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作为“现代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的原则，并认为经历了什么，什么就是个哲学话题。
现代存在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代表的哲学思潮，这套哲学思想究竟受哪些前人思想者的影响？在近期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新书《存在主义咖啡馆》中，将它的来龙去脉简单地予以概述。
⁕ ⁕ ⁕
这种观念与生命的交融，有一个长长的谱系，不过，存在主义者却给了它一个新的变形。古典世界里的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主义的思想家，同样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来实践，而不是为了寻求知识或智慧本身。通过以哲学的方式反思生命的无常，他们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加坚韧，更能超然于环境，并能更充分地做好准备，去面对悲痛、害怕、发怒、失望和焦虑。在他们薪火相传的传统里，哲学既不是纯粹的智识追求，也不是廉价的自我帮助技巧的集合，而是一种训练，由此来让自己不断成长，过上完满之人那种负责任的生活。
许多个世纪之后，哲学日益变成了一种职业，在研究院或大学里干这行的学者们，有时还骄傲于自己学科的精致无用。然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传统，仍旧暗中在学院哲学的边上延续着，而其实践者，则通常是那些从传统大学的缝隙 里溜出来的特立独行者。在 19 世纪，有两个这样的不合时宜者，特别强烈地影响了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没有大学教职的克尔凯郭尔，和因健康问题不得不退休的希腊与罗马语文学教授尼采。两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两人天生就是持反对意见者，致力于把人们搞得不舒服。要是跟这两个人待在一起超过几个小时，肯定会受不了。不过，两位虽然都位于现代存在主义的主线故事之外，但是作为先驱，对后来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索伦·克尔凯郭尔
1813 年生于哥本哈根的索伦·克尔凯郭尔，用“存在的” （existential）一词来表示与人类存在问题有关的思想，为其赋予了新的含义，也为后来的存在主义定下了基调。1846 年时，他把这个词用在了一本著作的冗长书名里：《〈哲学片段〉结论性的非学术性附言：一份模仿、可怜、辩证的汇编：存在的贡献》——这个古怪的标题是他的典型风格，他喜欢用他的出版物玩游戏，并且对博取关注的表达方式独具慧眼：他的其他著作包括《一位健在者的论文》、《或此或彼》、《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
克尔凯郭尔很适合理解人类存在的尴尬与困难。因为他的一切都不合常规，比如他的步态——由于脊柱弯曲，他的敌人经常无情地以此嘲笑他。他备受宗教问题的折磨，并且感到自己和其他人格格不入，所以大部分时候，他都过着独居的生活。不过，他偶尔也会出去走走，到哥本哈根街头洗“人澡”，强拽着认识的人，边散步边讨论哲学。而他的同伴只能奋力紧跟，因为他会一边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一边挥舞着手杖慷慨陈词。有一位朋友，汉斯·布勒克纳（Hans Brøchner），曾回忆说，与克尔凯郭尔散步时，“总是被他挤到，不是向里被挤到房子上或者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井上，就是向外被挤到排水沟里”，所以时不时地，得换到他的另一侧，才有地方活动。克尔凯郭尔认为，打乱人们原有的步调是个原则性问题。他写道，他很愿意让一个人坐在马背上，然后把马吓到飞速狂奔，或者给匆匆赶路的人一匹瘸脚马，甚或把他的车厢套在两匹速度不一样的马身上——想尽办法让那个人了解他所谓的存在的“激情”是什么意思。克尔凯郭尔生来就是鞭策者。他会与同时代人争论不休，会中断个人的情感关系，基本上能让任何事情变得困难重重。他写道：“抽象物是客观公正的，但对于一个存在着的人来讲，他的生存是最高利益。”
勒内·笛卡尔 | 我思故我在
他也把同样好辩的态度，用在了哲学史中的哲学家身上。 例如，他不同意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后者通过阐明“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为现代哲学奠基。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笛卡儿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在他自己看来，人的存在是在先的：是我们做每一件事的起点，而不是一个逻辑推演的结果。我的存在是主动的：我经历存在、选择存在，这先于我可以做的任何关于我自己的阐述。再者，我的存在是我的：是个人的。笛卡儿的“我”是通用的，可以被用于任何人，但克尔凯郭尔的“我”，却是一个好辩、痛苦的不合群者的“我”。
他也不同意黑格尔，后者的哲学通过“意识诸形式”的演进，展现了世界的辩证发展，每一个阶段替代之前的阶段，直到上升到最高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带领我们去了《圣经·启示录》一样宏伟的顶点，但结局并非所有人被分配到天堂或是地狱，而是我们都被归入了宇宙意识。克尔凯郭尔用几个相当尴尬的问题来反驳黑格尔：假如我不选择成为“绝对精神”的一部分呢？假如我拒绝被同化，并且坚持只做我自己呢？
萨特和波伏娃
萨特读了克尔凯郭尔后，被他的反抗精神和对过去宏大哲学体系的对抗深深吸引了。他借用了克尔凯郭尔对“存在” （existence）这个词的特定用法，来意指人的存在方式，我们通过在每一步上都做出“或此或彼”的选择，来塑造自身。萨特同意他的说法，这种不断的选择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很像是从悬崖往下看时的眩晕。它不是对坠崖的恐惧，而是对你不确定自己不会把自己扔下去的恐惧。你头晕目眩，想要抓住点儿什么来固定自己—但你不能保证自己能如此轻易地对抗伴随着自由而来的危险。克尔凯郭尔写道：“忧虑是自由的眩晕。”在他和萨特看来，我们整个人生都处在悬崖峭壁的边缘。
不过，克尔凯郭尔思想里的其他层面，萨特就永远不会接受了。比如，克尔凯郭尔认为，“悲痛”的答案，是完成信仰的一跃，进入上帝的怀抱，无论你是否确定他就在那里。但这就陷入了“荒谬”——到了无法被理智证实或证明的境地。萨特不关心这个。他在早年便丢掉了自己的信仰：据说他大约 11 岁时，有一天正站在公交车站，忽然间就想通了上帝并不存在。信仰再没有回来，因此，他在余生里一直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波伏娃也是如此，拒绝了成长过程中的传统宗教教育。其他思想家或许以各种方式追随着克尔凯郭尔的神学存在主义，但萨特和波伏娃却对此很反感。
⁕ ⁕ ⁕
弗里德里希·尼采
在另一位伟大的 19 世纪存在主义先驱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里，他们找到了更合自身口味的哲学。尼采于1844 年出生在普鲁士的洛肯（Röcken），以语文学开启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但随后转向撰写风格独特的哲学作品和格言集。他的这些作品，都是针对基督教的虔诚教条和传统哲学这类东西：对于他来说，两者都是罩在生命的严酷现实之上、目的是谋求私利的面纱。他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崇高的道德或神学理想，而是一种对文化历史的深度批判，或曰“谱系学”，以此揭示我们人类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以及如何变成这样。对于尼采来说，所有哲学甚至都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心理学或历史的样式。他相信，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实际上都是在书写“一种不自觉和无意识的回忆录”，而不是在进行客观的知识研究。研究我们自己的道德谱系学，不能帮助我们摆脱或超越自身，但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幻觉，并过上一种更有活力、更坚定的生活。
在这幅图景里，上帝已经没有了，因为创造了上帝的人类，已经杀死了他。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正确的生存方式，不是我们去信仰什么，而是要全情地投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把握好每一个时刻，它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活，不要希望任何东西有所不同，也不要藏匿对他人或对自身命运的愤怒与仇恨。
尼采晚年
尼采未能将他的理念有效地运用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但这并非因为他缺乏勇气，而是因为他的身体背叛了他。在四十多岁时，他不幸患病，可能是梅毒或脑肿瘤，损害了他的身体机能。1889年1月，在一次发生在都灵街头的发狂事件之后——在这期间（据说如此），他哭泣着抱住了一匹受尽虐待的马的脖子——他陷入不可逆的痴呆状态，并在余生里成了一名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他在 1900 年去世时，绝对不会想到他对人类存在的洞见，会有一天影响到存在主义者和其他人。不过，他大概也不会感到惊讶：虽然他自己的时代无法理解他，但他总认为，他的成功之日一定会到来。
⁕ ⁕ ⁕
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他们开创了一种反抗和不满的情绪，创造了存在的一种新定义，那就是选择、行动和自我肯定，并对人生的痛苦和困难做了研究。而且他们还引入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哲学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生命本身——个人的生命。
文 / 莎拉·贝克韦尔
摘自《存在主义咖啡馆》
编 辑 ： Heavenattack
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推广人，请在下方扫码关注本公众号“联合天畅”，并在后台留言，来获取我们的联系方式哟~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存在主义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