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AN 说
本期的对话嘉宾伍劲先生，是玉兰堂画廊的负责人，也是艺术界资深的市场专家。从90年代末至今，伍劲深度参与到年轻艺术家的推介和收藏中，那些年与他一同走过的艺术家，如今多已羽翼丰满。本期内容，我们将借由伍劲的视角，理解90年代以来一代代年轻艺术家的成长历程，同时也会谈到画廊的经营理念，以及他对当下艺术市场洞察。
玉兰堂画廊负责人 伍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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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劲=伍 青桐= Platan
Platan：您早在1999年就策划了（当时）年轻艺术家的展览，比如《新锐的目光-197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那场展览是您关注年轻艺术家的“元年”吗，当时的艺术环境是怎样的？
伍：我把那次展览，视为自己系统地审视艺术家的开端，正如今天的90后艺术家，20年前70后艺术家，也尚未形成自己强有力的风格。甚至除了少数几个涉外的艺术家，那个时候当代艺术的市场都还没有形成。
“1999年以来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收藏案例”，展览现场
Platan：可以看出从90年代末到现在，您对年轻艺术家的兴趣从未衰减过，他们为何对您有长久的吸引力？
伍：我时常用“喜新厌旧”来形容自己，我对当下的生活和现实抱有更大的兴趣，而对于文献性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这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注定了我会喜欢新事物。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更容易产生新的语言或视角，而我更看重艺术家能持久地保持新意。比如近期毕加索的展览，当我看到他创作生涯尾声的一幅作品时，依然觉得有新鲜感，这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尹朝阳，肖像，2001，布面油画，35×30cm×3，展出于“1999年以来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收藏案例”
Platan：对于80、90后的艺术家，是否能归纳出一些宏观上的特质？也请兼谈二者之间的差异。
伍：1993年毕业时，我教过一个小孩画画，我惊讶于他掌握的关于卡通的认知，远远比我多。等后来我开始接触这批80后的艺术家时，猛然意识到，他们的年龄恰与我当年教的这个孩子相仿。所以在2004年左右我就判断，卡通会是80后这一代艺术家创作的重要语汇，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而目前的90后艺术家，刚刚处于“露头”的时期，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模样。但我能隐约感觉到，他们比起前一代艺术家的作品，带有更多“虚拟现实”的意味，生活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具体。90后艺术家可能和互联网时代有更密切的关系，毕竟他们一出生就面对这样的局面，但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陈飞，今夜突然下起小雪，2008，布面油画，180×140cm×3，展出于“1999年以来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收藏案例”
Platan：对于那些价格涨幅迅猛的青年艺术家，尤其是短期内蹿升的“黑马”，您如何看待？
伍：有的艺术家偏“资本运作”更多，有的则是长期沉淀使然；后者当然会更持久一切，过大的波动对于艺术家来说并非理想的状态。因此，我更多关注艺术家10年的市场变化。
Platan：您在2012年提出过“天使收藏家”的概念，并坦言“天使收藏家”会以失败为主旋律，很难保证收藏的作品价格上涨。其原因是什么？藏家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思考和判断，尽量减小这种风险？
伍：那年正值风险投资的热潮，我们经常从创投相关的新闻中听到a轮、b轮、天使轮之类的概念，于是我将它横向的挪用到艺术收藏中。我将特别早期的收藏称为“天使轮收藏”，如同天使轮的投资一样，天使轮的收藏失败率也高的离奇。因为成功的艺术家注定是少数，当我们谈到中国20世纪时，真正成大器的也不超过20位艺术家，平均下来每10年也就2位。
借用股票的术语来谈，要控制其中的风险，需要藏家对“基本面”了解的足够多，比如判断作品艺术水准的高低就非常重要。
Platan：刚才咱们谈到的是藏家的判断力，而从艺术品价位的层面来看，您似乎更推崇“轻量化”，“价格适中”的收藏，这某种程度上减少了风险带来的损失。
伍：绝大多数的收藏者都不是巨富的人群，因此他们只能做“轻量化”的收藏，这种方式源于我个人的收藏经历，当我买一幅作品时不希望有过大的压力。我曾就此做过一个比喻，“用一平米的房价可以买一件作品，再贵也不要超过自家卫生间面积的价格”，这显然比用一套房子的价格买一件作品，压力会小很多。这些作品的存在，也同时丰富了整个生态链，让更多年轻的，有潜力的艺术家开启他们的职业生涯，假如大家只盯着拍卖行的“封面”作品，而它们又势必会落在巨富藏家手中，这样的市场岂不是太无趣了。
Platan：作为一个艺术品推手，您在工作中最耗费精力的部分是什么？
伍：假如选择一种“投机”的方式开展我的工作，生活节奏应该会轻松得多，可以不上班，赌几个“高点”和“个案”即可。但我终究没有这么选择，反而选择了一种更“笨”的方式——做基础的投入，建设基础的环境。但这之后我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大盘的推动者，注定是很艰苦的。因此，我主要关注点并非放在单一的艺术家或作品，而是希望建立一套新的价值标准，其难度可想而知。
Platan：您在谈及个人对绘画的喜好时，曾说自己热爱“自由的绘画”，对此能否详细谈谈？
伍：我想强调的是“真实地表达自我”，大多数艺术家做不到这一点，而杰出的艺术家年轻时的作品就能做到，毕加索就是很好的案例；如今多数艺术家的创作是在“指东打西”，这倒逼他们逐渐进入一种不自由的状态，虽然这些作品不乏有趣之处，但在我个人看来，依旧未达到最佳水准。
夏俊娜，花解语，1998，布面油画，163×134cm，展出于“1999年以来的中国年轻艺术家收藏案例”
Platan：“指东打西”恰恰是当下的前卫艺术，或者观念性的艺术的常规手法，我注意到玉兰堂少有涉足这一领域，您如何看待这一类型的艺术？
伍：的确，这一类作品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多数都是“指东打西”。我不否定这一类型的艺术，但对我个人来说，学院的美术史教育背景，天然地使我和这一类艺术保持距离，当然，这或许也是教育背景带给我的负担，但我最终仍然选择自己深刻理解且偏爱的那一类艺术。
经营机构时，我会站在现实的角度考虑前卫艺术，即在商言商，当我们离市场过于遥远时，就很容易“牺牲”掉。因此，我可以自己去收藏我喜欢的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但在经营机构时我会慎重考虑他它们。
Platan：您提到的“在商言商”的角度我很感兴趣，抛开前卫艺术不谈，即使是您自己偏爱的那一类艺术，在面对市场时也必然会经过磨合和取舍，这一过程在最初是怎样的，您是否也会经营自己不那么认同的艺术？
伍：最初的时候，我当然更聚焦于个人的趣味。当真正开始经营一家机构时，我意识到需要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多的触角，这也是一个拓宽自己认识的过程；比如，有些艺术我最初不一定那么认同，但在尝试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正向的反馈，我会试图接纳并了解更多，经过这么一个循环，我或许能从中找到打动自己的部分。
Platan：关于经营机构，我们可以结合现状谈一谈，近期佩斯，长征等老牌画廊纷纷对原来的战略做了大幅调整，这是否意味着画廊“转折时刻”的到来？在此处境下，玉兰堂画廊的战略是否也有新的调整？
伍：从近期的一系列动荡来看，今年对于艺术品市场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年份。佩斯撤出中国内地，我认为跟他租约到期有关，香港的新空间开启后，北京的这个空间必要性不强。佩斯的战略在于将纽约伦敦的那一套理念推向中国，其中也包括了将国内艺术家推向本地市场，如今撤退，很可能是这种策略存在失误，或者没能达到预期。佩斯等到了10年前艺术市场的那次爆发，但近10年终究没能等来第2次，在现行的艺术市场下，画廊需要有更严谨的商业考量才能存活。
长征空间退出艺博会让我比较意外，这是国内老牌的画廊，也是国内参加全球艺博会最积极的一家画廊；我猜测他们对于艺博会的功能有新的判断。而我们的玉兰堂画廊，主要面对的是中国市场，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都设有空间。我们没有在海外艺博会上花费过多精力和成本，而是发掘国内市场，因此我们在艺博会的战略上是非常激进的，今年就参加了相当多的艺博会。但如果经济状况疲弱的话，我们明年也会筛掉一些表现不好的艺博会，但总体来说，我们跟高度国际化的机构处境很不一样。
Platan：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近10年的变化，可以从宏观角度谈一谈。
伍：从作品的角度来看，50、60后的老一辈艺术家，普遍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创作的习惯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大多艺术家年轻时就已经成型，很难做到脱胎换骨，只有极少的艺术家成功地通过其他路径闯出一片新天地。
因此08年以来我更关注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这十年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70后走向成熟，80后艺术家开始兴起。尤其对于80后来说，虽然市场还没有给到足够的反馈，但我认为创作上最主要的角色，基本上将会由这一代艺术家扮演。
图片鸣谢：Hi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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