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AN 说
【十年之变】是青桐特别制作的专题，意在于宏观视角下探寻中国当代艺术十年的变化。为此，我们将访问十年来深度参与艺术界的人物，为读者逐步展开视域宽广的个人洞察。
本期的对话嘉宾崔灿灿，十年来策划过一系列重要展览；其近期策划的三位艺术家的展览（隋建国，陈彧君，靳勒），皆是对艺术家十年成果的梳理，本篇将从这三位颇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切入，探讨策划人眼中艺术家实验性探索的特质，以及特质背后所反映出的十年来席卷艺术界的变化。
崔灿灿=崔 青桐= Platan
Platan：之前访问隋建国先生时，他提到这十年的探索充满了“未知”，这是否也是实验性探索的重要特征，他的探索方式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崔：我更愿意用“体系”来诠释隋建国。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艺术形态不断成型，逐步实验并成为独立而又完整的体系的过程。08年隋建国的以往的作品已经非常成熟，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需要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重复还是拒绝重复。“拒绝重复“意味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冒险，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实践过程中“放弃原有的经验”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而隋建国闭上眼睛创作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告别了原有的经验，放弃了现代主义和观念主义中最重要的环节——看。做艺术家选择“风险”远比选择“安全”更具有可能性，这是艺术家选择实验性探索时值得思索的。
体系：隋建国2008—2018，OCAT深圳馆
Platan：陈彧君的实验性探索可以说是多路径并行的，你通过策划参与了将这些路径进一步视觉化的过程，你怎么看待他的这种探索方式？
崔：要建构一套语法和语汇，艺术家要进行非常实际的媒介尝试，陈彧君的线索非常多元，他在为自己搭建更多的通道，当他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时，就开始在这里“生长”。选择之后尝试，尝试之后再选择，他如此周而复始地工作；到了十年这个节点再来回看陈彧君的成果时，比选择更关键的，是形成了他多少条路径，路径远比结果更重要。
陈彧君，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Platan：靳勒在石节子的乡建，相比其他的乡建案例，他的独特性是什么？
崔：首先靳勒是石节子的本村人，他既是村民也是村长。一般艺术家在村庄里做乡建，需要调研和协同村民落实，而他一个人就承担了多种身份，所以他在乡建中的执行力更强，通道更便捷。
此外，石节子乡间的这十年，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西北的乡村比东部更为落后，而他通过乡建完善了这些基础工作，比如通水通电，互联网，浴室，旱厕改造等等。这些实际的建设往往比理论，对村民来说更直接有效。
还有一点，中国自古就有还乡的传统，古人从京城的官位上卸任后，会回乡建宗祠办学堂。靳勒所做的也很像，他将从北京带来的经验和艺术视野一起带入到他的乡建中，他完成了一次回潮，也将他在北京的经验再次修正和实验。
Platan：我注意到石节子通过艺术乡建，吸引了很多媒体来报道，而媒体效应又催生了政府为石节子完善基础设施。如果艺术最终导向了建设基础设施，那么在石节子这里，过程显得有些“间接”了，艺术原本的目的也被削弱了，你怎么看这一点？
崔：无论处于何种乡建的模式，艺术都很重要；在没有解决缺水问题之前，水比艺术更重要。可能未来的十年因为基础设施已经完善，艺术成为了石节子最主要的问题；但就过去的十年而言，石节子和艺术完成了一个双向的对接。而你提到的这种方式，恰恰是为数不多的，在石节子可行的方式；艺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间接地促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村民们的生活得到提升的同时，也进一步显现了艺术作为工具的可能性。
谁的梦——石节子十年文献展，白盒子艺术馆
Platan：虽然艺术家的选择差异很大，但就你近期策划的这三位艺术家探索的成果，从中是否能窥见实验性探索的某种共性？
崔：我认为共性更多呈现在结果揭晓的时刻，就像物理学里“薛定谔的猫”一样，艺术家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不知道“猫是死的还是活的”，只有打开盒子的那一刻才知道最终的结果。当隋建国闭上眼睛（开始创作“盲人肖像”），陈彧君面对莆田，靳勒开始归乡的时候，面对的都是未知；只有通过梳理这10年，才能看清究竟走过了怎样的路 。
Platan：我们刚刚谈到艺术家的实验性探索，这也投射到这近10年艺术圈整体的特征，如果让你从宏观的视角，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特征，你会如何表述？
崔：圈层的丰富，个体的强烈。08年之前我们往往喜欢使用流派和概念来探讨艺术，比如玩世波普艳俗的90年代；但从08年到现在，几乎没有提出过一个完整的概念。个体面对的问题更加直接，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少。
圈层的丰富也导致了一系列结果，乡建和实验艺术空间陆续开始出现，对双年展和画廊制度的反思开始萌生，博览会开始风起云涌，中国本土藏家开始占有主导权……圈层化的本质就是，大家面对的问题再也不是共同的问题，而是各自的孤立的问题；共识被打破，也造成了每一个角色必须回到各自的语境中前进。目的越来越多，功能也越来越不一样，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都围绕着这个特征而产生。
Platan：作为策划人，这十年也是你充分介入当代艺术的关键时期，从最初策划实验性项目，到如今肩负更多的艺术立场，你对这十年的个人感受是什么？
崔：可能换作5年前你这么问我，我会和你说一个很整一的理念，但现在我可能会犹豫。对于我来说，艺术策划不是越做越肯定，越来越明晰，而是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立场越来越多，再也不像当初那么确定无疑了，无力感和雄心交织而伴。立场会在实践的过程中会被损耗，如今我开始正视这一过程；我个人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圈层的缩影，个体的能量被不断被放大，生态也越来越丰富。作为策划人，不能再固守单一的立场，也没有一个安全的境地，你必须如履薄冰，你没有偷懒的机会，也无法享受过去的安逸，要么离开，要么全力的应对。
跨年艺术项目“万家灯火：月圆之夜”，晨画廊
Platan：圈层的丰富会反过来影响对艺术家价值认定？
崔：会的，以前大家在上升的过程中都在面对几座大山，但现在路不一样了，这些“大山”依旧很重要，只是地位不再稳固，他们不会成为新一代艺术家的障碍。艺术圈再也不是接力棒的关系。新一代艺术家早就从原来的圈层中“出走”，进入到新的圈层中，之前谈到的三位艺术家就是很好的例证。共识破碎之后，大家就不是原来的上下或是前后关系，而是左右关系，大家十年前一度希望破除精英主义，打破权力结构，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成果。但也分享了风险和无奈，谁也成为不了绝对主流，谁也没办法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苟且，就连平安落地都很难。我们的批判力量很坚定，但效果可能很微弱，谁也提供不了所有系统都可以分享的红利。
Platan：价值认定也和市场息息相关，这十年人们将极高的关注度放在价格体系上，这也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对艺术的评判标准，你怎么看近年市场的作用力？
崔：2013年第一届香港巴塞尔举行，标志着藏家趣味的胜出，近年看双年展的人少了，博览会一度成为最核心的话题。因此这十年也可以视作价格体系胜出的十年，博览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虽然在我看来这很反动，也非常不幸；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十年前我们的希望都实现了：更多的画廊、美术馆、艺博会、实验空间……如今全都建立起来了，但建立之后系统给我们带来的反作用力也越发明显，曾经需要的良性体制，如今成了枷锁，成了划地为牢的难题。藏家趣味和博览会标准的胜出，没让艺术圈更强劲，而是让艺术变的越来越虚弱，一个倒立的金字塔随时可能坍塌，最荒诞的是第一步的可能是从博览会的危机开始。
2019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Platan：这样的趋势进一步蔓延，你认为到未来十年可能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崔：首先我不是一个预测未来的巫师（笑），但根据目前的现状胡说，人们会因不同价值的追求而产生越来越多的争论，但也会有很多交错的地带。例如近几年和艺术有关的事件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领域的探讨，搅动了艺术之外的人对艺术内部的看法。原来觉得没有直接对话关系的两个人，因为一种共识又可以重新发生连接，或许未来几年整个艺术生态依旧混乱，也会更加混乱，但也更加丰富和饱满。我觉得未来十年是实验和地下艺术最好的时代，也是真正可能发生重大变故的时代，有点像我们看到的许多历史书中惯用的口吻，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某个并不起眼的事件，竟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人们并不得知，也从未意识到，一个多米诺效应的席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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