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平館長在台灣館開幕酒會上致詞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
加強和民間的互動與合作
積極開展國際關係網絡
余小蕙（Yu Hsiao Hwei）/ 威尼斯專訪
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平上任後第一次出訪即是主持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開幕。有意思的是，二十年前，同樣由台北美術館負責籌辦、台灣首次推選藝術家到威尼斯展覽，林館長也參與其中：她當時是北美館展覽組組長。二十年後再次以籌辦方的角色回到威尼斯，林館長對台灣館有什麼新的理解、想像和藍圖？〈當代藝術新聞〉特別在威尼斯專訪了林平館長。
余：您雖然剛上任北美館館長一職，但在藝術界已有很長一段時間。1995年台灣首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如今已成慣例，每兩年會來參與這場盛會，在普里奇歐尼宮舉辦展覽。請問您對如何塑造和發展台灣館新的形象是否有什麼新的想法？
林：假如我是以單純學者背景來接（北美館館長）這個職位的話，可能會立刻出現一些我非常個人的觀點，但是我其實不是。我曾經擔任北美館展覽組組長，1995年，台灣館是在一個非常受限的處境下，第一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那個困難的經驗，包括我們如何穿透台北市政府的界限去和當初鼎力協助我們的文建會的一些長官們，協力地讓它達到國家層次，第一屆就決定了它的命運。當時我個人經歷的所有一切成了我第一步的基礎，它是在所謂藝術策劃的介面上，我知道它的困難度，我也知道我們預想的目標高度在哪兒；這些東西都影響了我。雖然我後來離開美術館到了學界，這麼多年之間我自己也造訪威尼斯雙年展多次，期間也發生過幾次台灣要不要在威尼斯設國家館的議題，所以對我來說，我所擁有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insider」（圈內人）的身份，以致於我很難冒進地說我有什麼樣的遠見，但這並不代表我對台灣館沒有想像，只是這個想像會建立在我所認知的現實基礎上，因為光是只有想像但沒有現實基礎，我們是不可能讓它成真的。
台灣館展覽館普里奇歐尼宮入口
余：您所說的現實基礎具體而言是什麼？
林：就目前的行政格局而言，台灣館隸屬於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而且是一個非常低階的單位。事實上，行政系統內部的溝通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困難度。舉開幕晚間的餐宴為例，它就是一個慶功宴還是國宴？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定位。我們的預算非常有限，無法邀請更多重要的策展人、美術館館長或媒體人士，因此它的功能性無法完全彰顯。事實上，對很多國家館來說，即便規模不大，也很重視這個晚宴，因為那才是人和人互動和建立關係最關鍵的地方。這次台北市文化局倪重華局長來了威尼斯，他也立刻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談到未來即便需要尋求企業贊助或採取任何做法，都應該加強建立一張廣泛的專業人士關係網絡，而不只是展一些作品、做做導覽這樣就夠了；而這個餐宴是一個重要象徵，具體來說是如何展開國際關係網絡。
余：其實很多國家館都仰賴民間資金的挹注，以法國館為例，這次一百萬歐元總經費有三分之一來自私人和民間組織，包括畫廊。我不曉得這究竟是好是壞，但在西方，官方民間合作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和趨勢，各個國家館都是如此。您是否考慮加強發展與民間企業合作，以彌補政府經費的不足？
林：在行政或法規裡面可能都有一個邊界，永遠跟不上時代。但是就一個美術館在當代扮演的角色，面對社會變遷、與時俱進是鐵定要走的路。美術館過去是學術的殿堂，因為過去第一部門、第二部門、第三部門的分野非常清晰，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是一個媒體的時代，你會發現傳統的機制沒有辦法因應，因此我們必須要轉變，這個轉變包括美術館需要跟更多的第二部門（即商業部門）和第三部門（民間機構）有更多、更密集的聯繫和互動，不只是專業上的，甚至包括資源上的，當然也如妳所說，是好是壞不知道，雖然我們知道這個社會的過度媒體化、過度資本主義化、商業化是令人憂慮的事，但話說回來，在我們這個時代，所謂的商業的觀念也在發生改變，很多企業都意識到必須利他而不只是利己，因此有「社會企業家」的概念出現。所以從人類社會的均衡發展來說，我並不焦慮這一定是不好的，我認為它有機會，我持開放樂觀的態度，而且我認為「必須」要做，要在不同部門之間發展更多的連結，當然就一個公立美術館來說，任何連結的方法必須要依法行政，我絕對不會去挑戰法律的邊界。但話說回來，在法的範圍內，很多東西是有彈性的，所以我擔任北美館館長發布那一天就鼓勵館內行政人員，即使是行政人員也要有創造性。我覺得這是對事情不同的思考邏輯和方式，我期待自己未來在這方面更努力。
余：今年威尼斯台灣館終於第一次推出藝術家個展，我想知道您對此的想法，以及您日後是否繼續支持做藝術家個展？
林：當然妳剛說「終於」，這裡面已經有妳的價值判斷。威尼斯雙年展的特質就是在國家館推藝術家個展，這似乎是一個傳統；但話說回來，這家百年老店自己也在蛻變。因為整個局勢的發展，我們從一個本來國家館的狀況，現在變成是平行展的名稱，在這裡面，身份的游離是一個狀況，但是對台灣本身，它已經有二十年歷史，從1995年到2015年剛好 20 年，我也覺得很有意思，1995年我第一次帶展覽來威尼斯，今年我剛好又回來。這20年當中我們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了得到更多友邦藝術界的支持和協助，當時我們訂了一個策略，設置一個國際評審委員會—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三位重要學者--協助挑選藝術家，有賴於很多友邦的幫忙，我們安全登上了國際舞台，這樣的情形維持了兩年。兩年之後進入了所謂的策展時代，北美館開始向業界徵求策展案，主要是具有主題性的群展的概念。在那個階段，這種策展案的做法辦了很多年，提供了台灣策展人許多的機會和機緣，但若干年後，我們也洞察到，因為台灣很小，策展人其實數量有限，可能要透過其他方法去繼續培養人才。因此就台灣館來說，在這個階段推出個展不能說是終於符合了威尼斯雙年展的傳統，而應該說是台灣在國際藝術社群和政治力的運走下獨立發展到了這樣的階段，此時此刻推出藝術家個展最符合國內藝術界的想像，也符合在整個雙年展裡面我們所能擁有的一個成熟的表現性質。因為20歲已經不是青少年了，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這次吳天章的個展具有非常獨特的意義。
〈再見春秋閣〉與〈瞎子摸巷〉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現場展出一景）
余：您覺得以後台灣館的展覽一定是要抒發「台灣」歷史、政治、社會、身份等相關議題嗎？還是可能更開闊地談論世界，或是或者一位好藝術家可能做的東西很微小、只關乎他個人，也可能獲得呈現？
林：關於這點我的心情很複雜了，因為我當然認為應該是第三者，藝術是沒有界限的。但話說回來，藝術政治永遠存在，今天北美館是一個公部門的結構，理當要聆聽國內很多藝術界的聲音和期待，因為台灣和其他國家一個很大的不同是，我們的國際平台非常有限，對國內藝術家來說，這幾乎是唯一正式登上國際舞台的管道，所以我不能因為我對藝術的開放性而忽略或否定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對國內藝術界的意義。在這個情況下就回到第一或第二個的選項。第一個選項是必須具有台灣性格，能夠代表台灣，第二個是談論一些全球性議題。我昨天在開幕酒會的簡短致詞中提到，沒錯，吳天章具有台灣性格，但威尼斯雙年展本身不是國家館只談他們國家，這裡頭很多策展方案是談這個時代跟人類共同面對的議題，所以妳剛才問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譬如說，有人問我，你們這次吳天章的展覽和大會策展人奧奎所策劃的【全世界的未來】有沒有契合？其實吳天章方案出現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這個主題，然而因為吳天章是在這個時代，他的作品就是如此，自然會巧妙回應了大會的時代議題。台灣其實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必然是資訊交流和世界價值觀運作裡的其中一環。但是我們也會問到，我們是否會落入全球化的思維，而且其實是西方主導的思維，或是在亞洲的新情境裡去尋找我們自己新的地位？我覺得這點對台灣館的未來很重要；即，它不能只落入全球化的思維。我們挑選的藝術家一定具有台灣性格，但台灣性格也一定是世界性格的一部分，這點毋庸置疑。有人跟我說，吳天章的作品好淒美，我們台灣藝術在別人面前顯現一定要這麼悲傷嗎？我回答說，吳天章以他的世代--他是台灣當代藝術崛起的第一代--在那個年代要經歷戒嚴，他怎能不悲傷，不悲嘆？然而他的作品不只是悲傷，也帶有一種華麗，一種在感官知覺上的獨特的魅力，同時富含許多民間、非主流的感受，這樣的感受其實在全世界是一個共有議題。所以他的悲傷只是他回顧台灣經歷許多政權轉變的歷史，這是他永遠關心的議題，但這個議題卻也恰好回應了全世界所關心的議題，這也是為什麼這次吳天章提名的過程，絕大多數的委員都贊成由他來作為第一次個展。總結而言，第一和第二選項其實是同一個狀態，我不覺得是非此即彼，而是兼容並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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