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锡贵(1905～1947)曾用名高培武，平邑县平邑镇石崮庄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童年时期先后在村私塾和平邑高等小学就读。1925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在那里，他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听到了一些进步教师对时局的讲解，特别是受到爱国学生的影响，大大激发了爱国热忱。因此，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军阀的的反动统治。1928年高锡贵离开济南回到家乡。他去平邑镇寻访了一位卖野药为生的贺二巧嘴，并拜他为师。从此，他以卖药为掩护，去南方各地寻找过去在济南一师的同学。到上海后，经同学的介绍进一家教会办的广启医院学习1年半，以优异成绩结业。回乡后，在费县小卞桥开设一所取名为“保华”的药房，行医为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寇长驱直入，东北三省沦入敌手。高锡贵对此十分激愤，多方寻求救国之路。正在这时，他听到费县师范讲习所的学生李伯瑾、诸葛昌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工农红军在苏区活动的宣传，对共产党产生了敬仰和爱戴之情。从此，他和地下党组织联系比较密切。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高锡贵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有了较深的认识，翌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高锡贵在保华药房由于收费低廉，服务态度热情，声誉很高，远近的病患者前来求医求药的络绎不绝。高锡贵便利用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后来，当地党组织把这所药房作为秘密联系点，确定高锡贵负责传递秘密文件、报纸、传单，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为了不暴露目标，他晚出早归，晚间行动，往往一夜之间跑几十里路，从无怨言。他还主动卖掉7亩土地，将钱款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费县西部(今平邑县境)当年因土匪抢劫和灾荒严重，群众曾连续3年没缴纳钱粮。1932年收成稍好，国民党县政府便下令当地农民将拖欠8年的钱粮一次交齐。根据这种情况，费县党组织确定派高锡贵到蒙山前平邑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拒交钱粮斗争。高锡贵便以行医卖药、走亲访友为名，串连群众抗缴钱粮。他的主张得到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广大群众的赞同，普遍反映高锡贵是“讲真理的人”。他借此机会大力宣传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以及农民自己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道理。通过宣传教育，群众觉悟提高很快。他在石崮庄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4年3月，费县党支部分工李伯瑾、诸葛昌林负责平邑一带党的工作;高锡贵就在小卞桥、石崮庄、西西皋一带开展工作。这时期，他和诸葛昌林经常在夜间到一些村庄开展革命工作，有时彻夜不眠。
1938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率八路军第四支队进驻费县蒙山前的柘沟村，李伯瑾、高锡贵、张传义等前往汇报了费县党组织的情况。此后，黎玉要求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若林推荐一名党员陪同他去延安汇报工作，张若林同志认为高锡贵有胆略，有智谋，对党忠心耿耿，而且熟悉帮会的语言和情况，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亲自找到高锡贵。对他说:“党组织决定由你护送黎玉同志去延安汇报工作，这是个很重要也很光荣的任务，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它。”高锡贵同志当即坚定地表示:“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保证完成任务。”
3月8日，高锡贵与黎玉同志打扮成卖油商人模样，头戴礼帽，身穿大褂，踏上征程，他一行5人直奔台儿庄，他和郅润清用独轮车推着黎玉直奔徐州。车到徐州，他们换乘去西安的车，在车上碰见一个乘警对旅客进行检查。高锡贵当看到乘警向自己走来时，马上拿出一本“清洪帮”的内部刊物《海底》看起来。乘警问道:“你看的是什么书?”高锡贵答到:“老大，这是《海底》!”乘警又问:“你拿这个干什么?”高锡贵同志微微一笑说:“以道会友。”乘警见他对答如流，且器宇轩昂，非同流俗，便点头走去。按照预先的计划，他俩在关中渭南下了车，由当地组织安排在赤水中学住下，这所中学是专门接待赴延安的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的一个联络点。两天后，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由他们帮助顺利到达延安。高锡贵同志来到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仰望高高耸立的宝塔，俯视欢快奔流的延河，心中通起一种幸福的感觉。他随黎玉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毛主席说:“你们要多团结群众，团结的群众越多越好。军民是鱼水关系，水越多，养的鱼越多。”4月下句，高锡贵又作为向导，随郭洪涛同志东渡黄河，经晋东南，越过同浦路和平汉路入山东曹州府(今山东荷泽)，同行的一大批干部，携带两部电台，回到沂蒙山区。高锡贵同志回到费县后，向张若林书记详细回报了延安之行。
6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统战部长赵笃生同志到费县了解情况，调李伯瑾、高锡贵同志作向导。赵笃生对他们说:“蒙山一带，地势险要。民性强悍，武力雄厚，是建立武装坚持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要贯彻统一战线，帮助爱国人士建立抗日武装，我们参加到里面去，慢慢将这些武装改造成人民的武装。”7月1日，边区省委秘书长景晓村在仲村召开费县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中共费县县委，李伯瑾任书记。接着又建立费县各个分区的区委，高锡贵被指定为五区区委书记，朱琳同志为副书记。高锡贵到达五区后，即根据赵笃生同志关于成立武装的指示积极奔走。当时南阳乡的国民党乡长自请辞职，高锡贵采纳朱琳的父亲诸葛子范的建议，发动各村群众，选举进步人士赵仲三为南阳乡乡长，马健为副乡长，这是费县成立的第一个民主乡政府，五分区委掌握了这个乡后，成立武装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没有武器。高锡贵同志知道马健家里有看家护院用的7枝钢枪，便多次前往访问，向他闸明党的统战政策，动员他在国难当头之际，献枪抗日。马健曾亲眼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又听到了高锡贵的谈话，认识到只有跟随八路军才有光明前途，便把7支步枪献出，并向高锡贵表示:对他不要外气，愿意和共产党一致行动。后来，县委派组织部长崔晓东同志到五区以担任小学教员作掩护，和高锡贵、朱琳同志研究，介绍诸葛子范、赵仲三、马健、赵寿亭同志加入共产党。
11月，日本侵略军第三次侵占平邑，安设了据点，当地出现了敌伪、顽匪和我军并立的复杂斗争局面。这时，高锡贵同志以马健献出的7支枪为基础，动员8个人成立费县五区抗日小分队。在高锡贵的领导下，3个月的时间，小分队发展到60多人，枪40多支。他们活动在五区一带，寻机打击敌人。
为了及时了解敌人的动向，有时高锡贵亲自深入敌人据点搜集情报。有一天，他身穿大褂，头戴礼帽，到平邑镇执行任务，回来路过南板桥门时，冷不防被一个日本兵抓住衣领，他机智沉着，迅速从怀中摸出一叠伪钞，撒了个满地，一些日军只顾在地上抢拾钞票，围门口一片混乱。高锡贵乘机出了南板桥门，安全返回驻地。
1939年，高锡贵率领费县五区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在流峪、丰阳一带。他听说流峪乡的乡长阎家佑有一支携有50多支枪的武装，便委托马健以副乡长的身份去动员他参加抗日。经过几次商谈，于3月中句在东旺沟山上的一座庙里，举行了有高锡贵、朱琳、诸葛子范、崔晓东、马健、赵仲三和阎家佑弟兄俩参加的会议，会上达成协议:五区的抗日小队和阎家佑所领导的流峪乡武装合编为一个游击大队。马健任大队长，阎家佑任副大队长。事后，高锡贵与马健一起，跋山涉水，到沂水县的王庄，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批示将他们的游击大队编为八路军费县第三游击大队。山东纵队任命马健为大队长，王杰为教导员，高锡贵为参谋长，朱琳为政治处主任。大队共有100余人、枪。回来后，高锡贵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先后争取社会知名人士和伪军中同情抗日的进步分子，如平邑镇伪军中队长孔兆オ、山东省第三专区保安司令部的张恒彬等10余人，参加了费县第三游击大队。
为了加强对平邑镇驻敌的监视和斗争，高锡贵在离镇1公里远的石崮庄开办了一个药铺，作为我“内线”人员的联络点。从此，“内线”人员借口到石崮庄看病取药和我方进行联络，传递情报。高锡贵也常以行医卖药为名，经常深入平邑镇收集情报，散发宣传品。有一次，平邑伪维持会负责看守南板桥门的班长贺洪太到石崮庄药铺，高锡贵对他说:“洪太，我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希望经常提供平邑据点的情况，并帮助搞点药品。”贺洪太回到平邑后，在泰华药局购置了一宗八路军急需的西药，当夜送到事先约定的交接地点治安沟处，交给了高锡贵派来的接应人员于树标。高锡贵马上派人把药品送交八路军主力部队，使许多伤病员得到及时治疗，提前痊愈。
当时，伪十军荣子恒部的一个团驻在平邑镇，纪律败坏，士兵私自盗卖枪枝弹药。高锡贵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筹集一部分伪钞交给贺洪太，叫想办法购买武器，贺洪太先后4次为鲁南游击队购买各种枪7支，这些枪都是先存放在板桥南门里许清运家，高锡贵亲自带领几名游击队员，以赶集为名暗中运出。高锡贵又通过平邑据点的“内线”，购买一部分弹药、西药和五眼胶鞋。他接到“货物到手”的情报后，便带领于清宝进了据点，过街串巷到隆源涌酒店门前。他让于清宝在大门ロ望风，自己走进院内，不一会儿，他挑着两个酒篓出来了，一言未发，顺手交给于清宝。于清宝接过担子，只觉得非常沉重，当时又不便询问，只得吃力地挑着，绕过戒备森严的日本“红部”，沿着小道，出了南板桥围门，走进郭家饭店，随便吃了点饭，见无人跟踪，二人又不慌不忙地上了南去的大路。当到达柳树行时，于清宝忍不住问道:“我今天挑的到底是什么货?如此沉重。”高锡贵微微一笑说:“是给敌人准备的花生米(子弹)。”于清宝感到十分惊讶。后来他谈起这事时说:“高锡贵真是英雄虎胆。”
1940年3月，日军集结2800余人，进犯鲁南要地白彦，被八路军一一五师部分主力奋勇还击，打死日伪军800多人，震动了鲁南一带。高锡贵趁此时机向驻平邑敌伪军发动政治攻势，他多次带领抗日游击队的战士夜间向敌人据点喊话，还派人把政治传单投送到平邑镇。这些抗日宣传品的封面印的都是“说岳全传”、“京戏大全”等，很不易被人发觉。从此，平邑据点的日寇终日惶惶不安，士气低落。当时平邑据点有个姓姚的汉奸，经常化装成兽医，外出刺探情况，充当日寇耳目。为了警告这个坏蛋，让其悬崖勒马，不再做坏事，有一天，高锡贵派于清宝、马开样、高富同到平邑镇去找姚某，对他说:“俺是石崮庄的，家里都有小猪，请先生去给阉割一下。”姚信以为真，他正想出去打听一下游击队的消息，便欣然允诺，跟着出了平邑。半路上，马开祥故意说:“咱们到蒲芦去吧!”姚听后，暗吃一惊，因为蒲芦一带是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他越想越怕，转身就跑。于清宝在后面大声喊道:“姓姚的二鬼子听着:八路军费县第三游击大队参谋长高锡贵有话传给你，今后如不改邪归正，小心头上的吃饭家伙!”此后，姚某轻易不敢再出来刺探情报了。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高锡贵毅然将自己年仅16岁的大儿子高华送到部队。后来，在斗争最残酷的时候，他的15岁的二儿子高钰也参了军。有人曾劝他说：“你就这么两个儿子，还能都叫他上部队吗?”他笑着说：“部队虽然艰苦危险，却能锻炼人，应该叫他们去施展自己的才能，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两个儿子参军后，田地无劳力耕种，家中生活极为艰苦，但丝毫没动摇他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9月，我山东纵队第一旅第三团急需一批药品，高锡贵委托贺洪太购买，遭到拒绝。他便带领三团独立营及县大队，于夜间10点多钟，打进平邑镇敌伪据点，缴了伪军一个班的枪，并迅速用机枪封锁了日寇指挥机关的红部和伪军第三大队的出口，然后，到伪维持会长郭镇东之子郭子英所办的新华药局和泰华药局，弄到一宗药品便迅速撤离，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1943年3月，汉奸惯匪刘黑七由锅泉驻地撤往柱子，日伪军决定把他留在锅泉的粮食运往平邑。高锡贵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率领孔兆才等80多名战士，埋伏在大井村东岭。当敌人押送粮食进入埋伏圈后，高锡贵拿起一颗手榴弹便向他们甩过去，顷刻间烟雾四起，紧接着80支枪一齐射击，敌人丢下粮食车辆，狼狈逃窜。高锡贵等将这批粮食全部缴获。
不久，高锡贵与孔兆才以探亲访友为名，提着两只鸡、几瓶酒，进入槐子庵伪军炮楼，邀请伪军喝酒，伪军个个酩酊大醉。高锡贵趁伪军队长徐清锡看信之际，掏出短枪，对准他的胸膛，迫令他率炮楼所驻伪军投降。徐清锡俯首从命。没费一枪一弹，敌人全部就擒，并缴获了全部枪枝。
当时，驻在平邑东门里的伪十军一个团，经常外出抢掠老百姓的粮食和财物，群众恨之入骨。高锡贵气愤地说:“伪军认贼作父，做尽坏事，非教训他们一下不可!”几天后，高锡贵带领三团到平邑，用炸药炸开东门楼子，冲了进去，打得伪十军顺着大街向西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打死打伤伪军10余人，烧毁了他们的营房，从此，伪军龟缩据点内，再不敢外出骚扰百姓。
有一天，高锡贵到峨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住在内弟夏茂家里。突然从望子山敌据点来了5个伪军，直奔夏茂家门口，大喊大叫着敲门。夏茂急得团团转，直搓手。高锡贵从容地对夏茂说:“你去给他们开门，就说高锡贵没来峨庄，现在石崮庄家中，如不放心，请进屋查看。”夏茂说:“伪军如果真进来搜查呢?”高锡贵指指腰间的匣子枪说:“有这玩艺在，不会让敌人占着便宜的!”说罢，就躲到堂屋门后，密切注意着外面的动静，夏茂听他一说，也壮了胆，便不慌不忙出去开了大门，对伪军说:“高锡贵住在石崮庄家中，好多天没来我家了，老总请进来査看!”伪军头目看到堂屋门大开，没有一点动静，又见夏茂神态自若，遂信以为真，便咕噜着离开峨庄，向石崮庄方向走去。高锡贵见敌人离去，便从屋里出来，对夏茂说:“我去追敌人，不能让他们去糟蹋石崮庄的老百姓!”说罢，便朝门外跑去。到达牛山东麓，高锡贵看到伪军在前面。他朝他们连开3枪，5个伪军不知道追来多少人马，便掉头顺小道逃回望子山炮楼。事后，高锡贵对夏茂说:“不是我冒险，因为我的行动出乎敌人的意料，他们万万想不到我藏在屋里。”
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向我沂蒙山解放区大举进攻，高锡贵遵照鲁南地委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指示，领导人民群众在敌区继续坚持斗争。由于环境恶化，战斗频繁，他积劳成疾，并且日益严重。5月，高锡贵在平邑县丰山区楼山一带，配合鲁南军区警卫通讯连阻击国民党新五军，掩护军区机关转移。激战了三天三夜，打退敌人12次反扑，打死打伤敌军300余人，胜利完成掩护任务。战后，我警卫连只剩下14名同志，高锡贵带领他们转移到丰山区西上寨一带休整。在楼山战斗中，高锡贵三天三夜没吃一口饭，未喝一口水，致使原有的胃病恶性发作。平邑县委安排担架送高锡贵到安全地方治疗，并派了几位同志护送，他们到达黄山区旺沟南山上时，突然被敌人包围。经过七天七夜才突出重围。高锡贵决定自己留下进行隐蔽，护送人员迅速离开去找主力部队，身边只留下警卫员小赵和他做伴。高锡贵当时住在西西皋诸葛崇修的家里。有一天，敌人搜捕队到西西皋搜捕共产党人，诸葛崇修的娘把他打扮成女人，慌称是一位生病的女亲威，应付过去。此后，敌人的搜捕越来越频繁，西西皋住不下去了。诸葛崇修的叔叔、大伯便与高锡贵商量，把他转移到丰山区张家庄西河边张家场屋里隐蔽。正在这时，高锡贵的次子高钰所在部队从附近路过，高钰请假回家看望。通讯员小赵闻讯赶到石崮庄，向高钰讲了高锡贵的近况，高钰留下照顾父亲，通讯员小赵返回部队。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高钰每到白天就背着病重的父亲转移到周围山沟里，通过群众关系搞点吃的。为防不测，他把父亲随身带的文件、地图、指挥旗、照片等都埋在山沟里。几天后高锡贵的女儿高化梅前来张家庄看望父亲。高锡贵向
她询问家中情况，她告诉他:“娘身体很好，再三交待不让父亲回家。”还说：“爷爷担心你的病。”高锡贵含泪对女儿说:“抗战八年，我和鬼子、汉奸、土匪斗争了八年，是党给了我勇气和力量。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又来侵犯解放区，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我即使牺牲了，也是值得。”
张家庄有个无赖叫张禿子，为了讨赏，竟丧心病狂地向敌人告密。一天夜里，国民党的还乡团大队长高化昌亲自带人将张家庄张家场屋子包围起来。天亮后，高钰发现敌人逼近，便告诉父亲。高锡贵说:“不要害怕，你扶起我看看。”高钰顺从地扶起他，只见场屋四面都是敌人，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他对儿子说：“你看准，敌人走近再开枪，最后留下4发子弹，向我头部开两枪，再向自己开两枪!”接着又说:“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决不能做敌人的俘虏!”高钰抵抗了不到半小时，敌人突然蜂拥而上。高锡贵挺身而立说:“你们不是抓共产党吗？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员。告诉你们，人民早晚要跟你们算帐的!”他又大声喊道:“快给我高锡贵一枪!”敌人用担架抬着高锡贵，押着高钰，离开了张家庄西的张家场屋子。当到达高锡贵的家乡石崮庄时，还乡团秘书耿汉卓故意叫人将担架停在村中示众，高锡贵面对顽敌，怒斥道:“我解放军北撤是战略转移，很快就会打回来。这些王八蛋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你们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接着他指着耿汉卓说:“前年就该杀你的头，当时没有处决你，让你活到今天，人民是决不会放过你这个坏蛋的。”弄得敌人狼狈不堪。
这时，伪保长高锡山走来，他老远就假惺惺地喊着:“锡贵!锡贵!”高锡贵早已知道他卖身求荣，干了还乡团。这是企图来软化他的，便把头转向一边，拒不理睬。高锡山当众受辱，十分尴尬，灰溜溜地躲开了。敌人仍不死心，叫人端来一碗鸡蛋汤送给高锡贵，高锡贵使出仅有的一点力气，举起木棍向汤碗扔去，砸得碗破汤流。敌人讨了个没趣，十分狼狈。
高锡贵年迈的父亲高风春闻讯后，步履艰难地来看望儿子，高锡贵对父亲说:“您老人家多保重，革命就要流血牺牲，怕牺牲就不能革命。人活百岁也总要死。为革命而死，是无比光荣的。”他的话既安慰了年迈的父亲，也教育了周围的群众。
敌人把高锡贵父子押送到平邑镇，关在完小西厢屋内。高锡贵鼓励儿子一定要挺住，决不能叛变。不多时，还乡团大队长高化昌亲自提审高锡贵，并且接二连三地施用酷刑。他们把他吊在梁头上，用木棍打，皮鞭抽，直打得皮开肉绽，昏迷不醒，高锡贵宁死不泄露党的机密。敌人无计可施，便把他父子转送到费县城。
高锡贵在费县过堂时，敌人一个姓闫的处长给他一张纸说:“只要你在上面按个手印，就放你父子出去，何苦哩，你不要死心眼，落到这个地步，还充什么好汉!”高锡贵接过一看，原来是一份“自首书”，便冷笑一声，把它撕得粉碎，并说:“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想从我嘴里得到点什么比登天还难，你们欠人民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弄得敌人狼狈不堪，只得又把他关进监狱。
高锡贵在狱中，严肃地对儿子高钰说：“你也是一个党员了，党的纪律你是知道的。如果敌人提审你，什么也不要说，他们不知道你是党员，现在是党组织对你考验的时候，只要你能顶住，他们不可能杀你。”高钰说:“爸爸放心，我永不叛党!我要绝食到底，以身殉国!”
1947年6月，高锡贵同志在费县监狱坚持绝食斗争，英勇牺牲，时年43岁。他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钢铁般的意志和高尚的革命品质，以及对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至今还深深留在人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