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学科归属的尴尬——兼论外国语言文学下的翻译（学）

新世纪以降，我国自主的创造性翻译研究空前活跃。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以“翻译XX学”或“XX翻译学”命名的翻译学就有73种之多，还不计不以“翻译学”命名的系统研究，这类研究多系交叉学科研究，发展势头看好。然而，2023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分类目录（以下简称“学科分类目录”）把“翻译（学）”列在“外国语言文学”门类之下。翻译研究辽阔的空间与“外国语言文学”门类之局促形成强烈反差，有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之虞。

1992年，翻译学在我国首次被认可，国家技术监督局在《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正式确定翻译学为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之下的三级学科。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分类的细密，学科分类目录开始把“翻译（学）”提升到“外国语言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着实让译学界雀跃。不过，当代的翻译和翻译研究，不独属于文学，也非只涉语言，而且还不一定是“外国的”，远非“外国语言文学”所能统辖，似感学科分类目录对翻译（学）的定位卯榫不合。本文主要就翻译学科内涵和归属问题予以讨论。

我国古代文论是现当代文学翻译理论的源头。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乃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为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形成翻译理论。我国传统译论一直以文学翻译为中心，这可从罗新璋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八字理论脉络中窥见一斑。20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开启了当代翻译研究的序幕。我国则在80、90年代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并开启传统译论向当代译论的转化。文学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是翻译学的两翼，不能偏废。本文从应用翻译着笔，讨论翻译研究学科的归属问题。   

1. 文学翻译与应用翻译

1.1 文学翻译和应用翻译对比

应用文体与文学文体相对，两者有各自的系统。应用文体的体系庞大，语域层次多，涉及范围广，包括日常用语和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专用语（language for specific purposes, LSP）。 应用文体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同时考虑信息的传递效果，它特别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

应用翻译与文学翻译，由于二者文本性质和内涵不同，文本的功能不同，翻译的标准不同，翻译的着力点自然不同，二者对译者的要求各异。现就文本功能、翻译方式、翻译载体、翻译流程、翻译技术、翻译标准以及对译者的要求等主要特征比较对照（方梦之，2019a：55）如下：

1.2 应用翻译的崛起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门开启，我国掀起大规模建设的热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断言如雷贯耳，技术引进络绎不绝，科技翻译和科技翻译研究“异军突起”；到了90年代，商务翻译、旅游翻译、新闻翻译的研究跟进。我国2001年加入WTO后，法律翻译、公示语翻译渐成气候，商务翻译研究更成热点。至此，我国应用翻译各领域遂充分展开，翻译市场形成，专业翻译教学起步，大规模翻译实践活动蓬勃兴起，这些都呼唤着应用翻译深入的、系统的研究。2003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时任中国外文局局长林戊荪先生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应用翻译开始深入研究。”（方梦之，2003：47）。

新世纪以来，我国应用翻译市场急剧扩大，翻译量与日俱增，翻译形式多样，翻译需求灵活多变，翻译范围覆盖各个领域。译者逐渐走上职业化道路。截至2022年12月3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注册信息数据库显示，国内企业经营范围包含翻译及语言服务业务的有581,913家，其中以翻译及语言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中国企业为10,592家。（中国翻译协会，2024：4-5）翻译及语言服务人员601万，其中专职人员92万，兼职509万。（同上：23）翻译业务涉及的专业领域主要包括通信技术、机械制造、法律合同、化工能源、跨境电商和教育培训等。（同上：45）互联网时代，视听产品盛行，进一步扩大了广电类产品的内涵与外延，多种媒体形式融合的翻译活动方兴未艾。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翻译及语言服务行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陈善伟教授20余年前就说过：“传统的翻译理论来自文学及宗教翻译，但当今大部分职业译员的工作是实用翻译（公文翻译、新闻翻译、科技翻译）。换言之，大部分翻译理论是适用于只占每年4%的文学翻译，实用翻译则在理论层面很少谈到。”（陈善伟，2000：363）知识的增长会经历轮廓模糊到界限清晰的过程。2003年，“应用翻译研究”拔地而起，两年一届的全国性研讨会，频繁的专题学术活动、学刊和专著出版，翻译教学的强势推进，应用翻译研究的系统研究从无到有，历经20余年的发展，已别具一格，自成体系。  

与应用翻译相比，文学翻译的地盘越来越小，按翻译字数计甚至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但由于对外传播、文明互鉴以及语言教学等方面的需要，文学翻译在翻译研究中仍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许多学者依然以此为研究对象。不过从大规模翻译实践出发，从中国问题出发，文学翻译在数量上和教学培训上已不是主流。罗进德（2009：2）说：“翻译的应用研究、非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翻译服务行业的组织管理问题等，都在从职业生活现场渐次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产生着创新性的成果。较之以经典文学为主轴的传统翻译理论，这些新作富有生气，更加贴近翻译的现实。生活气息浓厚的现场感，加上机敏的理论思考，一扫沉闷乏味的老生常谈和不知所云的食洋不化，带来一股清新风气。”

2. 翻译学是交叉学科

系统论把系统看作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起来而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它是从多个知识领域分别发现多种抽象客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综合形成的，这种抽象客体正是相关交叉学科的共同切合点。翻译学需要借鉴关联学科的理论来研究翻译问题，验证理论假说，理性总结经验，梳理创新概念，促进学科发展，非此不能有效地拓展学术空间。跨学科研究是推动翻译学科前进的强劲动力。许多新概念、新术语源自关联学科，如哲学、社会学、生态学、脑科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信息技术等。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以翻译学的本体概念为基本结构基础，着眼于解决翻译问题，强调知识的统一与契合，融合关联学科知识，进而创造出新范畴、新概念，形成新知识体系和行为模式，推进翻译研究。（方梦之，2019b：7） 

新世纪以来，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被唤醒，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学术命题、学术表述的译学话语体系已成为我国学人研究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立足本土，建立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体系，自觉在学术研究中确立中国视角、彰显中国价值。翻译学是经验科学，无论从传统译学还是从当代翻译实践中都可以提炼标识性概念、发展新范畴、提出新表述。（方梦之，2019b：3）

至今，笔者已见73种“××翻译学”或“翻译××学”，涉及的学科有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美学、阐释学、符号学、认知科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思维学、安全学、传播学、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文学、交际学等二三十种。理论上讲，上述任何学科与翻译学搭配，均可构成“××翻译学”或“翻译××学”。例如，翻译哲学、翻译美学、翻译社会学、翻译修辞学、翻译地理学、翻译教育学、生态翻译学等。笔者初步分析了其中的66种。（方梦之，2023）各色“翻译学”源头不同，与之交叉的学科不同。有的是引进的，如描写翻译学、翻译符号学等；有的是引进后本土化的，如语料库翻译学、社会翻译学、功能翻译学、翻译伦理学等；更多的是自创的，如生态翻译学、文章翻译学、大易翻译学、翻译安全学等。对它们纵横二维“扫描”，大致可以观察到我国近二三十年翻译研究的走向、路径、成果和问题。在已见的73种翻译学中，有的开创仅几年，尚未显山露水，是否被译界接受，尚待时日。不过，自创的翻译学中也有部分因缺乏跨学科之间的交融和切合，或者缺乏原创性和传播性，已显败迹。

根据译学研究的层次、性质、目的、内容、来源和方法不同，笔者把跨学科翻译学分为四种类型：1. 形而上的研究；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3. 翻译的外围研究；4. 传统译论的系统研究。（方梦之，2024：134-136）    

2.1 形而上的研究     

形而上的研究从哲学高度考察翻译现象，直抵翻译本质和翻译价值，廓清对翻译的根本认识，以中国传统哲学、伦理、美学思想为学理基础，是对翻译理论的理论研究。它重视翻译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体系，而不是翻译理论本身，用以解释、评估或解构一般翻译理论，如元翻译学（或称“玄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翻译哲学、阐释翻译学等。这类翻译学对翻译研究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只要深中肯綮，研究成果也为人关注，如翻译哲学。    

2.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这类研究从翻译实践出发，针对翻译问题。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回答翻译实践提出的问题，疏通翻译机理，总结归纳翻译实践经验，加以概念化和范畴化，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升华理论。在方法论上，把翻译研究当作一门经验学科，如描写翻译学、语料库翻译学、生态翻译学、翻译语言学、语用翻译学等，在形形色色的翻译学中此类研究占“半壁江山”。学者们从翻译的不同角度切入，进行系统研究，如从翻译的修辞角度切入，可谓翻译修辞学；从翻译的语用角度阐发，可有语用翻译学；从语言和文本的功能深入展开，产生功能翻译学；从翻译的社会功能观察，则成就了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

2.3 外围学科的横向研究 

外围学科“作为翻译学的参照范畴”，为翻译学“提供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及调节因素”（刘宓庆，1995：24）。它与上述翻译学的最大区别是较少触及翻译本体，只是在某个横断面或“旁道支路”上与翻译学交叉。翻译的外围研究是针对本体之外的系统研究，没有在跨学科的三个交叉中枢——语言转换与加工、哲学思维与伦理、社会文化与规范——的任何一个交叉中枢上与翻译学有深度交叉^①，如翻译地理学、翻译教育学、翻译经济学等。这类研究多为“借鸡生蛋”，即借鉴相关外围学科的概念、范畴，甚至理论框架，创立新的交叉学科，为近一二十年所常见，如借地理学而生翻译地理学，借安全学而生翻译安全学，如此等等。从统计数据和实际情况来看，这类研究大多惨淡经营，处于翻译研究的边缘。     

2.4 传统译论的系统研究

我国传统译论资源丰富，在翻译史上，译者多受古代文论的影响，从文本出发，追求译文与原文全方位的契合。以往，译论的倡导者一般满腹经纶，译业彪炳，他们的翻译思想、翻译主张往往用短句或箴言来表示，言简意赅，如“案本”“神似”“信达雅”“化境”“善译”等，很少有系统的阐述。近些年来有学者用当代理论进行补充和阐释，不遗余力地为传统译论鸣锣开道，予以归纳、整理、提炼和弘扬。从经典哲学、美学、文章学等传统文论的视角，灌注新鲜血液，系统地研究翻译，产生了诸如文章翻译学、大易翻译学、和合翻译学、易译学、儒学翻译学等一批学说。深思好学者力图会通古今资源，借鉴当代理论，让我国传统译论发扬光大。

总体来说，翻译研究越来越关注翻译现实，纯理论研究和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有淡化的趋势。

3. 翻译学的多学科和超学科研究

多学科交叉以双学科交叉为基础，如翻译学和伦理学交叉构成翻译伦理学。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伦理规范的道德、价值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翻译伦理已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由此延伸开来，有了翻译技术伦理、翻译数据伦理、生态翻译伦理、翻译修辞伦理等，成为多学科交叉。机器翻译是一项多学科研究：语言学家提供适合于计算机加工的词典和语法规则，数学家把语言学家提供的材料形式化和代码化，计算机科学家给机器翻译提供软件手段和硬件设备，并进行程序设计，翻译家提出翻译要求、翻译标准和后编辑问题等。在原有机器翻译的基础上，现在又有了神经机器翻译、基于语料库的机器翻译、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等。此外，语言哲学翻译论、口译认知心理学等都属于翻译学的多学科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进步的动力。

超学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在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指某学科（例如翻译学）及其相关学科跨越学科边界，针对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复杂问题，为达成知识体系化和实践应用之目标而开展的协同性研究路径，形成超学科共同体，以解决特定的重大问题。“超学科是未来的研究趋势，译学超学科创建并非模糊学科边界，而是打破学科壁垒，聚焦本质问题，落脚于译学本体，集各学科优势而解决之。超学科思维有助于直面翻译学的复杂性，应用综合思维，由外及里回望聚焦本体，以解决根本性问题。”（黄忠廉、王小曼，2020：26）

国际著名出版社约翰·本杰明斯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在荷兰编辑出版了一种翻译研究期刊《翻译的空间》（Translation Spaces）。该刊2012年创刊，是一本多学科、多媒体、多语种的翻译学术刊物，后又成为超学科翻译研究期刊，受到国际学界普遍关注。两位创刊编辑在创刊词中说：“翻译具有全球性和跨学科性，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复合系统。期刊鼓励研究者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切入翻译研究，希望以创刊号为起点，与专业人士和学者广泛对话，思考翻译在当今信息技术世界中的作用。计算机、移动设备、信息和通信技术、互联网为翻译开辟了无数新的空间，也催生了翻译研究必须回答的新问题。”（Folaron, A. & Shreve, M.，2012：2）创刊号列出的常设栏目（Seven permanent tracks）有七个：1. 翻译、全球化、通讯技术（Translation, Globa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2. 翻译、信息、文化和社会（Translation, Inform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3. 翻译、管理、法律和政策（Translation, Government, Law and Policy）；4. 翻译、计算机技术和信息（Translation, Computation and Information）；5. 翻译和娱乐（Translation and Entertainment）；6. 翻译、商业和经济（Translation, Commerce and Economy）；7. 翻译学科研究（Translation as an Object of Study）。

从以上栏目可见，该刊涉及的学术空间宽广，包括通讯论、信息技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科学、新闻学与艺术学等，是国际上第一本以多学科研究为宗旨的翻译学术期刊。该刊交叉性强，立论以翻译学及其多种关联学科交叉为导向，交叉研究成为不可分割的学术精髓。

期刊栏目新颖、观点鲜明，引领翻译的交叉研究。创刊不久就引起业内外的青睐，三年后从年刊改为半年刊。改刊后的杂志内容更为广泛，已然成为翻译学超学科研究的先驱，栏目仍然七个，但讨论范围大为拓展，少有具体学科的痕迹，却又把翻译研究所及和所需的各科知识包罗其中，把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空间扩展到极致，现在的栏目包括：1. 全球动态（Global Dynamicses）；2. 社会文化空间（Sociocultural Spaces）；3. 社会文化转换（Soc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s）；4. 政法领域（Political and Legal Directions）；5. 翻译与技术（Translation and Techniques）；6. 翻译与术语（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ies）；7. 人性问题（Personal issues）。

上述栏目，综合起来，是超学科的，与“外国语言文学”基本接不上。

“翻译的跨学科研究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同时又可能使学科研究的外延无限扩大，甚至导致一种‘翻译研究越是走向独立，它关注的中心对象，即翻译，越是变得模糊和边缘化’（Delabastita, 2003：9）的悖论。” （郭天骥，2021：74） 。译学对象范围的无限扩展，冲淡了本体研究和中心问题的研究。

4. 学科分类目录与翻译教学

学科分类目录对教育倾向、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师进修、学生就业等有直接影响。MTI的培养目标是能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就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专门翻译人才，包括科技、法律、经贸、新闻等，要求受业者全面掌握翻译能力，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吊诡的是，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各业务部门（不包括文学）的专门人才，与“外国语言文学”的直接关联度不大，学科分类目录硬是把它们捏在一起，显见卯榫不合。

翻译专业教学落后于现实，落后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是“教学思想不新，人才培养理念不清、教学方法陈旧。对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的理解还停留在外语教学阶段，对人才培养还使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方式”（仲伟合，2014：42）。我国高校的翻译院系往往因人设课，因为外语教师多善语言学或文学，有关语言学和文学课程设置就多，与翻译职业相关的专业课程不足。这样做或可满足“外国语言文学”的要求，但不符合市场需要，市场需要翻译人员掌握熟练的应用翻译技能，熟悉相关学科知识，特别是经济、商务、法律、科技、大众传媒等有关课程，办学单位或因缺乏专业教师，多数未能积极响应。 

商务英语专业一般内设商务英语翻译课。教材中英语和商务的复合程度一直颇有争议：以英语为主，商务为辅；还是以商务为主，英语为辅。有人主张引进的教材照用，学地道的商务英语；有人主张改编，提高教材的文学性，因为《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明确指出，商务英语专业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在此基础上广泛涉猎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国际贸易、跨境电商等课程，将英语语言文学基础知识与相关商务知识融合。商务英语翻译在高年级开设，在这一阶段应该让学生熟悉商务语言社团的惯用词语、程式和表达方式了，如果说打基础，有了外国语言文学的基础，这一阶段应该打商务英语的基础了。商务语体有书信、说明书、物流单证、外贸保险、金融、会计等。只有分别掌握这些文体各自的语言特征，才能对相关语体有完整的认识。在同一个语言社团里，交流各方总是有意无意地用已有的语篇经验来写作或阅读。专业文类翻译教学必须以专门语为导向设计课程，将教学从课堂转向职场实践，使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管理翻译过程的一系列任务，包括信息处理、术语采用、项目管理和团队合作。通过专业文类翻译课，认识不同专业的不同文化和语言社团的修辞网络，以此来培养高水平的专业翻译人才。“在特定的社团或社会组织中，语类是这个社团或组织社会活动的‘模板’，社会成员通过运用这一模板来计划、调整、实施他们的交际行为。”（庞继贤，程乐，2012：255）

专业文类翻译是以实用而非审美为目的的文本的翻译，要求译者具备和掌握翻译专属知识、专业实践知识、学科知识、话语能力和自我监控能力。在国内，也有一些好的经验。例如，为了培养涉外知识产权领域的高级专门翻译人才，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与全球最大的知识产权翻译和检索公司英国RWS集团签署合作协议，负责专利摘要、专利说明书、审查意见书等专利文献的翻译。合作企业从全球各分支机构派遣资深业务人员与学院教师联合授课，实施项目驱动型专利翻译教学模式。该模式“依托真实的语言服务项目，营造独立思考、协作共享、自由探索的学习氛围。学习者通过逐步参与边缘任务到充分参与核心任务实现与专家实践者群体的无缝融合”（黄远鹏，2013：69）。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经历从“初级项目”（知识产权出版社专利申请文件翻译项目）到“高级项目”（如文思集团专利审查意见书翻译项目）的过渡，随着翻译项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逐步递增，学习者逐渐“熟悉摘要、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审查意见书等文献的翻译要求，掌握专利文献的双语写作范式，产出高质量的专利译文”（曹怀军、贺莺，2017：47）。专利文献翻译专业性强，是各行各业的创造性得到法律保护的工具，采用不同于文学翻译的手段和方法。我国是专利大国，专利数已达世界之最，只有把专利文献翻译准确，符合国际通则，才能获得他国认可，得到保护。

我国现代学科的许多概念和术语受近现代翻译的影响，从翻译的角度来考证和阐述专业话语的演变和形成，自有它的意义。近年，我校一位博士研究生预答辩的论文题目为“翻译与近现代建筑话语演变的研究”，旨在探讨翻译对我国建筑专业话语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理工科发展的意义。但是，在预答辩会上有专家考虑到翻译学科的分类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提出课题应与文学相结合。论文已写出初稿，博士生起先一头雾水，原以为文学与建筑专业文理遥隔，建筑话语的论文要插入文学内容，颇感棘手。反复思考并与导师讨论，勉为其难，找到了切入口：旁敲侧击，绕道美学，擦边文学，改写后的论文终于通过。我国近现代理工科话语受益于翻译，这类课题是否都需要往文学方向靠呢？  

5. 讨论和建议

中国特色的翻译学，需要文学翻译，也需要应用翻译。当今，大规模翻译实践就是依靠机器翻译之助的应用翻译实践，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商贸、科技等的各类翻译实务。把翻译（学）笼统地归入“外国语言文学”是不合适的。难道要使外交翻译，政论翻译、口译等都服从文学翻译理论的指导不成？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应用翻译研究紧贴现实需要，反映时代脉络，与经济建设同步，与国际文化交流并进，与翻译研究整体发展相适应。 

翻译活动是人类精神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涉及到方方面面，大至国际关系，小至民间交往。许钧（2024：11）认为：“基于其本质特征，翻译可以说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这里的“符号转换”，不一定是外国语言符号的转换，如汉语本族语之间有文言文与当代汉语间的翻译转换，国内有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等。除了语言符号的转换之外，其他符号之间的转换就更多了，如手语翻译的手势语转换、机器翻译的数码转换、多媒体翻译的声光电及图像转换等。翻译有时跟“外国”“语言”“文学”三者或其中一二者真没关系，不宜以“外国语言文学”概括之。

新旧世纪之交，我国大规模引进西学已告段落。历经20世纪80、90年的大规模引进，我国译界赶上了现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步伐，对译学本体和外围有了明晰的认识。其间，西方的翻译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及其话语系统渐入国内学人的字里行间，西学方法的分析性、逻辑性、思辨性等特征得以张扬。（方梦之，2017：93）国内译学界，特别是应用翻译界，人众气盛，自主意识加强，结合国情，在大规模翻译实践中提炼新概念，发现新问题，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问题，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加砖添瓦。近数十年来，翻译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巨大变化，翻译界唯文学翻译独尊的现象不再。在我国大规模翻译实践中，面广量大的应用翻译和应用翻译研究在译界已成主流。林毅夫在探讨经济学理论时曾提出，“理论的重要性并非由逻辑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姜澎，2015）。学科分类目录应反映变化了的学科内涵和本质特征，以利于我国的翻译事业，特别是翻译教育。

综上，我们认为“翻译（学）”不必受“外国语言文学”所限，建议把翻译（学）划入学科分类目录第14大类“交叉学科”，以符合客观实际，有利于翻译学科自身的发展和翻译教学。

注释：

①翻译学有三大交叉中枢来保证其基本任务的展开和实施：1. 语言（符号）转换与处理（针对翻译方法和技巧、翻译操作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矛盾）；2.  哲学思维与伦理（针对翻译的实质）；3. 社会文化与规范（针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就是说，译学与其关联学科在这三个领域（之一或多个）的深度交叉可直抵翻译本体，触及翻译本质。参见方梦之.  跨学科译学研究的三个交叉中枢[J]. 上海翻译，2024（2）：1-6.

编辑：汪   韵

校阅：单   宇

审定：袁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