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合 杨艳超| 从“管理”到“治理”：国家翻译能力要素构建中的理念转型

1. 引言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翻译作为跨语言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王宁，2014），承担着沟通不同文化、促进国际理解和经济合作的重要使命，不仅在个人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在国家的文化传播、外交事务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是全球化时代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工具。 

翻译能力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发展路径。在个人层面，翻译能力通常指的是译者在特定语言对之间进行有效转化的能力。它不仅包括语言知识的掌握，还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深厚的语境理解能力及翻译技巧的应用。（胡珍铭，王湘玲，2018；Monzó-Nebot，2020; 孙金丹，王畅，2023；李晶，华云鹏，2024；Roza等，2024）优秀的译者需要在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架起桥梁，确保信息的精准传递与文化意义的准确表达，尤其是在处理复杂的文化和专业术语时，译者的判断力和创造性尤为重要。在国家层面，翻译能力则是衡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语言资源整合与国际交流的关键能力。这不仅要求国家拥有一定数量的高素质翻译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完善的翻译教育体系、政策规划和跨文化交流机制等，提升国家的整体翻译质量和效率。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翻译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交流中的信息传递准确性、文化影响力传播范围以及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从文化传播角度看，翻译是展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力量，精准且富有感染力的翻译能够将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焦丹，2021；李军征，2024)、传统价值观（任晓丽，2021）推向世界舞台，让不同国家的人民得以深入了解该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仲伟合，2014，1997）。在外交事务中，高质量的翻译确保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沟通顺畅无阻，准确传递国家的政策主张与外交意图，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徐亚男，2000；张格兰，范武邱，2021）在国际贸易中，翻译能够消除语言障碍，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确保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项目中的顺利合作。（许国新，2002）总的说来，翻译在国家发展的诸多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国际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力量。

任文、李娟娟（2021）首次论证并阐释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定义，即国家翻译能力是一个国家在翻译领域的综合能力，包括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法规、掌控翻译资源、开展翻译实践与服务、发布翻译产品、解决翻译问题、提升传播效果，并通过翻译教育、研究、语种人才储备和技术研发等手段推动翻译及相关事业的发展，包括国家翻译管理能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国家翻译传播能力和国家翻译发展能力四个子能力。随后，任文、赵田园（2023）对该能力概念和框架进行了更新和微调。其中，国家翻译管理包含翻译立法及规划能力、职业/行业管理能力以及应急翻译管理能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指国家在实际翻译操作中，尤其是在高质量翻译服务和翻译产品生产上的能力；国家翻译传播能力包括通过翻译来传播国家文化、提升国际形象与话语权的能力；国家翻译发展能力指推动翻译教育、翻译研究和翻译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能力。

提出“国家翻译能力”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首先，从学术层面来看，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出有助于翻译研究框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将翻译视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资源，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通过构建这一概念，能够深入探讨翻译在国家治理、文化交流、国际关系等领域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拓展翻译学科的研究视野与应用范围。

其次，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出为国家层面的翻译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能够促使政策制定者从全局角度审视翻译产业的发展需求，推动国家在翻译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规范等方面进行协同规划。通过建立系统的翻译能力建设机制，可以优化翻译资源的配置，提升翻译质量与效率，从而增强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沟通能力和文化竞争力。

此外，国家翻译能力的概念体系有助于提升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国际交往中，语言和翻译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文化表达与理解的重要载体。构建国家翻译能力有助于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跨文化交流需求，从而推动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性和影响力。

在任文教授等提出的“国家翻译能力”框架中，“国家翻译管理能力”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涉及国家在翻译领域的政策制定、法规落实及资源配置。（任文，李娟娟，2021；任文，赵田园，2023）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的加速，翻译领域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经超出了单纯“管理”的范畴，因为翻译活动不仅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如学界、业界、商界及政界（黄立波，朱志瑜，2012；罗列，杨文瑨，2015；李健，杭宏，2021)，文化差异和技术创新，此外还需要应对跨国、跨行业的多重挑战（杜占元，2022）。这要求采取更加灵活、协同和动态的治理模式，而非传统的管理手段，才能有效调动各方资源、协调多元需求，并确保翻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部分学者，如上海大学的傅敬民教授，在不同场合^①建议将“国家翻译管理能力”更名为“国家翻译治理能力”，以更准确地反映翻译领域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现实。鉴于此，本文提出将“国家翻译管理能力”更名为“国家翻译治理能力”，以更好地契合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需求，并更准确地描述国家作为高位主体在翻译领域中的角色。

2. 概念辨析：“管理”与“治理

从宏观角度来看，“管理”是在特定环境下，以人为核心，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以及创新等手段，对组织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资源进行有效的决策和调控，旨在高效地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从微观层面看，管理是指在一个组织内，被授权的人员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等职能，协调他人的工作，以共同达成既定目标的过程。（Robbins，2020）

 “治理”是近年来在国内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广泛讨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多个主体通过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作来管理公共事务，以实现对社会的支配、影响和调控，从而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徐勇，1997；陈念平，2022）“治理”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西方（赵可金，2021），对应英语中的governance，该词源自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掌舵”一词，原意是指对船只的控制、引导和操控。当下，“治理”概念已经扩展到多个领域，涵盖了生态治理（Lemons等，2006；Bridge等，2009）、文化治理（Moon，2001; Schmitt，2009）、技术治理（颜昌武，杨郑媛，2020）、教育治理（王晓辉，2007）、语言治理（文秋芳，2019；王春辉，2021）等多个层面，反映了不同利益主体在共同决策中的互动和协调，体现了复杂社会中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综合性和灵活性。在生态治理中，治理强调通过科学管理和政策引导来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推动可持续发展；文化治理则关注如何通过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促进文化的繁荣与传承，维护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安全；技术治理强调对新兴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的规范管理，确保技术创新能够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并防范潜在的风险；教育治理则聚焦于教育体系的建设与改革，通过合理的政策与资源配置，提高教育公平性和质量；语言治理是在全球化和多语言背景下，管理和调控语言使用、语言政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确保语言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这些领域的治理实践，既体现了治理概念的广泛适用性，也展示了各个领域对公共事务的不同管理需求。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给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公私部门的个人和机构共同管理相同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卡尔松，兰法尔，1995）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调和冲突或不同的利益，促使各方采取联合行动。治理有四个关键特征：首先，治理不是单纯的规则或条例，也不仅仅是一项具体活动，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次，治理的核心不在于权力的支配，而是通过各方的调和与协调达成共识；第三，治理的实施不仅限于政府，还涉及公私部门的广泛合作；最后，治理并不等同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依赖于各方之间持续的互动与相互合作。

通过以上概念分析可以看出，管理和治理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管理主体、运作模式以及目标上。与传统的“管理”概念相比，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等领域将“治理”视为一个内容更为丰富、包容性更强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注重民主、参与性和互动性的管理方式，而非仅由单一主体进行管理。（周晓菲，2013）而管理则主要来源于权力的赋予，通常由特定的组织或个人授权实施，侧重于自上而下的权威控制，强调的是效率和目标的达成。管理的核心是通过层级结构和指令进行决策和执行，它的目的是确保组织和机构能够有效地运作，并实现既定目标。（李志民，2022）相比之下，治理的基础是法律、规则和共同遵循的契约，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或单一权力机构，而是一个多元、互动的过程。治理注重多方主体的参与与合作，强调各方机制的协同作用。在治理过程中，权力和责任的分配更加平衡，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通过协商、共识和规则来管理公共事务。从更深层次来看，治理与管理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权力来源和实施机制。管理的权力主要来源于政府或组织内的授权，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控制结构，主要由权威主体执行；治理则强调广泛的参与，尽管治理同样需要权威，但它依赖于国家、公民社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是一个平衡的制度安排，侧重于通过合作与共治来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治理的过程更加灵活和多样，强调通过互动、协商和规则来达成共识并推动问题的解决。

因此，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中，管理往往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和监督，其主要特点是权威性和指令性，管理者通过制定政策、执行标准、监督过程来确保目标的实现。管理的目标通常是实现某个既定的组织目标，方式侧重于控制和监督。而治理则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和协作，强调规则、制度的建设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涉及市场、社会组织、学术界等多方参与者。治理模式下，权力不再是单一来源，而是通过多方协商和合作形成合力，推动公共事务的解决。此外，管理的主体通常是政府或组织的领导层，具有较强的集中性和权威性。而治理则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体现出更多的互动和协作。同时，管理的权力通常来源于组织的授权，运作模式较为单向，即从上到下。而治理的权力则来自于法律、规则和共同协议，运作模式更加复杂，强调各方的共同参与和协商。最后，管理的目标通常是实现组织的效率和目标，方法较为直接，侧重于规定任务和监督执行。而治理则更注重协同、调解和共识的形成，方法更加灵活、多元，关注的是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促成合作与发展。

3.国家翻译“管理”能力向国家翻译“治理”能力转型的深层逻辑

3.1 管理主题差异

传统的国家翻译管理能力模式呈现出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主要依赖政府部门进行决策与管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行业已演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活跃的领域。行业协会在行业规范制定、自律管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翻译企业作为市场的敏锐感知者，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模式以满足多样化需求；社会组织在促进跨领域交流合作、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高校是培养专业翻译人才、开展前沿翻译研究的重要阵地；译者个体凭借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成为翻译实践的核心力量。

在这样的多元主体格局下，翻译需求变得极为复杂多样，涉及文化、科技、商务、外交等诸多领域。不同主体在满足这些需求时各具专长，例如行业协会能够迅速响应行业趋势变化，制定贴合实际的行业标准，保障翻译服务的规范化；翻译企业凭借市场洞察力，灵活调整业务方向，提供精准的翻译解决方案；高校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输送创新型翻译人才，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协同发展。

国家翻译治理能力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这种模式能够充分汇聚各方资源与智慧，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相比之下，传统管理模式因难以协调译界各方利益、整合多元资源，已无法适应行业发展的新态势。因此，名称的转变是顺应多元主体格局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构建一个政府引导、行业自律、企业创新、高校支撑、译者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翻译事业蓬勃发展。

3.2 运作模式差异

如上所述，传统的管理模式，尤其是单向的、从上至下的运作方式，强调权力的集中与指令的执行。决策通常由少数权力主体发出，执行过程由下级层层贯彻，通过监控和评估来确保目标的实现。虽然这一模式在组织目标明确、任务简单、执行要求高效的情况下有其优势，但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翻译事业时，其局限性愈加突出。 

在翻译行业，尤其是在许多翻译项目中，决策与执行往往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翻译行业的标准制定和技术创新并非仅依赖政府或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决策，而是通过行业、企业、学界及相关组织的共同努力、实践探索和跨领域合作逐步推进。翻译公司、技术研发机构、学术界和行业协会在推动翻译技术发展、优化行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业内部的自发行动不断促使国家政府完善相关政策和标准，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这一过程中，企业和学术界的创新实践、社团组织的行业引领作用，推动了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的灵活应对，确保了翻译行业能够在高效运作的同时，持续创新与发展。治理模式具有更加灵活和多元的运作方式，其核心在于“共同参与”和“协同合作”。在治理模式下，各方利益相关者——政府部门、翻译行业协会、学术界、技术公司、社会组织等——都应当参与到决策、资源配置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这种多方协同的决策机制能够有效避免单一主体的主导地位，促进各方在平等、开放的基础上协商与合作。在翻译能力建设中，治理模式强调的是集体智慧的碰撞与整合，通过建立共享的规则和制度，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合作。通过这一合作机制，各方能够在信息透明、资源共享、决策协同的基础上，形成合力，推动翻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这种翻译治理模式显然比传统的单向管理模式更加灵活和高效。它能够应对翻译行业中的多元利益冲突，兼顾各方需求，推动行业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翻译领域从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转变，是适应多元化需求和复杂环境的必然选择。

3.3 目标差异

如上所述，管理强调的是效率和执行力，通常由单一管理者主导，具有短期目标；而治理则着眼于协调各方利益，建立公平、透明的决策机制，目标更长远，涉及多方参与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在国家翻译能力的建设过程中，翻译事业的成功推动不能仅仅依赖于短期的、单一目标的实现。翻译事业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涉及政府、市场、学术界、社会组织等多个利益相关方，且这些主体在翻译领域中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政府侧重于制定规范、推行政策和保障国家利益；市场则关注效率、成本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学术界强调理论研究、翻译教育和学术交流；而社会组织则更注重行业标准的建立和技术创新的推广。这些不同利益主体的互动、竞争和合作，共同塑造了翻译事业的发展格局。

相较于管理的“单一主导、执行力”的特点，治理强调公平、透明与多方参与，使得翻译事业能够在更加多元和民主的环境中得到推动和发展。因此，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从制度建设和规则完善的层面，推动翻译行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保证社会各方利益的公平表达与合理调整，推动共享目标的实现，从而形成长效机制，保障翻译事业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文化和技术环境中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国家翻译治理的命名不仅更加贴合翻译事业的多方参与特征，还能更好地体现出它作为国家文化与外交战略组成部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这不仅符合当前翻译事业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有效的翻译治理体系。

4.研究不足与建议

尽管本文提出将“管理能力”转向“治理能力”的概念，并强调多方参与和协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克服治理中的利益冲突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尤其是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不同主体（如政府、学术界、行业协会、企业等）如何通过有效的协作与共治实现翻译能力的提升，尚缺乏深入的探讨。因此，为有效解决利益冲突与资源配置问题，建议建立一个系统化的跨部门协作平台，定期组织会议与研讨，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与行动方案，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此平台内，除了通过共享信息与协调意见外，还可结合定量研究与数据分析，科学评估各方利益诉求，制定更加精准与符合实际需求的资源配置方案，从而提升治理效率与效果。

此外，治理模式的核心之一是其灵活性与动态调整机制。然而，本文尚未对这一机制进行系统的设计与分析。例如，在翻译行业面临技术革新、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外部因素时，如何进行及时的制度调整和政策引导，以适应新的挑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因此，建议在现有治理框架中引入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进行动态监测与反馈，确保治理模式具备灵活性，能够快速响应新的挑战与需求，以确保翻译行业能够及时应对技术创新和外部环境变化。

5. 结论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升对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传统的国家翻译管理能力在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翻译需求、快速发展的翻译技术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时，具有一定局限性。将“国家翻译管理能力”的概念转变为“国家翻译治理能力”，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更佳选择。通过深入辨析管理与治理的概念差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治理模式在多元主体协同、运作模式以及目标等不同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构建国家翻译治理能力，需要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完善治理规则与制度体系，提升资源整合与共享水平。这一转变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翻译能力的整体水平，推动翻译行业的创新发展，还将在促进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国际形象塑造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探讨国家翻译治理能力的具体内涵和实现机制，不断完善相关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同时，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其他国家在翻译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国家翻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有益参考。相信在治理理念的引领下，国家翻译能力将不断发展壮大，为推动全球文化交流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重要力量。

注释：

 ①第四届国家翻译能力学术研讨会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服务能力建设国际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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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惠琴

校阅：单   宇

审定：袁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