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斐：在时代的舞台上

Artist/艺术家

从世纪交替时敏锐地捕捉珠三角地区因改革开放而发生的城市巨变，到去年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感而发地创作《不安之岛》，这十几年来，曹斐一直是“时代舞台”上一个敏感而警醒的观察者。

艺术家曹斐的最新个展“时代舞台”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本次展览是曹斐在中国内地的首场回顾展，除了经典作品《谁的乌托邦》(2006)、《人民城寨》(2007-2011)、《霾》(2013)、《La Town》(2014)等，曹斐的最新项目“HX”也首次在中国公开呈现。同时，曹斐受爱彼当代艺术创作项目委托、在疫情期间创作的最新作品《不安之岛》(2020)也于上海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展出之后在北京亮相。

对于时代的发展与变化，曹斐一直表现得极为敏感。她的创作从青春期的躁动不安开始，到对电子游戏、亚文化、生产制造业的关注，再到对当下的科技发展、未来末日的警惕与担忧，十几年来，曹斐的创作始终在关注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体境况。所以，无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观众，这次展览对每个时代舞台上的成员都是一个回望过去、思索今天、连接未来的契机。

“时代舞台”打破四面白墙的陈列方式，以“舞台”的形式构建了一场具有体验感的展览。其中，“南方时光”是呈现曹斐早期作品的第一个篇章。在曹斐早年的作品里，很多都是以珠三角地区为着眼点进行创作的，这不难理解，那里正是她的出生地与起点。

“南方在我出生的时候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经济在这一浪潮中发生巨大的变化，这里的人也最早接受了来自外面的信息。所以我早期的创作美学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急速变化的社会、我就读的广州美术学院、父母的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奠定我作品面貌的重要原因。”正如国画中岭南画派偏爱描绘梅兰竹菊，而北方艺术家更多热衷于表现宏大的山水题材一样，从人文与自然条件看，南方是孕育曹斐美学基础的重要因素。于是我们看到这一主题下的《三元里》(2003)与《珠三角枭雄传》(2005)等作品，它们都是艺术家在那个时期以南方城市和社会文化等作为研究对象的产物。

当时的珠三角是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窗口，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后台”。针对这种情形，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曹斐创作了早期重要的影像装置《谁的乌托邦》(2006)，这件作品此次被呈现于“车间内外”篇章之中。“《谁的乌托邦》呈现的是工人的白日梦，他们很年轻，希望有自己理想的人生和职业，所以作品表现了他们虚幻和现实之间的裂隙。”作为《谁的乌托邦》的姊妹篇，创作于2018年的录像作品《亚洲一号》也在此次展览中亮相，两件作品产生了有趣的呼应。“这两件作品的相同点是都表现制造业，不同点是制造业在《亚洲一号》中升级了，更加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或者物联网化，人的缺失已经变为制造业的议题。”而且，无论是《谁的乌托邦》还是《亚洲一号》，曹斐在创作中呈现的都是两个方向：生产本身，以及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中人的情感——在《亚洲一号》中，工人依然有着对温度和情感的向往与幻想，使这件作品更像是一部工厂车间的爱情片。“从《谁的乌托邦》中的手工制造到《亚洲一号》这样的无人工厂，这是中国制造业近年飞速发展后的转型。珠江三角洲，曾经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窗口，但到今天，曾经的人口红利被用尽的时候，优势也在发生转变，制造业也被转移到内陆和东北，在如今的珠三角，很多工厂已经变得空荡荡了。”在时代的舞台上，人的际遇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发生变化，而曹斐希望用艺术创作记录这个时代的轮转，也写下舞台上每个角色所面对的困境。

在曹斐的很多作品中，年轻人都是其中的主角，比如她的早期作品《失调257》(1999)，表现的即是艺术家作为大学生的躁动迷茫；之后的作品《角色》(2004)聚焦于年轻人喜欢的亚文化；影像装置《人民城寨》(2007-2012)则与互联网文化和游戏文化相关。

每一代年轻人都会面临青春的转折期，从青春荷尔蒙爆发的时期走向社会化的过程，必然会经历面对现实的失落感。在曹斐的作品里，你会看到不同代际的年轻人都渴望在某种亚文化中找到寄托和表达，包括十几年都未衰落的偶像文化。其中，需要提到的是曹斐与Prada携手推出的特别项目《人类几乎》(2019)，这部作品邀请年轻偶像蔡徐坤演绎其中的“后人类”。曹斐从分析“偶像文化”入手，把蔡徐坤放到“后网络”的处境中，以一种更复杂、非商业的表达探索年轻群体中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回响，并给观众带来反思。

在曹斐看来，无论是早年由自身经验出发的作品，还是近年创作的关注年轻人的作品，都源于顺其自然的创作状态。“我不是故意关注青年群体，而是因为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有活力的一群人，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得不去关注他们思想形态上的变化。”

2006年，曹斐从广州搬到北京。来到北方以后，她的视线放得更远，她所关注的议题不再拘泥于珠三角区域化的表现，而是更多地探索全球化和全人类所面对的共同困境。在曹斐看来，这也是作为艺术家很自然的一个转变，“地域生活的转变、婚姻家庭的转变、生命体验的改变，让我更加具有包容性”。很多基于虚拟现实、互联网媒体的创作也是在北方生活的时期诞生的，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包括《霾》和《La Town》。

“《霾》和《La Town》都是跟‘后末日’情景有关的作品。‘后末日’说的就是末日之后每天的生活，末日成为一种常态。有人说我当时创作的作品像是在今天重演了，成为今天的新常态，但我不能说这是一种预言，我认为它出自艺术家天生的敏感性。”

2020年，整个社会走入特殊的情境之中，疫情使人们前所未有地面对延时和停顿。在这样“意外”的生活状态中，曹斐受爱彼当代艺术创作项目的委托创作了新作《不安之岛》。“我因疫情被阻隔在新加坡10个月的时间，爱彼当代的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讲正是一个去应对当时生活状态的方式，让我把这段时光汇聚成一个作品。可以和家庭、女儿发生一段艺术化的对话，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状态。”在曹斐看来，1年离我们还太近，当2020年距离我们5年、10年的时候，当我们已经不再受疫情困扰的时候，才有一定的距离去看待这个作品，以及这一刻去记录它的意义。

当下，曹斐除了忙于展览，也在面临工作室的搬迁。5年之前，曹斐把工作室搬到了距798不远的老电影院旧址，这里曾经是酒仙桥电子工业社区的居民观影休闲的重要去处。来到这里后，曹斐围绕着这个电影院和社区的历史、现实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并用纪录片表现一个正在消逝中的、前途未明的社区，同时以具有科幻色彩的电影《新星》创造出一个没有坐标的时间。

实际上，这个以“HX”为题的项目体量非常大，包含电影、纪录片、出版物、装置、文献、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多种创作媒介。为什么会将酒仙桥电子工业社区作为研究的对象？曹斐的答案是：“这个社区是现实中的事物，如今这个对象依然存在，而不是说我在追寻消逝的、非物质的东西；但它又是一种不存在，因为老电影院已经停业了，已经属于过去的时空；它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是会倒下还是更新？”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的时代中，每天都在不断刷新当下，面对各种新事物的冲击，很少想到要回望过去。“电影院在这里矗立这么久，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它背后的故事。一直低着头，就会盲目地成为网格中一员。既然我们已经成为网格中的一员，还能去做什么呢?还能做些更有精神向度的探索吗？”在曹斐看来，回望过去，才能联系昨天和今天，并指向未来。

今年夏天，曹斐的工作室即将搬离老电影院，而这栋老建筑的未来与这片老社区的走向至今还不明朗。艺术家的创作纵使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却能让这个喧哗时代的人们暂时抬起头来，反思我们身处的时代。

artnow：

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做一场比较全面的回顾展？

曹斐：

这个展览的意向诞生于2015年，本来是想在2020年展出的，因为疫情原因变成今年，这也使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丰富，展览的规模也变得更加庞大，所以田霏宇馆长最终决定做一个体量比较大的个展，称其为艺术家艺术生涯中期的回顾展。

artnow：

此次展览被命名为“时代舞台”，通常在这个“时代舞台”上怎样的人和事会成为你创作关注的焦点？

曹斐：

展览的题目是我和美术馆一起定的。我出生于1978年，我的作品聚焦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到今天的巨大变迁，我的作品关注城市化、生产，还有不同的人物在时代变迁下的处境。所以我们用舞台这样的平台来汇聚不同方面的作品，浓缩这个时代变化中的人、事百态。

artnow：

你如何看待人与科技的关系？

曹斐：

我的观点不会是绝对批判的角度，我们都在使用科技产品，包括各种智能用品、可穿戴的科技产品。我们很难逃脱这个被大数据制成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把自己镶嵌于数据点上，否则就寸步难行，所以我们很难跳出这个以外去批判它。当然我们还是会提出疑问，在这样一个网格化的世界中，我的作品也会探寻这样的时代下面人是一种什么处境。

artnow：

你如何看待“偶像文化”？

曹斐：

我们所说的“爱豆”以及“饭圈”，其实都是由市场驱动的，后面有着资本博弈，不像过去我们年轻时候喜欢偶像那么纯粹。作为粉丝喜欢自己的爱豆、维护自己的爱豆，是非常正常的，但有些东西已经超出了粉丝的想象和控制力，这是商业社会中残酷的血淋淋的市场表现。

artnow：

在疫情期间创作的最新作品《不安之岛》给了你怎样不同以往的创作感受？

曹斐：

这件作品让我在创作完“HX”那种大尺度大体量的项目后，从那些复杂的拍摄中回到一种DIY的创作方式，一种轻盈的创作状态中，又找回重新出发的感觉。这段时空让我觉得重拾了某种刚刚创作之初的能量，让我觉得原来自己完全是可以像当年一样去创作的。我觉得那是一种完全的放松感，让我放下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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