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水浒梦：晚清小说如何令梁山好汉忠义两全

若将焦点集中于“忠义”脉络，可见《水浒传》因历史政经演变而有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各类“忠义”与“反忠义”的标签随着作者的立场或时代需求而纷纭杂沓，论者亦已深入探析《水浒传》从话本、元曲到各小说版本的“忠义”演变。

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视角延伸到晚清的“新”水浒，探讨作者如何让笔下人物改弦换调，以特殊的视角回应“忠义”问题。

“忠义”概念随着时代演进、社会要求而有所变动，研究者早就爬梳《水浒传》“忠义”概念与源流，大致认为秦汉以后“忠”从儒家比较宽泛的道德观变为绝对遵从的关系，进入董仲舒《春秋繁露》“君为臣纲”的脉络。“义”在训诂学上有两个基本义：一、仪礼、容止；二、宜，适宜。合理、适宜的事称义。在“忠义”的演化上，霍有明指出先秦以后“忠”的概念愈来愈固定，逐渐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准则；“义”则开始分化，一是与“忠”含义相同，成为下对上特别是对最高统治者尽心竭力的伦理原则，另一却成为个体之间乃至民间种种小结盟、小集团、帮会内部倾心输力、患难与共的伦理原则，甚至成为地方联合武装的一种号召和纽带，演化成“结义”“江湖义气”乃至“聚义”。

在这么庞大的“忠义”资源中，晚清作者群对于“忠义”的挪用，更值得玩味。从其承载的文体——“新小说”位置便可知，作者不可能轻易被朝廷收编。“新小说”的催生与国势混乱有关，尤其是戊戌变法及义和团事件后，时势愈加衰颓，反映于小说，便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使得“新小说”文体先天处于“批判”的位置。当作者带着改革欲望介入时事，在“严加纠弹”之余，更是大刀阔斧、摩拳擦掌，以整顿家国为职志。当然，如此的书写立场必得面对《水浒传》的核心问题：当人物逼上梁山，远离朝廷教化，另起炉灶，如何摆脱“不忠”之罪名？忠义如何两全？晚清作者群带着强烈的理念，以激烈方式回应与挑战罪名，如火如荼展开“忠义”的争夺战。

在争夺战中，晚清作者会因其政治理念而有不同的回应方式。其中，最为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便是避开以“朝野”框架碰触“忠义”问题，将“忠义”抽离中国伦理脉络，置入西方思潮，经由上一节讨论的“遮蔽与彰显”的操作，使得“忠义”产生变调，进而弭平“忠”与“义”在中国伦理脉络内的鸿沟。此如西冷冬青《新水浒》一开始便指出其对于“忠义”的新发明：“尽心大群之公益，方算是真忠；不谋个人之私利，方算是真义。我不妨将原书旧有人物，一一妆点附会起来，若嘲若讽，且劝且惩，欲使人知道今日新政上之现象，如是而已。”于是，西冷冬青笔下的水浒人物只需实践公益、不谋己私，便符合“忠义”，无须面临“忠义不两全”的问题。为实践此新“忠义”观，该小说绕开志士与朝廷的对峙关系，将梁山好汉放入晚清的建设中，从办学堂、振兴实业、筹办铁路等（后文将详论），实践作者所谓的“尽心大群之公益”“不谋个人之私利”的“忠义”目标。

此一从词义转调的做法，固然反映晚清新思潮改写中国传统观念的趋势，可是却无法反映晚清作者更为精彩的“忠义”争夺战。事实上，晚清作者在中国伦理脉络内进行的“忠义”争夺，才是精彩好戏。

更精确而言，此争夺的焦点是“忠”，盖因“义”其来有自，作为体制外的草窃英雄能轻易符合体制外的民间结盟之“义”行，可是一旦要承载伦理内部的“忠”时必定会受到挑战，如《水浒传》宋江选择招安路线，让“义”服从于“忠”，意识到被鸩酒毒死前仍以绝亢的姿态喊出：“宁愿朝廷负我，我不负朝廷。”即或如此，宋江仍不免被贴上“不忠”的标签，反映出“忠”的高标。晚清作者因其时代背景，不可能踵宋江后尘，尤以宣扬革命理念的作者最为激烈。

这类作者不采取类似西冷冬青避开朝野框架的写法，却是刻意正面交锋、迎头痛击，展开高调的争夺。在“忠”的争夺中，其策略甚明：质疑忠义对象的代表性与合理性，进而拆解“忠君”论。为有效取得争夺战的筹码，作者反复确立“满族”与“汉族”之别，通过具象征性的始祖的呼唤，确立汉族的“想象的共同体”，以抵抗原本应效忠的对象——满族朝廷。

此凸显满汉之别的书写策略隐藏传统以来积存已久且在明清被放大的“华夷之辨”，葛兆光便曾以明清之交的案例指出“华夷”观念作为该时代的抵抗策略：“一方面尖锐地质疑清代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一方面也为拒绝与权力合作的知识阶层留下一个独立的存在空间。”发展至晚清，此“华夷之辨”亦屡屡出现，通过历史的追踪勾勒出满汉之别，以作为时人抵抗清朝合法性的策略。

在这当中，怀仁著于1905年的《卢梭魂》尤值得关注，从反帝论述到敌我大战，一气呵成。小说写众志士因“官逼民反”而夜奔汉山建立“起义厅”前，先铺陈历史演进，力证中国为汉族所有，却因积弱不振而被满族入侵。作者从当下的满族统治召唤汉族历史，构筑“敌”“我”不两立的框架，流露出强烈的政治立场。

众所皆知，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对于晚清文化界带来冲击，以小说界而言，怀仁《卢梭魂》、陈天华《狮子吼》、蕊卿《血痕花》、颐琐《黄绣球》、柳亚子《松陵新女儿传奇》等小说都援引卢梭论述，展现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政治观。

怀仁《卢梭魂》有意借卢梭主张人生而平等的论述与抨击君主制的《民约论》批判晚清朝廷，写受尽辱骂而自尽身亡的卢梭“英灵不散，一缕真魂，随风飘荡”，来到地狱，与几位“以民为重、不惧君主”的志士（春秋展雄、汉代陈涉及清朝黄宗羲）商讨国是，反映晚清的中西交会，带来启蒙思潮。结果，卢梭《民约论》点燃众鬼的革命热火，反思“民”与“帝”的关系，质疑传统的“忠义”观：

世上的人，各吃各人自家的饭，偏有什么帝，什么王，乱去管人闲事，叫人不能快快活活过此一生……当真这个江山是从他娘胎里带了出来的不成？不论青红皂白，便叫人死，那算什么皇帝？不过是力大为王罢了……谁的太祖？谁的高宗？你一人承认罢了。他也是一个人，怎样擅定法律，乱去干预人家的事呢？我死也不服的。

阴府上演一场由守旧派地狱冥王与革命派鬼魂展开的效忠与反效忠辩论，一来一往，火花四射。就在冥王呼吁众鬼“对着朝廷效忠、守正”时，这批有志之“鬼”却犀利反驳，其“鬼声鬼语”承载晚清革命的理念纲纪，追根究底，提出“谁的高祖”的疑问。

晚清小说中一再出现如《卢梭魂》的“汉满”框架，如陈天华著于1905年的《狮子吼》彰显我族（汉族）与他族（满族）之别，批判“自古传下什么忠君邪说，不问本族外族，只要屁股坐了金椅，遂尊他是皇帝”；署名为“轩辕正裔”的作者1903年译述的《瓜分惨祸预言记》质问：“国土江山本是我们汉人数千年传下来的，并不是满洲人带来的。我们自己保自己的江山，有何不可？”当然，如此诘问并不超越当时革命派论述，不让人意外。炫人耳目的是小说以叙事演绎“忠义”，有其虚实交错的文学想象，以致高潮迭起。

《卢梭魂》让敌我组合一路从地狱大战到人间，一发不可收拾，热烈展开“忠义”争夺战。作者融入神魔技法时渗入各种晚清知识分子关注的议题，如迷信与科学、自由与不自由、传统与现代的元素，使得争夺战变得更多元。代表朝廷的西伦讨伐经由“起义厅”转向“独立厅”的汉山，重蹈《水浒传》朝廷派兵剿灭梁山的叙事。

作者将之转变为一场迷信与科学、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西伦使用曼珠（满族）女王传授给他的古篆玉印、七星古剑、泥垛青獐、木刻白猿等妖魔邪术摆阵。若对手能破阵，便奉还唐国江山，否则“生生世世在曼珠人手里玩弄罢了”。此一布阵可视为一隐喻：如何以科学走出迷信与邪恶之阵？作者以神魔小说伎俩写玉印古篆散发异样光彩、古铜七星剑射出寒光、金丝笼内的青獐白猿张牙舞爪。项庄舞剑，意不在于“神魔”，却在于“传统”，小说将“神魔”伎俩附凿于对传统的批判。当西伦与邪术结合时，也意味着满族负担起传统原罪。作者将“满族”列入了晚清知识分子批判的行列——“满族——传统——邪术”的多敌一体。

代表汉族的志士兵分多路步入黑烟罩顶的迷阵时，犹如陷入中国的礼教传统或鲁迅往后所称的“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每一个迷阵的入口都寄寓着中国传统的图像，如批判“家传诗礼，世继簪缨”的东门，众人正摇头晃膀、高声朗诵八股文章，显然是为批判让人感到“心里一酸……腿也软了，背也弓了”的科举制度；南门则是影射“荣宗耀祖，荫子封妻”的官场功名，狗王正吐出五颜六色的官爵顶球，众人不惜对自家村人大开杀戒，以取悦狗王。各志士深陷于此如“铁屋子”般的迷阵，“头晕眼花，一跤跌倒，便昏昏沉沉的睡去”。

与鲁迅不同的是：晚清作者群怀着乐观想象，致力于冲破“铁屋子”的可能性。这种乐观来自于作者对西方政治理念与科技文明的信仰，只要注入自由、独立、科技等意识，便能打破“铁屋子”，迎向康庄大道。在此价值理念下，小说中看似民间的神魔叙事的底层，实是经由西方思潮洗礼的精英意识。

在千钧一发之际，作者安排黄帝出场，“似烟非烟，似雾非雾，隐隐现现站着个人影”，伫立于独立峰头，望着汉族昏迷于“迷魂阵”。于是，黄帝扮演起“拯救者”的形象，在空中“指天画地”，抛下指南针，指南针穿破黄罗伞、钝化青铜剑、冲淡玉印的杀气、腐蚀篆字“受命于天皇帝寿昌”，让迷路者“眼前一闪，放出了一线光明”。黄帝进而耳提面命，说教意味甚浓：只要认清方向，即或处于高压的礼教传统、功名利诱、牢狱刑罚，却无惧无畏。“指南针”固然道出认清方向的重要性，支撑“认清方向”的是“自由”理念，于是黄帝又赠予“自由钟”，勉励各志士听到钟声时便要进兵剿灭曼珠。

晚清作者召唤黄帝，开出药方，反映民族始祖替晚清志士寻得方向的信息。沈松侨指出晚清知识界为建构反清说辞和国族历史基础，在时代需求下，从历史创造、挪用，将黄帝夺占，转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为20世纪中国的国族认同提供明确的文化符号。

《卢梭魂》黄帝的召唤更是饶具意义，牵涉到此一“始祖”的纯粹性问题。小说人物从地狱缠斗至人间，各出现一位救世者：卢梭（地狱）与黄帝（人间）。如此可轻易引向“中西合璧”的叙事选择，实反映作者复杂的认同心理。从叙事而言，作者可在人间再次召唤卢梭替受困志士指点迷津，呼应地狱篇的反抗意识，更能符合书名为《卢梭魂》的主旨。作者却从自身的历史脉络召唤黄帝，显然不愿完功于西潮，愈彰显出当中的突兀，盖因装在“黄帝”瓶内的已是掺杂西潮的新酒，强调卢梭的独立与自由论述。

由此可见，作者在救国的热切、亡族的焦虑、文明的渴望中试图将西潮视为“西学中源”，捍卫民族尊严。如此混杂迂回的拯救伎俩，反映晚清作者在急于从他山之石寻找资源的同时，却又夹杂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民族情感。

在汉族始祖——黄帝的“旧瓶新酒”召唤策略下，“忠义”的标杆已有转变，“汉山——独立厅”逸出“梁山泊——忠义厅”的忠于朝廷之脉络，却是忠于汉族。从曼珠（满族）转向汉族，超越现实政治，以历史面实践“忠”的意涵。

由此，剿灭曼珠女王被合理化成为“忠义”准则。原本有“反忠义”之嫌的志士通过历史的选择性召唤，篡夺“忠”的对象，将“非法性”转而投射到满族身上，为汉族的揭竿起义取得正当性。

为光复汉族、反叛满族，“起义”可纳入“忠”的版图。1903年由冷情女史著、苦学社出版的《洗耻记》显然有意挪用“水浒”意象。该小说写老英雄明易民（明遗民）仗财好义，结交天下好汉，一两千志士投奔于他，“不替同胞报仇誓不为人”。作者召唤出民族记忆，通过汉族对抗清朝的书写，宣泄汉族受辱于清朝的愤慨。小说背景设于明初，主要是为更尖锐凸显出汉族落入异族的历史脉络，达到“我族”受“异族”之压的叙事。

此历史追溯法投射出唯有投靠历史脉络的汉族才是忠诚的教条，在位的皇帝不过是当年侵略汉族的“贱牧人”！在光复汉室的口号下，人物的揭竿起义被合理化，不过小说仍遵循历史演进，写义军惨遭官府镇压。

在此情形下，作者又在“聚义梁山”的书写中叠加文学传统，让逃亡的人物迷路，误入虚幻空间“桃花源”，获得当年不愿当顺民的主人陶氏（陶渊明后代）的款待。从聚义梁山到桃源相会，各受异族迫害的人物群起发愤，为民族寻找出路。可惜小说未完成，无法一窥全貌。不过从既有情节，仍不难看出作者将其属于晚清脉络的革命情怀投射到明清之际，通过明遗民的反抗，将“起义”合理化成“忠”的表现。

由上可见，晚清作者群一方面让体制外的志士继承既有之“义”，一方面又通过历史的召唤，以汉族对抗满族，否决清朝统治的代表性与合理性，进而将“忠”的对象改弦换调，避开效忠于朝廷的伦理规范。由此，“义”与“忠”不再是二选一的方案，两者可兼得，回应及克服历史难题，使得《水浒传》的“忠义难两全”一变而成为“忠义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