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武汉】 爷爷的汉口

武汉，在爷爷的词汇里，就是汉口。汉口在爷爷的眼里，一直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城市，也是他一生之中走得最远的地方。

在老家乡下，人们习惯将去汉口说成是下汉口，爷爷也不例外，常常说自己下过好多趟汉口，他下汉口的故事太丰富了，每每诱惑着我的童心。

“汉口好大哟，楼多巷子多，转悠几天都难得转完，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多着呢！”爷爷从那把用了几代人的土陶壶里倒出一碗用“三皮罐”泡的茶水，美美地呷上一口，一边比划着一个很夸张的圆圈，一边讲遥远的汉口。从归元寺的罗汉到江汉关的钟声，从江边的码头到长春观的素包子，还有民众乐园和六渡桥的热闹，最后提到的，往往就是他年轻时在汉口买的那柄老古董一般的苏恒泰油纸伞，有时候还自鸣得意自己步行穿过好几回长江大桥，而且下汉口从来没有迷过路。爷爷识字不多，连小学一年级的汉字都认不全，怎么不迷路？面对我的质疑，爷爷总是笑呵呵地说：“眼睛辨方向，嘴巴就是路，多问几个人，就行啦！”

    去汉口，为什么要用一个“下”字呢？这令我琢磨了很久，但爷爷总是固执地使用着这个字眼，不厌其烦地纠正着我的“去”字，却不能给我好奇的童年一个合理的解释。直到他随着秋天梧桐的落叶离开老家的院落，当我从洪湖与汉口在长江流域上下游的关系中终于理解了它的含义时，爷爷的钉锤声已沉寂许久。

儿时的记忆，常常定格在小镇上的那两间青砖小布瓦的矮小屋子上。院中，阳光透过梧桐树茂密的枝叶，在爷爷不时晃动的光头上闪烁出斑斓的色彩。我一边使劲儿给爷爷翻那种鞋底儿纳着密密针线的老人鞋，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爷爷讲他下汉口的故事，脑子里却全是新华书店玻璃柜里新摆出的小人书，或者青石板老街口的那个会用糖泥捏出孙悟空、蜈蚣精的白胡子老人。直到一双鞋完完整整地翻了过来，爷爷才会打住关于汉口的话题。他利索地给棉鞋上好木楦头，在前后两只楦头的结合部敲进厚薄不一的木楔片定型，然后掀开青布围裙，笑眯眯地从内衣兜里摸出几角钱来。

    爷爷第一次下汉口，是在他 12 岁那年，跟着他也是皮匠出身的父亲一起下汉口买做鞋的针线和鞋钉。当时正是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公路交通不发达，下汉口多是走水路，木船出内荆河入长江，顺流而下就到了汉口码头。“那时候的船好多，一趟趟地下汉口，还有江猪子一拱一拱地跟着船赶呢！”爷爷说的“江猪子”，其实就是现在正日益稀少的江豚，它们曾经快乐地生活在长江里，成群结队，活跃于爷爷的记忆之中。“上码头后，坐人力车走街串巷，好玩着呢！”爷爷记忆中的第一次下汉口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直是那么清晰，到了古稀之年依然记忆犹新，这让我常常惊叹于爷爷对于汉口印象的深刻。对爷爷的讲述，我的心里充满困惑，对汉口的印象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我总能在爷爷的故事里找出一些破绽：汉口既然这么繁华热闹，为什么连一座方便人们出行的桥梁也没有，不像我们乡下到处都是砖桥、木桥、石板桥？而且妓院、烟馆到处都是，城市管理为什么这么混乱？对我提出的疑问，爷爷不能给我清晰的答复，总是用“小孩子不要随便插话”来打断我的提问，然后继续讲他的关于汉口的故事。其实，我每次都可以从他笑嘻嘻的讲述中隐约听到轻轻的叹息声。后来，爷爷继承了那个小小的鞋匠挑子，生儿育女，忙忙碌碌，每隔一年半载下一回汉口，带回一些针线、鞋钉，也带回一个个有关汉口的故事。爷爷最得意、说得最多的汉口往事，是在花楼街摆过卖鞋的地摊，他的纯手工制作的布鞋、棉鞋很受武汉人的欢迎，回回都是很快就卖光了，每次讲到这里，爷爷就面泛红光，一脸的得意。越过花甲的门槛后，爷爷好些年都没有再下汉口，那些做鞋、修鞋的用具，都是托在供销社做采购员的邻居帮他带回。

    爷爷做了一生的鞋，布鞋、棉鞋，还有乡下家家户户过去必备的雨鞋木屐，顺带修鞋补鞋。年轻时，曾挑着鞋匠担走村串街招揽生意，或在街边摆摊；上了岁数后，他不再出门忙活，而是在家里做鞋，他的手艺远近闻名，老主顾都是直接来家里找他做鞋、修鞋。梧桐树的浓荫里，爷爷坐在小马扎上，弯曲着身子，用同样弯曲的铁锥尖蘸一下小竹筒里浸泡了棉油的绒布，从容地在鞋面与鞋底之间有力地穿过、收回，再将两根系有猪鬃的线交叉穿过那个铁锥扎出的小孔，等到两头拉紧，再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知了在浓荫里不知疲倦地鸣叫，一如爷爷下汉口的那些话题总也讲不完，而他则在做不完的鞋中日渐佝偻。就这样，我在爷爷下汉口的故事中长大，等到他兑现带我下汉口的许诺的时候，时光已经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次母亲带着我和浑身乏力、经常头晕的爷爷下汉口，短短三天后，又带着我和确诊出白血病的爷爷匆匆回到老镇的梧桐树下，同时带回两盒鞋钉——爷爷要买的东西，他说回去后还有好多双鞋要做呢！这是爷爷生命中最后一次下汉口，吃了他常常念叨的豆皮、热干面和四季美汤包，还奢侈地喝了一罐小桃园鸡汤，从公交车上看了最后一眼长江大桥和黄鹤楼。车窗边，爷爷那双浑浊的眼睛始终望着窗外，一言不发，似乎沉浸在汉口的往事里，那逡巡的眼神中，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了桥下东流不息的江水，和江上正在行驶的船。

巨大的医疗费用和七十三岁的身体，还有医生的忠告，让爷爷终于有了三个月短暂的卧床休息时间。在那个狭窄的套间里，我弯起指头，帮爷爷计算他一辈子到底下了多少回汉口，算来算去，可终究还是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岁月总是将记忆拉成一条浅浅的直线，忽略掉其上蔓生的枝节，但爷爷下汉口的记忆，就像他额上深深的皱纹，就像皱纹里流动的汗水，模糊中总有一些值得咀嚼的成分，回眸之间，耐人寻味。

    每次想起爷爷的汉口，记忆总是像一坛打开了泥封的老酒，那浓郁的香味经久不散。社会在飞速发展，每天不一样的武汉高楼林立，美景如画，两江四岸已被一座座气势恢宏的桥梁连接起来，轻轨、地铁纵横，立交桥四通八达……这些有关大武汉的巨大变迁，是我讲给九泉之下的爷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