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世界中掷地有声的力量

一次，在华师大的教师餐厅，偶遇外语学院的张吉生教授正和一帮同僚在聊上海手语音系。他说手语中的手势相当于普通语言学中“词”的概念，手型的不同掌向、位置和运动都可以传达出不同的“词义”。手语就跟口语一样有地方方言，大到不同民族国家，小到不同城市，都有十分复杂和丰富的区别。一个无声世界的人并非因为他的局部生理缺陷而在这一块感官上留下遗憾的空白，相反，他们通过自己的特定感知和表达，完全可以达到听人世界中的人一样丰富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在一个有声世界如鱼得水的人，听到的和看到的不过是我们既有知识型构出来的结果，它受制于我们的人生经历、文化背景，我们往往依赖肉身的感知去确认眼前之物，目光所及之处就是认知的囚笼。大自然造化的奇妙还有一部分隐藏在看不见、听不见的部分，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只有跨越肉身的有限性，才能感受到世界隐秘角落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当时张教授的一番话，令我心有所触，但由于身边不存在无声世界的亲人朋友，也没有涉猎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所以对手语的丰富性和创造力仅仅停留于一个理论的概念之中。没想到，这次多伦美术馆的“艺术·符号：无界共生”展览，让我欣喜地印证了张教授的所言。

 “艺术·符号：无界共生”与其说是一个艺术展览，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探讨人类世界多元化的社会学现场。

这个展览的艺术家概括起来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盲听者，一种是弱听者，第三种是健听者去介入盲听者的世界，从而向我们立体地呈现了跨学科、跨身份的聋人文化与听人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集。

进入艺术展厅，我们往往习惯先用肉眼去观看视觉作品。如果先入为主地按照这种视觉逻辑，我们会发现每件作品都充斥着非日常性的表演，甚至有些夸张和荒诞。但这个展览不只是要我们用眼睛“看”，它也需要我们“听”，不只是物理性的“听”，更是侧耳倾听。正如克里斯汀·孙·金的用作品提示的那样，Listen和Hear是有区别的，我们要有意识地听，并连带看到听的动作，不只是声音进入耳朵。对于有声世界的人而言，我们虽然听见世界的声响，但是我们往往是条件反射地让声音进入耳朵，而忽视了心灵与听力之间的关系。

这个展览所挑选的艺术作品包含的生命情感是如此真实，绝不只是用标签来区别所谓健听者和盲听者感受力的一个展览。它不同于一种慈善性的社会公益行为，它并不简单地诉诸公众的道德同情，让观者用一种关怀弱势群体的视角对盲听者产生援助和拯救的的恻隐之心。相反，每件艺术作品背后都隐匿着一个健全心智的人格，他们不卑不亢，他们热情饱满，他们积极乐观，他们自在喜乐，每一种性格立体而丰盈。倘若我们仅仅以他者的眼光去感知盲听者的世界，最遗憾的不是误读，而是错失，错失看到这一群人和我们同样享有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艺术创造的形象力。所以，这些作品背后捍卫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它借一群盲听艺术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来提醒我们对肉身此在的忽视。当我们真正进入到这些无声世界艺术家的作品时，我们不会以他者的眼光去审视他们，我们仿若在各种光怪陆离的镜子中穿行，这些镜子折射出来的人格，和我们如此相似。我们都是一个生理上健全的人，但灵魂可能千疮百孔。

盲听人群创造手语首先是用来交流和沟通。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同样也是一群充满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群。比如瑞士艺术家罗曼·西格纳用影像的方式拍摄了一个自然对象的视频，如果我们仅仅只用视觉的方式观看这些视频，它也充满着影像自身的艺术特质，接着他又用充满文学性的语言文字去描述这个视频，再用手语的方式将语言表述出来。三重叙事视角交织在一起，碰撞出溢出创作者主观意图意想不到的解读结果，它直接将观者的误读转变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并丰满和充盈着作品本身。同样芬兰艺术家西恩·马克的《口语万岁》利用黑白影调和灯光制造了泾渭分明的人和人影，有点像早期德国表现主义电影一样，影子也具有视觉叙事性，对画面本身的影像质地非常考究，与其手语所陈述的内容，图文互证。

今天的文化生活到处都充斥着填表格，工具理性只强调注效率、功用，消解了人生命存在的价值基础。韩国艺术家郭允珠《倒置的奥德赛》却创意性地将填表格变成了个人生命痕迹的记录。动作是机械无聊的：把一天24小时画成24个小格子，一共画了一个月的表格，绿色覆盖的格子部分是她用助听器听这个世界的时候的记录，红色部分是助听器没电了，白色部分是她不用助听器的时间。当观者意识到墙面上这个像一幅巨大的硬边抽象艺术的图表，是用给生命时间打卡的方式完成时，尝试去解读这件作品的视觉含义就变得无足轻重，它更像是装了消音器的一把枪射出子弹后弥散在空气中的硝烟，把一个人的私人生活轨迹安静地锁定在这个表格上。这种感受力只有一个一个无声世界的人，或者一个愿意去接触无声世界的人才能想到，用如此方式去记录自己生命中逝去的每一个小时。

美国艺术家克里斯汀·孙·金的作品，她对“未来”这个词不仅仅满足于用手势将其表达出来，她还在探索美式手语的空间画造型所带来的修辞性变化，以致于“未来”一词不再是平面的，而是有了各种性情：“正常的未来”、“随便的未来”、“平淡的未来”，而这些前缀形容词，恰好是通过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的幅度大小产生的微妙结果。这件作品最恰如其分地呼应了张吉生教授说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有有多种表层语音形式的手型，而这些区别性意义的手型决定了不同的音位，从而可以产生和文学语言一样的丰富修辞。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发明了绕口令制造发音障碍，当我们练习到口齿伶俐地饶舌时，会产生智性式的快感。同样，手语也可以像绕口令那样，打破线性思维逻辑的顺畅性，去制造思维的受阻和解决受阻后的智性快感。新加坡艺术家王明的《人的爱我》这件作品，他的手语是将正常的句子颠倒过来“念”。在一楼展厅入口处，第一件作品就是胡晓姝教大家学手语。我立即热炒热卖，将刚才学的手语像王明那样倒着打，奇妙的事发生了，就跟绕口令舌头打结一样，我的手势将一个句子颠倒着做手语时，也产生了手势的打结，我的心手无法合一。当我再看视频中王明一本正经地顺畅地用手语“说着”颠倒的句子时，我不由自主地对其真诚的幽默感产生了会心一笑。

法国思想家福柯论及疯癫时指出，疯癫其实是在社会之中被构造出来的一个特定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权力的指向，由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力量：科学的、权力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力量交织在一起所产生出来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定义。同样，所谓聋人文化和听人文化的区别，也是话语权力博弈的结果。健听者对盲听者往往有两种观看目光：一种是对盲听者的创造力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去审视，另一种是诉诸道德同情从而产生怜悯和拯救之心。但缺乏第三种目光：平视的目光。比如2019年的“微光”展览中，李博和张咏的“无声合唱团”也是一个对盲听者创造力挖掘的典型案例。这个作品由十四名广西凌云县特殊学校的失聪孩子，在李博和张咏的带领下，组成无声合唱团。创作主体是生活在听人世界的李博和张咏，他们负责音乐的编配、成员的训练、合唱团的组织以及制定未来的目标，而在另类音乐的实验过程中，李博他们慢慢被刷新了对音乐的认知：为什么他们那些简单的声音能打动我们，他们没有节奏、音高、修饰等等这些局限，他们很开放，但他们的音乐能震撼到我们，音乐究竟是技巧还是什么？音乐背后要展示的东西是什么？不给自己设限同时保持内心的纯净才能做出让人震撼的音乐。所以这个艺术实验，是一个救赎和被救赎的关系。它有一个互相生长，互相救赎的关系。如果说在“无声合唱团”那里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拯救的东西，到“艺术·符号：无界共生”这个展览中，它更多的是一种平视的目光，他致力于发掘盲听者自身所潜在的文化信心和洞悉世界的思辨能力，把过去我们在日常中看到了，但没看见；听到了，但没听见的东西“掷地有声”地呈现出来。恰如德国艺术家贡特·特鲁贝在“红玫瑰”的作品中人和花都哑然无声，但只要我们拥有强大的自我意志，就可以倾情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