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古城的砖墙，如同写实画家的笔触，勾勒了一段历史的轮廓。
建炎四年（1130），赣州城内发生了戏剧性一幕——突然驾临的隆祐太后，导致了一场涉及到军队、随从侍卫和赣州城内百姓的冲突。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卷112对这次事件做了有趣的记载：隆祐太后到赣州后，官私和财务散尽，卫军用轻薄不合格的钱在市中买物不售，而引起军民相争，冲突升级后，虔州乡民众志成城，表现出强烈的维护地方利益的意识，乡兵首领陈辛纠集数万之众围城，太后震怒，发话免其罪让他退围，俱不听。最后从别处调集部队击溃击溃地方武装，才解除了危机。
不得不先说到隆祐太后入赣的缘由。建炎三年，高宗移跸健康，撤帘后的隆祐太后也随后到达。八月，金兵大举南侵，旨在一举消灭宋室。高宗让隆祐太后出江西躲避，金兵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吉安，随从官员刘珏让农夫肩舆太后到虔州，方才摆脱追兵。
当太后来到这片“烟瘴之地”，已无暇去仔细查看这片被士大夫所描黑的江南庳薄之乡，惊魂未定之余，首先感到吃惊的，竟然是虔州乡民如此作乱犯上，不把她放在眼里，可说是闻所未闻的。乡民们敢于同官府对抗，显然不是初次，一定源于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他们早有“虔寇”的恶名。“虔寇纷纷”也常见于官员们的上奏文书中。
曾任江西安抚大使李纲，认为赣南“虔寇纷纷”——是因为“虔地地险民贫，风俗犷悍，居无事时，群出持兵，私贩为业……”（《宋丞相李忠定公别集》卷15）
虔州民风强悍，因为和维护他们自身的生计——“私贩（盐）”相关。贩卖私盐，显然已成为当地百姓世代相袭的职业。而这也成为政府头疼的问题。因而“虔寇”有时又可叫做“盐寇”。宋代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政府垄断经营，私人贩卖，属于犯法。每个行盐区有着严格的界限，如越界贩卖，则为私盐。当时虔州属淮浙盐区，而与虔州相邻的广东，属于广盐区。但是虔州离淮路远，而从广东运盐路近而价贱，可获厚利，导致“汀、虔州人，多盗贩岭南私盐”（《宋会要辑稿》）。虔人南出广东，私贩食盐，经常要走夜路，大山巨谷之间，虎啸猿啼，为吓唬老虎，他们唱着一种“过山溜”的高腔民谣给自己壮胆。
赣南地理环境，对民风的形成不可忽视。虔州地处赣江上游，“南抚百越，北望中州”，东部武夷山脉，绵延赣闽；南部南岭山脉，颠连粤北；西部罗霄山脉，盘踞湘赣。因地理位置险要，回旋余地很大，而官府的力量往往又很难到达，常常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独立王国。唐末爆发黄巢起义，南赣脱离中央政府控制，而代之以地方土豪卢光稠统治，成为一个割据之地，直至被吴国和南唐所接管。宋明时期，如何解决地方势力与王朝的对抗，总成为执政者比较焦虑的事情。因而，“剿匪”，又成为一个经常挂在嘴边的词。
南赣民风犷悍，匪患不断，历来难以治理。事实表明，动乱的缘由，并非百姓天生反骨，而是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加上这里离皇权较远，容易为有势力的地方头目所掌控，于是一呼百应，啸聚山头。
至明朝正德年间，南赣包括福建、广东、湖广的匪患，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历任南赣的地方官，总是称病请辞。实在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上任的，也是战战兢兢，对待匪寇毫无办法。这无疑助长了山寇的气焰。直至王阳明的出现，局面得到暂时性的改变。
那年阳明45岁，此前他尸位素餐于闲职，一直没有建立功业的机会。忽一日，因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突然被朝廷任命为南赣佥都御史，负责剿匪。
阳明岂是凡人，对于这个稍显迟到的机会，他的行为有些不合常规——非但不感谢“圣主”，反而耍起性子请辞。他思索半个月后，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递上辞呈就从南京往老家山阴走——请辞的理由是：看望奶奶。这个理由显得那么矫情。请辞自然被驳回。兵部又下一道批文，催促他上任。阳明继续等待，又过了半个月，吏部再次下文，他才动身从杭州南下。这一走，就是五年。
与他的前任不同，王阳明是带着“民吾同胞”的情怀来到赣南的。那里既是他的战场，也是他思索、传播心学的试验场。作为一个大哲学家，王阳明并不信奉武力，他说“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他重视乡约制度，推行十家牌法，使百姓之间互相监督和牵制，从制度上革除通匪的空间。而行军打仗之余，大讲“心学”，发明良知。因此，王阳明到赣南后，书院、学社兴起。他真心诚意地做教化工作，以大儒的襟怀，推行知行合一。在重视嘴皮子功夫的传统儒者当中，他的形象是非常独异和醒目的。
他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剿匪不为杀匪，而是安置、教化，杀是为了不杀。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牺牲，来换取地方的长治久安。他每到一处剿匪，总是将击溃的匪徒作为良民安置，给他们良田，让他们成为“新民”。为了防止匪患死灰复燃，他先后在福建漳州设立平和县，在赣南设置崇义县，并设立学校，通过教育解决“心贼”问题。
王阳明是个真诚的哲人，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重视过程和效果，并不是满嘴跑火车百无一用的腐儒。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精于“心术”，甚至有些“狡诈”，但他心中装着大爱、大智、大慈悲和大勇敢。
在平三浰池大鬓时，下属希望调集广东狼兵参与会剿，他不同意。认为狼兵所过如剃，荼毒百姓胜过土匪，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怨。他从心里想归化匪寇。于是给山洞里的贼寇送去牛、酒、布匹和银子，并写了封《告谕浰头巢贼》，动之以情地进行思想改造。他大打心理战，先将匪徒加以区分，说我得知你们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人，其他都是胁迫的。如果我骂你们强盗，你们肯定发怒，说明你们也以此为耻，那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你们辛苦为贼，所得也不多，甚至也有衣食不够的，何不用为贼的精力用于农耕、商贸，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不是我要杀你们，是你们使我们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若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来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你们是我的同胞，我的赤子，我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要杀你们，真是痛哉痛哉！行笔到此，不觉泪下。
这告谕，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但又绵里藏针，软硬兼施。很快，瑶族酋长金巢、卢珂等人率部来降。贼首池大鬓也被王阳明弄得心里慌慌，不知王阳明究竟如何想，便带着90余个彪悍的小头目假意投诚，前来探听虚实。王阳明留他们在赣州，给他们穿上官兵的衣服。贼首刺探之后提出要走，王阳明强留他们在城中过年。当发现他们确是贪婪残暴之徒，无法改造，且听到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责阳明的礼遇无异“养虎为患”时，才痛下杀手。
正月初二，他在府中设宴，安排甲士晚上潜入。临近中午时，王阳明还不吃早饭，为自己无法感化贼首而悲痛不已，直至头痛大眩晕，狂呕一阵。王阳明内心感情丰富如此，实属罕见。
某种程度上来说，王阳明在赣南剿匪，成就的是他个人的功绩，随着他的离去，匪患重新燃起，终明之世，赣南地方盗贼仍很猖獗，在明清易代之际，更是进入了全面动乱。为此，曾任兴国知县的海瑞就说，阳明削平贼巢，靠的是诈术，并未使盗贼完全心悦诚服。虽然刻薄，却也接近某种实情。
北宋庆历年间，理学家周敦颐在南赣任司理参军，二程（程颐、程颢）之父程珦任兴国知县。程珦让二程随周敦颐学习理学。因而后人又将赣南称为“先贤过化之地”，这也算是对赣南“虔寇纷纷”形象的一种纠偏吧。南宋之后，赣州书院兴起，“道源书院”、“濂溪书院”等先后建立，“被服儒雅”，又成为赣南的另一幅表情，成为接受王朝教化，推崇礼乐的一种象征。出生于吉安的南宋状元文天祥，曾在赣州任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赣去吉一水三百里，而气候风土习俗事事不同，未春已花，才晴即热，山川之绸缪，人物之伉健。大概去南渐近，得天地阳气之偏。看来反不可以刑畏摄，而可以义理动。
文天祥以亲身经历说明赣南百姓愿意接受义理教化。只是地方土豪出于自身利益，与官府采取一种既对抗又合作的态度，以达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赣南匪患难以消除的根本缘由。
王阳明在赣南，受业于他门下的弟子不可胜数。他在赣南完成了心学的创建，并通过事上磨练，检验知行合一功夫。他的代表性著作《传习录》上卷，在赣南完成并刊刻。在这片“先贤过化之地”，王阳明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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