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征程谱写了一部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投资者”的波澜壮阔史诗。根据商务部最新数据，2024年全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845.3亿美元，存量达到31399.3亿美元，是2002年末存量的105倍，排名由第25位攀升至第3位，仅次于美国（9.8万亿美元）和荷兰（3.2万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占比持续超过三分之一。这一数据清晰地表明，中国资本与技术的出海步伐非但没有停滞，反而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中，结构更趋多元，领域愈发深入，从传统的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大步迈向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数字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
然而，这条出海航道早已不复往日平静，百年变局、地缘政治冲突取代经济合作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核心变量，新冠疫情的后遗症仍在侵蚀全球供应链的韧性，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低迷与货币政策转向，更让全球经济前景迷雾重重。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海外经营的环境正从“可计算的风险”转向“根本性的不确定性”。昔日以“工程承包+资源置换”为主的投资模式，其所面临的风险相对单一、可控；而今，在高科技、战略性领域的深度介入，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直面大国博弈的锋镝、东道国内政的漩涡、日益严苛的国际规则以及被高度曝光的ESG议题。
基于我们对近两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最新动态与案例，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环境风险、安全威胁、法律诉讼等事件进行系统性扫描与剖析，本文拟探索：在新的历史关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图谱发生了哪些结构性演变？这些风险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未来又将朝向何方发展？今天，我们主要基于典型案例分析新出海时代海外投资的风险现状。
本文研究了2020年以来至2025年12月的125个风险案例样本，通过对这些风险事件的分析，我们发现，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监管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环境风险等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这些风险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造成了困扰甚至造成危机。
一、安全风险：针对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
根据对这125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企业与公民海外安全风险频发，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2020年至今，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事件中，安全风险占比达到12.0%。这一数字背后是大量具体而严峻的案例。根据中国驻外使馆发布的安全风险提示，2020年至今，中国驻外使馆发布的风险提示就高达500多条。以2020年为例，仅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就发布了7次安全提醒。近年来，相关提醒更为频繁，例如2025年11月27日，中国驻刚果（金）使馆因当地武装袭击频发，多次紧急提醒中国公民尽快撤离。
在海外安全风险事件中，从安全风险具体类别看，绑架、恐怖及暴力袭击等高发。以尼日利亚为例，仅仅在2025年9月，就发生了三起针对中国人的暴力袭击，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凸显了该地区安全环境的极端恶劣性。更值得警惕的是，即便在赞比亚这样政局相对稳定、与中国有长期合作的国家，普通治安问题也正演变为致命威胁。2025年3月，赞比亚谦比希地区的一家中资矿业企业遭武装抢劫，导致中方员工1死1伤。该事件暴露出在部分治理薄弱地区，“犯罪暴力化”与“基础安防脆弱性”的叠加，使得常规安保措施在面对突发、高烈度袭击时可能完全失效，成为企业的重大风险盲点。
此外，在东南亚、拉丁美洲，针对中国企业家的绑架案件也同样高发，例如2024年6月，两名中国医疗器械公司高管在马尼拉遭遇精心策划的绑架，家属支付巨额赎金后仍被撕票，事件震惊中外。在南非，也频频发生针对中国人的绑架事件，仅2022年至2025年间，开普敦、约翰内斯堡等地就发生了多起，中国驻外使领馆多次就此发布安全提醒并介入处理。而缅甸的案例则揭示了另一种更复杂的风险形态：在社会全面失序状态下，安全风险会高度“政治化”。2021年3月缅甸政局突变后，仰光莱达雅工业区内的32家中资工厂遭到有组织的打砸抢烧，造成约2.4亿元直接损失。这表明，当东道国陷入动荡时，中资项目可能成为当地矛盾的转嫁焦点，从防范随机犯罪升级为应对一种充满敌意的系统性威胁，常规法律与安保体系完全失效。
从安全风险区域看，尼日利亚、刚果金、巴基斯坦、苏丹、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安全风险高发。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恐怖以及武装袭击，绝大多数发生在尼日利亚、刚果金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例如在巴基斯坦，中资项目多次成为恐怖袭击目标。2024年3月，达苏水电站项目车队遭自杀式袭击，导致5名中方人员遇难；同年10月，卡拉奇机场附近的中企车队再遭袭，导致2名中方人员遇难。在刚果（金），2024年7月一家中资民营企业遭武装袭击，造成数名中国公民死亡和失踪。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这类地缘“脆弱带”，安全威胁进一步与技术融合，呈现出全新维度。2025年11月，该地区发生针对中资企业的武装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袭击中可能运用了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这标志着威胁已突破传统安防的物理边界，演变为“地缘冲突、恐怖主义与不对称技术”的三重混合风险，防御难度急剧上升。
这些持续发生的悲剧表明，地缘政治危机、局部冲突以及部分国家的社会动荡，正在显著推高中国企业海外经营所面临的传统安全风险。安全风险已不再是遥远的可能性，而是许多“走出去”企业必须直面的现实威胁，其形态正从普通的治安犯罪，向政治化冲击、高技术化恐怖袭击等复杂形态不断演变。
二、政治风险：政权更迭与代际革命双重冲击下的风险
当前中国企业海外经营所面临的最高层级政治风险，其本质已从传统的政策波动，演变为由“政治权力根本性重置”与“社会代际裂变”共同驱动的系统性危机。以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厄瓜多尔等国的情况观察，以Z世代（Gen Z）为核心、依托社交媒体动员的新型抗议运动，正在全球多个政治基础脆弱或社会矛盾深刻的国家形成浪潮。这些运动的共同诉求虽指向腐败、不平等与生活水平下降，但其结果往往直接颠覆政治格局，使外资项目赖以生存的“政策连续性”与“国家契约”假设加速崩塌。
此类风险的严峻性，首先体现在其能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政治格局的“速生速朽”。以尼泊尔为例，2025年因经济困境与政治腐败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由Z世代在社交媒体上高效组织，迅速形成全国性政治力量，导致执政联盟垮台。新政府为彰显民族主义立场与划清界限，惯常手段便是重新审查并暂停前任政府签署的重大外资项目。这使得中资企业陷入两难：坚持合同权利则易被污名化为“旧政权的帮凶”，激发民粹反对；妥协谈判则意味着接受利润被大幅挤压。这揭示了数字时代政治风险的核心——社交媒体驱动的民意，能够以传统模式难以想象的速度，直接催生或摧毁一项投资的政策基础。
而当这种社会运动与街头政治结合，便可能触发政权非正常更迭，直接撼动外资项目的法律根基。如果商业合同的有效性完全依附于特定政权的存续，一旦权力非正常转移，那么项目便成为政治清算中最明显的目标。即便在民主选举框架内实现的政权更替，也同样可能带来颠覆性的政策回溯。如厄瓜多尔左翼政府上台后，为兑现资源民族主义的竞选承诺，单方面宣布修订既有矿业和石油合同，大幅提高税负并增加新义务。这使得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在厄外国企业预期收益锐减。一些国家政府还通过立法将商业合同问题政治化、道德化，以实现利益的强制性再分配。这种 “政策的可追溯性政治变更” ，暴露了在法律体系未能超越政治周期独立性的国家，外资面临的根本性“政策信用”风险——一次选举就足以让原有的法律保护伞失去效力。如赣锋锂业在墨西哥遭遇的采矿许可证被取消的风险，天齐锂业在智利的“公私合营”风险，都给企业的战略布局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总体看，无论是尼泊尔式的数字动员、孟加拉国、印尼、马达加斯加的Z世代抗议，还是厄瓜多尔式的民主逆转，其共同结局都是外资运营所依赖的法律与政治基础被连根拔起。Z世代运动作为一种新的风险变量，不仅放大了政权更迭的频率与不确定性，更改变了风险的作用路径。它要求中资企业必须将政权稳定性、社会代际冲突烈度与政策可逆转性置于风险评估的绝对核心，并为“国家契约”可能被随时单方撕毁做好预案。
三、监管风险：地缘政治的“灰犀牛”与东道国的“政策变脸”
东道国的监管与法律手段，已不再仅仅是需要考量的宏观背景，而是演变为能够直接干预甚至中断商业运营的具体工具。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经济民粹主义或地缘战略的需要，政府频繁动用立法、行政裁决乃至动员社区力量，使外资项目陷入一种“合法化”的围困之中。这种系统性的风险，正从议会、法庭、社区到资源政策等多个层面，逐步侵蚀中资企业的法定经营权利与投资安全。
在欧洲，一种被称为“休眠法案”的法律工具被重新激活，展示了风险如何以保障“供应链安全”为名，演变为对外资的强制接管。2025年9月，在美国更新对华半导体管制后，荷兰政府迅速援引了1952年冷战时期制定的《商品可用性法案》，对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下达全球运营“冻结令”并启动行政接管。鹿特丹的企业法庭随后作出紧急裁决，暂停了闻泰科技委派的CEO职务，并将其股份的法定管理权强制移交给法院指定的托管人。这意味着，作为合法股东的闻泰科技，在法律上瞬间丧失了对这家公司的所有治理权。此案例标志着一个危险的模式升级：国家安全审查从“事前投资阻断”演变为“事后运营剥夺”。其核心在于，东道国可以随时激活定义宽泛的历史法案，并利用国内司法程序为这种具有歧视性的措施披上“程序合法”的外衣，开创了追溯性剥夺的先例。
与此同时，在北美，风险则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地缘政治焦虑向下渗透，通过将商业项目“政治化”和“安全化”，从社会基础层面瓦解其可行性。国轩高科在美国密歇根州价值24亿美元的电池工厂项目便是典型。该项目起初被宣传为创造就业的典范，但很快被美国国会议员贴上“间谍活动风险”和“供应链威胁”的标签。尽管公司多次澄清，但巨大的政治与审查压力最终使项目陷入停滞，并于2025年被州政府以“违约”为由正式通知搁浅。同样，TikTok面临的“不卖就禁”法案，更是将这种“数字保护主义”推向立法层面。这些案例表明，政治风险已从国家层面的审查，下沉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许可”危机。项目在失去政治正确性后，可能在地方层面遭遇系统性阻击，使得正常商业运营因民意和政治压力而彻底瘫痪。
而在拉美等资源富集地区，风险则体现在“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对股东权益的渐进式侵蚀上。天齐锂业在智利SQM公司的投资所面临的挑战即是缩影。2024年，智利政府推动“锂矿国有化”战略，旨在通过国家控股加强控制。这直接影响到作为股东的天齐锂业，使其在未来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的合资谈判中，可能被迫让出控股权和运营权。这揭示了一种新型风险：外资面临的已非传统的直接征收，而是一种 “合法合规的权益侵蚀”。东道国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整和法律程序的特别解释，以“国家战略”之名，系统性稀释外国投资者对核心资产的控制力与未来收益。
所以无论是欧洲的法律工具接管、北美的社区政治化阻击，还是拉美的资源权益侵蚀，都共同指向一个严峻的现实：东道国的国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地缘博弈已深度交织，并外化为一系列精准针对外资的法律与政策工具。在此背景下，企业仅依靠商业合同与静态的法律条文已远远不够，必须将动态、前瞻的政治风险研判提升至战略核心，并在投资架构、本地化融合及危机应对机制上，构建更强大的韧性以抵御这种系统性的“合法化”冲击。
四、社会安全与ESG风险：从人身威胁到“社会许可”的丧失
当前，海外经营的社会安全风险内涵已发生深刻演变，它已远远超越传统意义上对人身与财产的直接侵害，而是日益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ESG议题深度交织、互为表里。其核心矛盾在于，企业若无法在东道国取得并维持广泛的“社会许可”，任何看似孤立的环境事故、劳工纠纷或社区冲突，都可能被迅速点燃，演变为一场足以颠覆整个项目的合法性危机与系统性冲击。
在劳工权益与社会责任领域，风险表现为国内习惯的管理模式与东道国强大的工会文化、严格的劳动法规及高涨的权益意识发生剧烈碰撞。2024年比亚迪在巴西厂房建设项目遭遇的危机即是例证。巴西劳工监管部门突击检查后，指控项目存在“现代奴隶制”工作条件，包括严重超时加班、提供恶劣居住环境及非法扣留证件等。此事经本地媒体广泛报道后，迅速发酵为全国性社会丑闻，引发工会大规模抗议和社区强烈不满。在巨大的舆论与政治压力下，项目被强制全面停工，企业不仅面临巨额罚款与诉讼，其商业声誉与未来市场拓展能力均遭受重创。这一案例深刻揭示，在劳工权益敏感地区，社会安全风险的本质是“管理模式的文化与法律冲突”和“社区关系的战略性缺失”。忽视对当地劳动法、工会权力和社区期望的深度适应，会使项目运营在法理和情理上都极为脆弱，一旦问题暴露，长期积累的不满会与媒体、舆论、司法形成合力，瞬间剥夺企业的“社会许可”。
与此同时，环境合规压力正从运营挑战升级为结构性的绿色贸易壁垒，风险的表现形态从项目所在地的抗议，演变为决定市场准入与供应链生存的强制规则。在运营端，中资在秘鲁的铜矿、在巴基斯坦的水电项目均曾因环境评估争议或生态破坏指控，遭遇当地社区长期抗议与国际NGO的持续施压，导致项目严重延误。在贸易与资本端，风险更具系统性：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已开始针对钢铁、铝等高碳产品征收“绿色关税”，直接削弱中国相关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欧盟零毁林法案》等法规要求企业对供应链进行追溯性尽职调查，这对涉及农业和大宗商品贸易的企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合规负担。这表明，环境维度的ESG风险已演变为“法规驱动的市场壁垒”和“贯穿供应链的连带责任”。风险不再局限于项目当地的环保处罚，而是上升为产品能否进入关键市场、能否获得绿色融资的生存问题。
新时代的社会安全与ESG风险是一体两面的复合型危机。无论是巴西的劳工权益风波，还是全球性的环境合规压力，都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在海外经营中，ESG绩效本身就是最核心的安全绩效。构建超越法律底线、主动融入当地、并符合国际准则的ESG管理体系，不再是锦上添花的社会责任展示，而是企业获取“社会许可”、保障资产与人员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不可或缺的“运营许可证”。
五、自然环境风险：不可抗力的“黑天鹅”与基础设施的连锁崩塌
自然环境风险呈现出一种原始而绝对的破坏力。突发性的极端灾害——如特大洪涝、强震或巨型山火——及其引发的次生灾难（如泥石流、瘟疫），能够瞬间摧毁项目的物理存在，切断供应链与人员通道。然而，其真正的破坏性往往在于与东道国脆弱性的叠加：基础设施薄弱与应急能力不足，会使初始损失成倍放大，最终将项目拖入漫长且昂贵的瘫痪境地。
东非的特大洪涝便是这种系统性摧毁的例证。2024年肯尼亚及周边国家遭遇的“一代人一遇”持续暴雨，导致道路、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大规模中断。对于承建大型交通项目的中资企业而言，灾害触发了一条清晰的致命链条：施工现场被直接淹没或冲毁；所有外部道路中断，供应链彻底断裂，项目沦为孤岛；人员则同时面临洪水的直接威胁与灾后霍乱等瘟疫的健康风险。其结果不仅是资产损失，更是工期的无限期延误与成本的失控性激增，项目基本面被完全颠覆。
与之相比，土耳其强震则揭示了自然灾害对嵌入本地产业集群的项目的另一种打击维度。2023年的两次7.8级强震重创了土耳其东南部的纺织、钢铁生产基地及能源设施。对在土中资企业而言，风险是双重的：自身厂房设备可能直接损毁；但即便幸免，整个区域的停产、电力网络的破坏以及本地供应商与物流的瘫痪，同样会导致运营陷入停滞。这暴露出现代产业链的脆弱关联——一个节点的物理摧毁，足以导致整个区域网络的功能中断。
此类风险的核心，在于“不可抗力的突发性”与“承灾环境的脆弱性”这两种因素的乘积效应。与政治或商业风险不同，企业无法通过谈判、策略或合规来影响灾害本身。其最终破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基础设施的韧性与组织救援的效率。在防灾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一场天灾便足以使一个前景良好的盈利项目，迅速演变为吞噬投资的巨额亏损泥潭。因此，对自然环境风险的评估，必须超越工程地质范畴，转而系统性审视投资所在地的整体社会韧性水平。（本文摘选自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新出海风险报告（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