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上海双年展： 宇宙是一层果皮还是一个果核？

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延期一年、直至2023年11月终于开幕的第十四届上海双年展“宇宙电影”展现出的空间架构与信息层级，确如一部综合了各种流派的超级电影。

这令人感到，主策展人安东·维多克与策展团队携79位国内外艺术家所做之事与其说是在创设一个新宇宙，莫如说是在“拾获”纷繁作品并将它们各归其位的过程中继续沉淀和托举重织知识谱系的野心——他们制作一帧帧宇宙的投影并将之张弛有度地缝缀起来（如形成一张巨大的粗针毛毯）——艺术和文化界关心的细碎议题在“宇宙”框架下既被缠裹为一体，也在不同线索间拉扯出丰富的张力并为其赋态。

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百科全书式的双年展；或许是逐渐开放国际旅行的一年让我们不必再以“潜望”视角看待一个本该更加交错的文化场景，在本届上双展场中，作品与其背后创作者的姿态也似乎得以更加坦然地显露自身，在此之外，得益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全部开放的多样空间，它们或相互指涉，或彼此对冲，恰到好处的松弛反而令展览的最终面貌淡去了多年来笼罩西方双年展的身份政治的云影。互联网风靡一时的习语“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县城”，在此倒显出令人莞尔的恰切来。

步入主展览，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的作品被置于PSA一层的三件反光雕塑以巨大体量和绝对的吸睛度，对展览主题作出了直接回应：卫星和轨道反射器的比例模型意在提示人类探索宇宙的“追光”进程，一旁玻璃柜中陈列的图片和研究资料，则围绕着一颗因联邦政府短暂停摆而佚失于太空的卫星。被存储的影像往往关乎失散，而在场的物质既连接又阻隔了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活动：人类和宇宙仿佛两组互相追逐的镜像，常常迷失又融合在光的相互映射下。

在“宇宙”的宏大命题下，多位艺术家亦在遍布PSA四层空间的展场中以多媒介作品搭建了自己的丛簇星群：塔瓦雷斯·斯特罗恩（Tavares Strachan）将童年时对星空的痴迷和接受宇航员培训等科学研究经历相结合，通过“自画像”系列陶瓷作品完成了非洲文化与太空探索的感性对接；这恰与萨尔达·伊斯梅洛娃（Saodat Ismailova）在其作品《两个地平线》中展现的古代突厥口述史与废弃航天发射设施双线历史遥相呼应。艺术家佩恩恩的《衍生宴》看似通过纷繁多态的精致食物对亚洲传统文化与世界民俗加以挪用与致敬，实则提请观众注意，典雅“流水席”下金融衍生品的涡流，恰恰反映了金融资本主义创造新的“增长性宇宙”以规避系统风险的惯用伎俩。

拥有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多重身份的约翰娜·海德瓦（Johanna Hedva）则选择从情感的最微细之处以文字勾连所思与所视，其此次展出的一组作品仅由盛放液体的器盏与蝴蝶标本、仪表盘、滴墨器等物件组成，与简单的形式在情感层次上形成对比的作品标题《黑发浸泡在蜂蜜中会变白/三年来我被飞蛾侵扰，那是我的母亲仍魂魄未散/历史是隐秘的/月亮属于预言家》《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孤独的宇航员穿着宇航服摔倒，谁来扶她起来？》则引人入胜又满浸哀愁。

视觉只是我们认识宇宙最浅显的通道。展览也提供了进入艺术家们观念宇宙的身体性路径：当躺卧在大卫·拉梅拉斯（David Lamelas）《内外空间关系研究》的银幕下，进入到艺术家经由伦敦卡姆登艺术中心的建筑延伸出的、关于社会体系与日常经验的广泛议题，躺卧着的身体让观众或多或少地体验到从异质空间观看日常经验的巧妙倒转； 托蒂（Thotti）邀请观众侧身踏入影像与声音的交织现场，通过谨慎的步履回应不同文明经由对星系的迥异理解而阐发的概念体系，最终则如《貘穿越终点又回到起点》；而若在遍览双年展之后回到安德里斯·阿鲁蒂乌尼安（Andrius Arutiunian）占据一层展场整个黑暗房间的作品《你不记得自己》，让先前所见所感的视觉碎片瞬间消失于黑暗，只余下垂坠探向地面的整片黄铜制乐器和它发出的振荡混响之音，借机重新省察听觉的观众或许会更加知晓“宇宙学是一种全息全感”的真意。

这是诗人杰克·吉尔伯特在《爱过之后》中早已有过的观照：“音乐有时变得急促，但总是归于平静/像那个人/回忆着，期待着。这是我们自身之一物，却常常被忽略/莫名地，有一种快乐在丧失中。……寂静中一种蜂鸣之美。”当我们自身的纯粹感受与宇宙在某个瞬间贴合的频率上同在（宇宙反过来也成为我们自身之一物），可也能体会到这样寂静中震颤人心的“蜂鸣之美”？

对物质性和生物性的重新关切则散布在展览的各个部分：从施慧的装置《物殇》，到斯滕 · 埃克隆德（Sten Eklund）关于基础设施的淡彩画，再到张文心依托洞穴摄影揭示的幽暗地层空间，我们得以在断续的文明符号中不断回望自身对宇宙体系的熟悉与疏失。

在力图呈现艺术家多样世界观、时空观和处理具体理念时尺度不同的切口之余，“宇宙电影”中近半数的影像作品不免让观众疲惫。游走在陈滢如、李爽、露西尔·德萨莫里（Lucile Desamory）、何锐安、伊齐亚尔·巴里奥（Itziar Barrio）、贺子珂等艺术家经由神秘学符号体系、基础设施布局与更迭、城市发展和乌托邦时空等不同议题构建的巨大视觉魔方当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缝隙，将这些影像组件扭转至最和谐的方位上。这是所有包含多影像作品的大型展览共有的尴尬奇点——蕴于影像中的观念喧嚣和多样视觉语言的相互碰撞、桥接、断裂，使得不同速度的时间和不同比例的空间不得不在观者的亦步亦趋间磨合；当观念的密度如核聚变之前的原子不断叠加，便很容易令人陷入美学和智识的迷思漩涡——如同Raqs媒体小组在影像《坠入时间锥的自行车手》中通过记忆与观看的视差而呈现的、消弭了时序的“非年”：当我们无法为价值排序，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贬低每一种价值——这是需要警惕之处。但在对全球化的认识与选择逐渐无限逼近十字路口的今日，或许呈现本身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排序。

我们会发现，将多样的时空观凝缩于一个双年展的愿景，恰好与期望一枚卫星能勘测出宇宙全貌的意图形成对位，而这种无畏掺杂着欣喜、茫然与迷人的谬误可能，形成了本届上海双年展在宏大命题下最令人流连的、极致个体化的心智生长点。宇宙是一层果皮还是一个果核？相比于果皮上的斑点与纹路究竟揭示着怎样的过去，我们应该同意，人类更想关心的是如化石般坚硬古老、又似气泡般脆弱新鲜的果核，能够发出怎样的芽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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