012-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研发经费由2708.8亿元增长至11940.9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由37.6%提升至61.7%。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越快、活力释放越充分，在创新上发挥的作用越大，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就会进一步提升，在决定中美经济竞争态势方面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要把《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民营经济促进法》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支持。民营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时，要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统筹考虑，形成合力。

*迟福林院长向国浩执行合伙人白敏赠送其专著《坚守改革》、编著的《建言改革》等图书。

基本判断：“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适应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趋势，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有利于我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而且有利于全球分享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红利。

(一) 战略判断：开放是最大的发展、最大的改革、最大的安全

1. 开放是最大发展

例如，推动产业结构的加快升级，尤其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关键是推进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进程，以防止“中等技术陷阱”。

2. 开放是最大改革

改革的动力发生重要变化。过去，改革是逼出来的、试出来的、闯出来的；今天，开放与改革相互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特点突出。

改革的路径选择发生重要变化。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直接融合；边境内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直接融合。

3. 开放是最大安全

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键在于推动高水平开放。例如，我国约70%左右的能源、80%左右的重要原材料需要进口。

以开放形成互利共赢的分工合作新格局。在以“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中国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的背景下，如何与世界形成分工合作新格局，实现互利共赢，在扩大共同利益中形成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安全网。

(二) 战略布局：实现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突破

1. 东盟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东盟在全球地缘格局中的重要性突出。作为亚太地区的合作中心和核心单元，东盟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战略布局亚太的关键支点。

东盟在全球经济安全格局中的重要性突出。作为劳动力丰富、发展空间巨大的经济体，东盟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未来3-5年是中国与东盟深化经贸合作的战略窗口期。

2. 向东盟单边开放是一项“大国策”

何谓“单边开放”？单边开放是开放的一种重要形式。所谓单边开放，是指针对全部经济体或者特定经济体主动实施包括零关税在内的市场开放政策，而不要求经贸合作方同时实施对等的开放政策。

2023年9月、10月，中改院相继形成《以高水平开放形成良好预期》《单边开放——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重大突破（22条）》研究报告。

向东盟单边开放的战略选择。从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看，英国和美国都先后实施了80余年的单边开放政策。英国从1846年废除《谷物法》到1932年通过《进口税法案》为止，实施80余年单边开放政策；美国从1934年出台《互惠贸易协定法》到2016年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政策为止，也实施了80余年的单边开放政策。

向东盟单边开放是世界秩序变化下中国向亚太区域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向东盟单边开放，将增强中国市场在区域分工协作中的特殊作用，并由此构建起“中国研发+东盟组装+中国市场”“东盟资源+中国智造+中国市场”等产业链价值链，由此强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

3. 向东盟单边开放的重大任务

向东盟单边开放我国最终消费者市场。美国在东亚的经济优势在于其拥有东亚区域消费品市场高达24%的份额。2021年，中国自东亚地区进口的消费品额不足美国从东亚地区进口额的三分之一。通过向东盟单边开放，争取到2030年，使我国成为东盟最大的消费品市场。

推进向东盟的服务贸易与投资单边开放。在争取全面实施RCEP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对东盟的服务贸易开放。

以单边开放培育面向东盟的多元化供应链产业链网络。依托巨大的买方市场，在初级产品加工领域，加大在东盟投资布局；引导国内企业重点开展研发设计、相关咨询、第三方认证、金融、保险、物流、采购等配套服务。

4. 向东盟单边开放的条件成熟

东盟对我国实施单边开放政策有很大需求。“印太经济框架”（IPEF）下美国对东盟开放市场的可能性很小，东盟对我国市场开放有相当大的期待。

向东盟单边开放的风险总体可防可控。以大米贸易为例，按现有规模初步估算，即使东盟四个主要产稻国对华稻米出口占其稻米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20年的16.24%上升到50%，也仅占我国稻米总产量的3.27%。

(三) 战略举措：共建RCEP区域大市场

1. RCEP：引领亚洲经济一体化新进程

RCEP：整合亚洲经贸合作机制、释放区域大市场的巨大潜力。RCEP整合了亚洲原有27个自贸协定和44个投资协定。布鲁金斯学会2022年的一项研究提出，RCEP将每年为全球增加2090亿美元收入，并在2030年前增加全球贸易额5000亿美元^[注1]。

RCEP：重塑亚洲分工合作格局。RCEP区域内中间品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由2021年的约64.5%上升至2022年的约65%和2023年的约66%^[注2]。

RCEP：将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进程。

RCEP：发展导向的包容性规则安排促进最不发达国家享受区域经贸合作的红利。柬埔寨商务部估计，RCEP将助力柬埔寨在2028年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毕业”。

RCEP：很可能成为一个跨区域的自由贸易组织。智利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已提交加入RCEP正式申请，“如果能实现的话，智利将成为首个加入世界主要经济体所在区域贸易集团（RCEP）的拉丁美洲国家”。

2. 着力提升RCEP规则利用率

中国。初步测算，2022年，中国企业出口规则利用率为3.56%；进口规则利用率为1.03%；2023年分别上升至4.21%和1.46%。若中国对RCEP成员进口的规则利用率达到韩国对日本进口利用率水平（37%），在同等区域内进口总额下，享惠进口额可达到2.29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减让税款可从23.6亿元人民币上升至600亿元人民币。

越南。根据越南工商会数据，2022年越南对RCEP区域的出口总额为1465.02亿美元，越南RCEP享惠出口额达9.8亿美元，RCEP出口规则利用率为0.67%。这一水平低于2022年越南对自贸协定的平均出口利用率（33.6%）。

泰国。2023年，RCEP成为泰国享惠出口额排名第八的自贸协定^[注3]，其出口利用率上升至2.7%。

马来西亚。根据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调查统计，自2022年4月至2024年2月，该部核发3307张总货值为11亿令吉（约2.3亿美元）的原产地证书，享惠出口货值仅占其对RCEP市场总出口的0.07%^[注4]。2022年下半年，马来西亚制造商联合会（FMM）的企业调查显示，只有9%的受访制造业企业利用了RCEP规则。

3. 共建高水平的RCEP区域大市场

优化原产地规则。推动RCEP原产地规则由“部分累积”向“完全累积”升级；开展RCEP原产地规则第十六条第四款的审议，支持各成员允许将进口商出具的原产地声明作为证明。

全面实现服务贸易全员负面清单开放模式。支持具备条件的正面清单成员尽快提交负面清单承诺表，并率先开展审议，加快实现服务贸易全员负面清单管理。

推动RCEP议题扩围。深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RCEP现有议题；在监管一致性、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绿色发展等领域探索更高水平的开放标准。

4. 持续推动RCEP扩容

完善扩容机制。RCEP提出了“开放供任何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加入”的基本原则。建议尽快制定出台RCEP扩容的详细流程，以形成加入RCEP的有效机制安排。

支持香港加入RCEP。香港加入RCEP，依托其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与国际仲裁中心的重要角色，可以在RCEP实施中起到独特的促进作用。

5. 增强RCEP全面实施的合力

加强成员间政策协调。要提高对RCEP相关政策的理解和利用能力，特别是提升RCEP欠发达经济体政府官员使用经贸规则的能力；加大与国内政策的联动，推动国内相关政策调整。

提升RCEP成员原产地规则利用率。

成立RCEP秘书处。RCEP全面实施涉及到诸多重大事项需要统筹协调、沟通协商。建议尽快完成RCEP秘书处设置的具体安排并实质性运行。

中改院成立并持续运营RCEP智库联盟。RCEP智库联盟不断扩容，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尼、马来、泰国等域内13个国家的18家智库参与。

(四) 战略任务：“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1.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从“边境上”为重点转向以“边境内”为重点的趋势。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主要体现为开放措施从边境外措施向边境内措施延伸。如当前受关注度较高的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都属于“边境内”措施。

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

2. 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

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突出。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13.7%，不仅低于世界22%左右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欧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以制度型开放释放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潜力。预计到2030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将由目前的12.5%提升至20%左右；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将提升至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将明显提升。

3. 以制度型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

以制度型开放倒逼形成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例如，全面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确保内资与外资、民企与国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以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完善优化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例如，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构建科学、高效的政府监管体系，等。

基本判断：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成为最大的结构性失衡。当前，抓住总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要以城市化为主线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短期和中长期问题。

(一) 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

1. 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成为最大的结构性失衡。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工业化率达到峰值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70％左右的水平。例如，美国1956年工业化率达到39.1％的峰值，当时其城市化率为67.8％；日本1970年工业化率达到46.7％的峰值，当时其城市化率为71.9％。

中国工业化率在2011年达到峰值，但当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0.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就更低。目前，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仍处于发展中期。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两者相差约18个百分点。

表：G20部分国家工业化率峰值及对应的城市化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2. 以城市化为主线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短期和中长期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尽管问题与情况有所改善，但3亿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尚未“解冻”。由此，房地产刺激政策全面释放需求的功能是有限的。

3. 形成与城市化相适应的财政投入格局。初步测算，未来10年，我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将超过45万亿元人民币。

4. 以城市化拉动中小城镇发展。

(二) 未来1-2年，基本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1. 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直接制约了内需潜力的释放。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8亿人，而农民工月均收入4780元，仅相当于城镇职工月均收入的47.5%。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既回不了农村，也融入不了城市，面临较大的养老、医疗与子女教育压力，导致农民工的储蓄率高达70%，是城市居民的2倍。

2. 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需求明显增强。2023年，我国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8.9岁，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对落户城市的需求日趋强烈。

3. 有条件基本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如果按最宽泛的口径估算，农民工市民化涉及的综合成本（人均公共成本15.59万元），需要投入各类资本46万亿元左右；如果按中等口径估算，即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直接成本（人均直接成本10万元），需要投入30万亿元左右；如果按最窄口径估计，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成本（人均成本5万元），需要投入15万亿元。

4.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建议

未来1-2年，全面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重大突破；全面实行与基本公共服务直接挂钩的居住证制度，使得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留得住、过得体面。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关键是让农民带着土地收入进城。建议在严格的土地规划管理、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这“两个严格”的前提下，推动农村土地资源尤其是宅基地资源由市场决定配置，以使广大农民享受土地财产权。

(三) 未来3-5年，基本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1.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仍存在较大差距。2022年，我国企业退休职工每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为3148.6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205元，两者相差约15倍。有研究表明，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消费被抑制了约23%；如果通过城市化并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1.8亿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每年预计可新增2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需求。

2. 推动城市化进程，重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议把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作为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重中之重。未来3-5年，在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中，要加大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

(四) 未来5-10年，以城市化带动形成以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

1. 以城市化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2023年，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额仅为城镇居民的45%。初步测算，城市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释放1000亿元的服务型消费需求。

2. 未来5-10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增长将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以海口为例，两场演唱会吸引了近20万名观众。

3. 实行高中义务教育迫在眉睫。以2023年普通高中生均教育经费25811元计算，实现高中义务教育全覆盖需要新增教育经费650亿元左右，占2023年全国教育总经费的1%。如果把现有的中等职业学校设施设备改为普通高中，所需投入还将进一步减少。

(五) 以行政区划调整为突破，推进城市化进程

1. 城市化需要行政区划调整。未来几年，要适应城市化发展进程，支持具备条件的省份从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出发，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并发挥央企国资在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2. 打破行政分割走向融合。例如，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完全可以打破行政区域的分割，走向融合，扩大城市规模，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产生更强的经济社会辐射能力。

3. 强化跨区域行政协调。建议由中央牵头设立区域发展委员会，主要负责组织、督办、落实跨区域发展战略，从中央层面加强跨区域行政协调，有效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六) “十五五”：研究制定我国城市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建议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的基础上，将城市化发展规划作为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安排，研究制定“十五五”城市化专项规划，加快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体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以城市化为载体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国际经验看，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会较快扩大。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4亿人左右。如果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倍增，将成为城市化的中坚力量。为此，建议尽快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力争到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7-8亿人左右、占比超过50%。

（本文根据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第六届国浩民商事争议解决论坛中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