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介绍：“当代”艺术若以时间划分，不乏选择。决澜社的壮志、星星美展燎原，仔细辨别每一个时间点交错在历史中掀起的涟漪，新的艺术形式与陆续涌入的个体逐步构建的“当代”，或多或少延续了曾维系现代主义的前卫信仰，又在寻找集体身份的路上重新审视被批判的“过去价值”，从而呈现了更为多元、更具备世界性的艺术语言表达。“当代”早已不再仅被给予字面的厚望，还充斥着对过去的反思及沉淀出的未来眼光。
“当代在场”作为两馆品牌学术栏目，始终关注以深圳为阵地的、不同领域的个体实践。回溯每一个个体的创作理路，还原其中反射出的时代面貌，解析当代群像兴衰演进的线索，留痕在场与明天。
采访第一个问题由上一位被采访者提出，由本次受访者回答，以此接龙规律循环。
按照本栏目的接龙机制，本次采访的第一个问题由上一位受访者胡斌提出，采访发表前已由杨勇审校。
受访者：杨勇
杨勇专访
胡斌：在AI时代，我们经常会提到“数字永生”的问题，一个艺术家愿不愿意在其肉身消亡之后，以数字程序方式不断生成新的作品，延续TA的艺术呢？
油画颜料是工具，相机也是工具，今天特时髦的AI也是工具。如果工具背后主导创作行为的人没有闪光的点，再炫的工具都没用，对我而言就这么简单。你有一支毛笔，也可以完成伟大的启发。你的精神和你过去的存在对世界有意义，自然会被人选择把你放到图书馆里。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被人讨论，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你在这个领域、为你的时代所做出的贡献和提出的问题。你的不可替代性在哪？但是如果你毫无价值，你对这个今天的时代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的事儿，为什么还要永生呢？
您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深圳？对深圳的印象是什么样，如今这座城市是否有所改变，特别是在艺术领域。
差不多在2000年的时候，我接触过非常多的艺术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我参加的第一个展览是小汉斯跟侯瀚如在
芬兰
赫尔辛基Kiasma现代艺术馆策划的“移动的城市”群展。当时西方媒体也喜欢问这个问题。但他们通常会加一句，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去
北京呢？我一般直接回答飞机飞错目的地了。可实际是我想去看一个特别新的地方。我在四川念书，在四川成长到20岁，在离开四川之前，我看到过很多关于北京的艺术，但是我对深圳一无所知。只是我小时候的家里有一张深圳香蜜湖游乐园的海报，虽然现在这个游乐园已经被拆了，但这可能是冥冥中的指引，就是你跟那个地方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为了来深圳，我卖了一张画，买了一张飞机票。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带着一盒瓦格纳，就是你们在展厅听到的漂泊荷兰人音乐。那时，我有一年没有做作品，先是去了一家设计公司，后来进了特区报社。工作时，我保留了很多
香港的杂志并将里面的广告撕了下来，当时不知道撕下来干什么，但我一直保留着，多次搬家也没有遗弃。直至去年的一个瞬间，它们突然成为了我的灵感。我在工作室把
它们全翻拍了，调至模糊，消解了它作为广告的意义。
要说改变，当时在深圳遇到的人，我都能看到他们身上释放出一种劲儿，就是我未来在这里会成为一个角色，他们踌躇满志。但今天已经看不见这样的人。
您展览的第一个空间里展出了您早期的摄影作品。可以看到拍摄的对象都是不同女性，有评论认为大部分的对象似乎呈现了一种欲望和虚无并存的气质，可否谈谈您摄影作品中的“矛盾”和“破碎”感，及您为何会选择这一角度，以女性为对象呈现这座城市。
我们是全球化影响下的一代人。我的同龄人朋友，他们深受全球化和城市快速生活方式的影响。西方媒体评论我，总要写从农村来到城市，是为了改变命运，这是满足西方媒体的想象。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换了一个地方生活与打工的时候，要一个人去支撑所有的生活的时候，你总有很多不适应，有很多的焦虑、茫然、孤独，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心理写照。所以，全世界的年轻人看到这些照片会有共鸣。因为他从一个国家，或者一座城市去了另一座城市，他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情绪。这种作品的共鸣是跟所有人发生关系的，并没有特指女性角度。
只是有些东西它的语境就只能存在在当下的时代，有些语境它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
杨勇个展展览现场
比如当代艺术这个名词，以前我们叫观念艺术或者前卫艺术，当代艺术是很后面的词儿。
在90年代艺术、当代艺术或者那时候的前卫艺术是一种对旧的文化和旧的制约的一种表现。他是一个拳头、一声呐喊、一个态度。但是再往后以后，就是整个文化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开放了以后，
当
代艺术成为了相对主流的一种价值，大家见惯不怪了，当代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这就是语境变了。
您在展览后方展示了大量油画作品，里面呈现了许多电视直播、杂志广告、明星媒体平台的图像。如果说您早期摄影作品聚焦在打工的年轻人、南方城市的角落等边缘场景，那么后期作品则完全变成了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景观。再者，摄影是平面对世界的再现，而在这些油画创作过程中，却变成了平面对平面的转换。为何会出现内容重心的变化和平面的再转化？
我的创作跟我个人成长和变化有关。年轻时候的打工者和你们认为后面的光鲜亮丽，我觉得不是一个绝对的点。首先我是真诚的，总好过我那么大的人了，还要回到过去，去讲你的青春残酷，还要去伪装一种已渐渐远去的感受。我现在这个时期感受到的是，我是一个被媒体包围的人，我个人本身也是一种媒体图像。你每个时期的创作该关注每个时期的感受。
杨勇个展展览现场
媒介方面，我就不想成为那种以媒介为标签式的艺术家。我也不想成为一个标签化的人，所以我要把我置身于一直实验和持续陷入未知领域的状态，我觉得这特别好。而且我遇到挑战我会兴奋，这种兴奋会逼使我激发出一些我未曾有过的东西，我不愿意重复。像我最初是学画画的，碰巧那时候捡到一台傻瓜相机，这台相机就成了我最好的工具，去面对新的创作和新的环境和新的人。所以摄影它就是一个工具，我可以用任何工具来做作品，甚至我的机构也像我的一个工具，我的意志在里面就可以了。
自杜尚、安迪·沃霍尔起，“挪用”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方法之一，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挪用”与“抄袭”的界限仍然存在争议，在您的作品里，对知名度较高的画面的再现，有何考量？
一个图像类的或者视觉类的艺术家和创作者，从古至今你所看到的，你所感知到的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你创作的素材，对吧？这是没错的。你的感知转换成一个可视或者说可以做到的东西，这个就是前提。而我希望解构图像背后的意义事件，用我的方式解构、改变它们。
近年来国内的城市艺术季和公共艺术节不胜枚举，在策划深圳的城市公共项目时，是否有与其他城市不同之处？换句话说，如何研究和策划深圳在地的公共艺术项目，使其能积累发展自身的独特性？您觉得如今的城市公共艺术项目的难点和痛点是什么？
首先在我看来，深圳它不太是一个特征很明显的城市，以前别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但我觉得沙漠不也是一种生态吗？这个世界只允许有绿洲吗？所以，深圳这种没有特征其实反而是一种特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并且我认为深圳最好永远不要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永远处在一种摸着石头走的过程里。
这个城市最好一直处在任何一代人来这里折腾，都为以后留有余地的阶段，不要把事儿说满，不要把话说完，留有想象的余地和可能性。你今天预料不到十年后的价值观，但是你今天把所有坑都占满，那10年后、50年后，大家新的精神、新的趣味、新的观念怎么在这里实现呢？
回到公共艺术这个话题。首先公共艺术这个概念是近些年因为社会和城市的需要而产生的。以前大多是雕塑家在做这个事情，但雕塑与公共艺术是两件事，雕塑的语境真的跟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公共艺术其实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公共艺术更多的是城市公共性的一种探索。
比如我们2017年在盐田大梅沙村的UABB项目“村市（是）厨房”，当时我们把深圳比喻成一个大家庭，然后把大梅沙村理解为深圳的厨房，通过建筑微改造的方式，我们将村内当时的零散空间梳理整合，并与村落的生产方式统一起来，除了空间与食物生产外，也结合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创造装置、影像、互动的作品，可以说是创作、展览与村民日常的结合，为大家留下一种艺术生活方式的参考样板。
还有我们当年在做第二届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BCA）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主题是“城市（是）美术馆”，我们认为整个城市都可以想象成一个无墙的美术馆，那也是一种可能。
请您为下一位受访艺术家留下一个问题。
您会将自己和地域联系在一起吗？比如说被标签为“深圳艺术家”？
*以上内容为艺术家个人观点，不代表馆方立场
本文视频中影像素材均由受访者提供
主编：颜为昕
学术总监：李可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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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