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人物｜黃君實回憶：萱暉堂主 程伯奮

文  /  黃君實（龐誌英整理）

黃君實、龐誌英夫婦   1969年在日本拍攝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留校當了四年助教。1966年秋天，我申請到日本外務省的研究獎金，往京都大學研究六朝文學。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最深，博物館大量收藏中國藝術品，而且經常公開展出，私人收藏的古書畫亦多而精。每有假期，我就往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跑，博物館和古書畫店是我終日流連之地，也結識了不少文史和藝術界的朋友。1969年，王己千先生和夫人一起暫居東京，租住六本木附近的一個公寓。我常去拜訪他，一起吃飯聊天，他也間或到京都來，跟我一起逛古董店。王先生個性隨和，尤其樂意提攜後輩。他說有個老朋友叫程琦，住在東京，要找一個懂書畫的人幫忙撰寫收藏目錄，王先生向他推薦了我。那時我為了要拿個學位，在京都大學由研究員轉讀碩士課程，還有一年多才可完成，只好待畢業後再說。

1970年，世界博覽會在大阪舉辦，會場內設了個香港館，京都大阪一帶的香港留學生都去做臨時工，我也每星期兩三天在館中賺外快。一天中午，我正忙得不可開交，工作人員說有人找我，我循著他的指引望去，角落的小園桌旁坐著一位清癯的老先生，正微笑著向我眺望。午後的陽光從窗外斜照在天花板上，把一只玻璃吊燈映燦得如鉆石如水晶，射向他炯炯的一雙眸子。

我就這樣認識了程伯奮先生。

到了年底，我在京都大學完成了中國六朝文學的研究課程，碩士論文《謝脁研究》也已完篇，就搬往東京，開始替程先生工作，直至1972年1月，獲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獎學金去當李鑄晉教授的研究助手，才匆匆離開日本。我為程先生工作不足兩年，但那是愉快的兩年，也是我學問豐收、眼光躍進的兩年，而此後我與程先生的聯繫亦從未中斷。

先生原名琦，字伯奮，常用的別號有可菴、二石老人。他生於1911辛亥革命之年，安徽新安人，其父程秉泉是大古董商，與清末大藏家裴景福（1854～1924年）相交，兩家的兒輩亦來往密切。自幼在骨董器物中兜轉，伯奮先生順理成章地走進這個充滿挑戰的行業。程父悉心栽培他，年未及二十，就給他數萬銀元要他獨自訓練眼力。伯奮先生跑到廣東，購得五幅古畫，不料其中兩件卻是膺品。年輕人初受挫折，極為難受，父親卻安慰他說：「能有三件真品也很不錯了，學習過程總得交費，有膽買進，才能學會分辨真偽。」挫折可以訓練眼力，父親的鼓勵增加了他的膽色，而且他的運氣又好得出奇，五件作品中竟然有一卷曠世名跡—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圖》。

宋　武宗元  《朝元仙仗圖》局部   58 x 790  絹本墨筆

《朝元仙仗圖》為絹本白描畫，長790厘米，高58公分，真正的高頭大卷。武宗元（？～1050年）是北宋著名的人物畫家，畫法學曹不興和吳道子，《宣和畫譜》說他「筆法備曹吳之妙」，尤精於佛道鬼神圖像。此卷上鈐有有宋徽宗藏印四方，應是宣和舊物，惜無作者款印。卷上最早的題跋署為張子□（此字無法確認）在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所題，相傳吳道子所作。但趙孟頫在大德甲辰年（1304年）的題跋，說經過考證之後，他認為這是武宗元的真跡，即《宣和畫譜》著錄的《朝元仙仗圖》。後世普遍認同趙孟頫的說法，此卷也是現今所存武宗元畫作的孤本。圖中繪帝君、神將、金童、玉女等仙道人物共87名，身旁還以楷書註明其職稱。這數十名人物在玉階上逶迤而行，階前雲氣氤氳，蓮花綻放。人物的面相以淡墨寫成，修眉秀目，端雅而高古，配以華美的裝飾，珠絡寶釵，珊珊環珮。衣裙袍帶則用濃墨描出，線條遒勁而綿長，宛轉飄翻，表現出「吳帶當風」之美。他們手持珠幡香篆、奇花異寶，還有一隊龜茲樂人，奏弄著琵琶笙笛等各式樂器，神態雍容而妙曼。全圖雖無設色，卻令人覺得滿紙流光艷采。

難度最高的是這八十多人的位置安排，以及衣裙飄漾時的交互穿插，畫家都能處理得自然妥帖，婉約流麗。卷前引首為羅振玉所書，畫末絹素有張子顒、趙孟頫兩跋，梁啟超則題在拖尾裱紙上。另有張大千長題及謝稚柳的觀款，年代均較晚，已是王己千購藏之後。畫幅除鈐有宋徽宗的四方藏印外，還有柯九思、劉玨等的收藏鈐記，又有黎簡和梁啟超的收藏印章，大約在清中葉已流傳到廣東。它與現存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錢選《梨花圖》卷，以及香港私人收藏的羅聘《鬼趣圖》冊，在清末並稱為「廣東三寶」。

程先生初試啼聲，即購得此重寶，喜不自勝。他後來在《朝元仙仗圖》卷上鈐了多方印記，卷首有「伯奮審定」、「可菴秘玩」、「臨河程琦收藏金石書畫之印」，卷末則有「可菴所得銘心絕品」、「程可菴書畫記」和「雙宋樓」。此畫卷在20世紀的70年代輾轉落入美國古董商侯士泰之手，王己千先生與侯士泰商議後，各以一批藏品交換，己千先生得到《朝元仙仗圖》和倪瓚的《虞山林壑圖》。80年代，他把《虞山林壑圖》賣給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朝元仙仗圖》則一直寶愛不放，並自署「寶武堂」，寶的就是武宗元。程伯奮先生晚年談及這段往事時，仍有點洋洋自得，因為他購入這國寶級的北宋繪卷時只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比他年長四歲的己千先生，那時卻只在清初四王中打轉。己千先生後來醉心宋元繪畫，並大有心得，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我自1970年秋天開始為程先生整理藏品，幾乎每天都到程公館，那是位於東京四谷三丁目的一所日式獨立房子，書房很大，外面對著一個種植花草的中庭。我通常是午後一時左右到，工作至傍晚，陪他吃過晚飯才回家。當時我三十餘歲，精力充沛，而且在日本居留近四年，公私收藏的古書畫幾乎都在腦中，識見也遠比在香港時廣闊，程先生的話題我都可以輕鬆接上。我們的談話基本上離不開書畫，對著真跡來討論固然使我獲益良多，也令他非常愜意。我的意見他不一定接受，而我對很有把握的事也會堅持，但這都無損相互交流的喜悅。伯奮先生的古董經營範圍非常廣泛，包括青銅器、瓷器、玉器、雕塑和古書畫。他對每件經手的藝術品都有感情，但古書畫和名人尺牘卻是他的最愛，認為那是人文所萃，我也只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協助他查找資料，其二是充當他的寫手，用毛筆在書畫的原跡上抄錄他撰寫的題跋。

原來程先生在多年前已開始編寫書畫收藏目錄，他要依照古代書畫錄的傳統，全以文字記載，不刊圖片。當時圖版印刷已很流行，他舍易取難，其實是心理因素。他一心追慕古人，想依古代著錄的形式，而且他喜歡查證，要把鈐在作品上的歷代收藏印章和題跋諸家的資料都盡量翻查出來，然後洋洋灑灑寫成文章。他是傅增湘先生（1872～1950年）的學生，學問的底子甚佳，古文寫得簡潔明暢，治學態度也非常嚴謹，務求精確詳盡，識見遠非一般古董商可比。他自信這本收藏目錄能夠依傳統法度，而精細縝密則超越一般書畫筆記之上。他又為重要的書畫卷撰寫題跋，耗盡心血，反複查證，一改再改，最後才讓我用小楷或行楷書恭恭敬敬抄錄在書畫原跡上。這工作真令我暢心，他收藏的歷代書畫至為豐富，由董源、巨然、燕文貴、宋徽宗、蘇東坡、趙孟頫一直下來，到明四家、清四僧，這許多曠世名跡上，大部分都留下我的墨痕。雖然只是抄手，落款仍是程琦、程伯奮或二石老人，但一個後生小子，書跡能附驥尾而流傳於後世，是我莫大的榮幸。其實程先生一手瘦長工整的書體並不失禮，這樣鄭重其事，正出於他對古書畫的珍愛，對古代名家的尊重，不使作品在他手上出現一點瑕疵。程先生後來也對人明言那是我的書法，我替他代書也就成為公開的秘密。

費時多年，書畫錄終於成稿，程先生名之為《萱暉堂書畫錄》，以寄對母親的懷念。他又希望全部由我以小楷手抄，再影印成書。但這工作豈可與書畫題跋相比，不但細碎耗時，又缺乏挑戰，令我深以為苦。幸而程先生很明白我的個性，最後只找了香港一個名叫潘阜民的書手抄錄，在1972年影印出版。書成之後，程先生在70年代至90年代初，又陸續買入好些極重要的藏品，如蘇軾的《昆陽城賦卷》、趙孟頫的《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圖》等，都不列入《萱暉堂書畫錄》內。他也想過添寫續錄，卻始終沒有成事。當時我已移居紐約，但程先生仍要求我在這批新購得的名跡上代書簽條和題跋，有時是他把撰成的文章連裁好的宣紙寄給我，寫好寄回東京，才裝裱在畫卷上。有時則趁我途經日本時抄寫，如他在70年代中期由陳仁濤的女公子手上購得的宋徽宗《金英秋禽圖》和董源的《溪山雪霽圖》，都是我旅經東京時替他錄寫題跋的。我雖忙，對老先生這些要求卻從不敢怠慢。

現在許多所謂收藏家，以求利為目標，買了書畫就束之高閣，一兩年後再拿出來圖個暴利，這種人其實只是投機商人，玷辱了收藏家的雅號。程先生一生都是古董商，卻是個真正的書畫收藏家，對每件經手的作品都小心呵護，修補重裱從不吝惜。當時日本最著名的裱畫師目黑三次，修裱一件古畫往往耗時經年，收費亦為全球之冠，程先生卻是他的大客戶。由裱綾和包首的顏色、用料，裱紙的厚薄，到簽條的玉質，程先生都要參與挑選，畫卷外再包以絲帛，藏入木匣，每次拿出來都珍而重之。重要的作品要等到風和日麗之時才會取出，更不輕易示人。許多人慕名而來，求觀他的藏品，但老先生自有一股孤矜脾氣，若認為你不夠資格，便會婉言拒絕。而且他喜歡研究，為作品翻書撰文成為主要的生活情趣，忙碌整日而不疲。

中國傳統的收藏家，並不以財富驕人，他們重視作品的來源與承傳，要親自考證、自撰題記，在收藏的過程中不斷豐富自己的學問和見識，成為碩學之士，進入一個高雅深厚的文化層面，而且跨越了時空，與幾百年前的書畫家結成知己。財富只不過是橋樑，讓世人可以擁有藏品，但只有精神上能與原創者交流的收藏家，才配稱作藏品真正的主人。在這方面，程伯奮先生可作為現代藏家的典範，他對傳統文化的尊重虔敬之心，遠遠超過買賣求利，令我敬服。

宋　米芾  臈白貼  30.5 x 23.7 cm  紙本

釋文：臈白十五斤謹上納，知彼無故以致，此後過時矣。門中康盛，芾頓首再拜。

程先生收藏的書法精品極多，如米芾《臈白帖》、蘇軾《昆陽城賦卷》和《書方幹詩卷》、趙孟頫《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及《臨蘭亭序》等。《臈白帖》只有兩頁，共28字，下筆隨意而英姿勃發，是米芾晚年的標準之作。此帖原與《逃暑》、《歲豐》、《留簡》、《春和》共為一冊，經韓逢熺（約1578～1653年後）、安儀周（1683～1742年後）等遞藏，民國初年為溥心畬所得。溥心畬留下了《臈白》和《春和》兩帖，把其餘三帖出讓，稍後又把《臈白》和《春和》轉售給許漢卿。

許漢卿是清末至民國初年的銀行家和企業家，先後任大清銀行稽核委員、天津造幣廠總收支，又任南京、天津等地的銀行總理，所藏青銅器、書畫、碑帖等多而精。解放前後，許氏藏品陸續散賣，《臈白》和《春和》兩帖流至香港，被程伯奮先生在1958年購得。其後程先生以《春和》與朋友交換一方殷代玉鳥珮，只留著最精的《臈白》帖。他在晚年回思，仍覺耿耿不捨。至於五帖中的其餘三帖《逃暑》、《歲豐》和《留簡》，則自溥心畬手中售出後，又經多次轉易，現在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珍藏。

伯奮先生非常看重歷代書畫家的信劄，因為其中不乏有關他們的生平交遊等資料，尤能直接地表現出他們的喜惡和個性，亦可作款識題字的佐證。萱暉堂藏品中除米芾的《臈白》帖外，還有劉挚、歐陽修、陸游、張即之等的詩帖和書劄，又有一套《宋元書簡》，收集了吳琚、吳說、范成大、葉夢得等十一位宋代名人的尺牘，包括周邦彥的《特辱帖》。周邦彥天縱風流，所填詞婉約清麗無與倫比。此帖是他唯一傳世的墨跡，曾刻入三希堂法帖。帖中所見，其筆法應得力於二王，綿里藏針，飄逸流轉。冊內又有趙孟頫、趙雍、揭傒斯、倪瓚、楊維楨等元代名家的詩書簡。

這套《宋元書簡》冊在1983年紐約蘇富比拍賣，是圖錄的封面，估價似是10萬美元左右。如此稀世之寶，令我輾轉反側，數夜難眠。但當時一介寒生，只好悵嘆力所不逮，立刻打電話通知遠在東京的伯奮先生。程先生即時趕到紐約來，親自觀展，並由家人代舉牌拍賣。那是一場令人興奮的拍賣會，逐價者包括王己千先生和香港利氏家族的利榮森。結果程先生以27萬美元的落槌價擊敗利公，還得加上百分之十的傭金，在當時真是驚人的高價。與利家相比，程先生遠遠稱不上富豪，只為心之所鍾，無法放棄。聽說他後來為了應付這筆款項，也頗費了一番周折。

明　仇英  致陳葦川紮  紙本

釋文：侍下仇英頓首拜複，大內翰川翁大人先生臺坐下。英本樗散曲材，伏蒙存錄，屢承我公下念。銘骨刻心，何日忘之，時懷報稱。向病困，日抱抑郁，而嘗終不克果，如饑未副耳。曩辱委畫壽圖，堇完貢上，幸撿收。更有他委竟教示下，須如命貢納。萬勿轉托。西池雖為親誼，與僕情甚不合，幸留意焉。二畫更俟續上，病中草率欠恭，伏惟見源。初六日，英再拜縣緘。聞宅中多合莃莶丸，求數服。有葉亦乞見惠。素問拜印一薄，萬萬。化橋道人又承抬舉，又蒙方壺令弟惠銀，幸致私，萬萬。奉使舟銀一錢，余素。

萱暉堂還藏有大批明清尺牘，自沈周、文徵明、祝允明、陳淳等一直下來，至清末的伊秉綬、趙之謙，洋洋大觀，幾乎把上下八百年的名家全都包羅其中，令人嘆為觀止。其中更不乏傳世孤本，如周臣的《厚幣帖》和仇英的《致陳葦川書劄》。周臣和仇英都以畫名，書跡確是鳳毛麟角。世人都說仇英不善書，但不善書卻不等於文盲，作為一個職業畫家，他只是忙於應付那些喜愛工筆細致、設色秾麗畫風的買家，沒有分出時間去研習書法。

這封《致陳葦川書劄》共兩紙，上款「大內翰川翁大人」。按陳霽（1465～1539年），字子雨，號葦川，吳縣人。家道豐裕，收藏甚富，明弘治九年（1496年）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因見罪於劉瑾，貶歸鄉。至劉瑾被誅，複起用。正德九年（1514年）升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仕終國子監祭酒。著有《葦川集》及《宋遼金史》。他卒於1539年，按照江兆申先生《文徵明與蘇州畫壇》一書的年譜，當時仇英約四十六歲。尺牘中仇英尊稱陳霽為「大內翰川翁大人」，是陳霽仍在翰林院任職之時，所以仇英作此書時，約是三十至四十歲的年紀。就書法而言，仇英並沒有下過多少工夫，筆法拘謹稚嫩，但他一絲不茍，非常用心，而且這是仇英傳世的唯一書跡，在畫史上具有非凡意義。

這兩封簡牘連同祝枝山、王谷祥、陸治、徐渭的書劄共六通，在乾隆時為陸紹曾所藏，20世紀初為許漢卿所得。陸紹曾名貫夫，工篆籀八分，尤以精鑒賞馳譽於時。許漢卿是清末民初的大藏家，他庋中這幾件周臣、仇英和徐渭的信劄，在收藏界中早已馳名，張珩先生亦對之神往已久。

解放前許氏藏品開始逸出，張珩聞知這批書信也在求售，急忙星夜由上海趕赴北京，可惜已遲了一步，被法國古董商杜博思捷足先登，其後張珩多次托人搜求而不可得。杜博思是著名古董商盧芹齋的女婿，約在20世紀60年代把這套書劄轉賣給程先生。先生謝世後數年，程氏後人把珍藏的古書畫全賣給某富商，原是希望能把它整批保存，不致星散。豈料不足一年，約半數書畫便開始賤價擲往北京嘉德的小拍，這六封明人信劄亦在其中。我看到拍賣圖錄的一剎那，直覺血沖上腦，悲憤莫名。這些文物凝聚了歷代收藏家多少心血，接手人竟不願稍花時間去研究，便匆匆否定，實非學術研究者應有的態度。萱暉堂所藏古代繪畫以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圖》及《四禽圖》最為知名，帝皇手澤，又是清宮舊藏，品相題材都討人歡喜。但程先生自己卻更鐘情於山水，他藏有巨然的《山居圖》和燕文貴的《溪風圖》，遂以「巨燕軒」為齋號。元代繪畫則以趙孟頫的《灤菊圖》和王蒙的《南邨草堂圖》最為難得。

萱暉堂藏品的新主人在2008年把《灤菊圖》交由香港蘇富比拍賣，《南邨草堂圖》則早在2004年便被擲往嘉德小拍，估價是極可憐的6萬元人民幣，結果在多名競投者的爭奪下，以近180萬元落槌，現在看來，簡直是撿破爛般的便宜價。

程伯奮  跋王蒙

《南邨草堂圖》

黃君實代書

元　王蒙　南邨草堂圖　27 x 88.5 cm  

紙本設色 

款識：黃鶴山中人王蒙寫。

鈴印：王蒙之印（白）

《南邨草堂圖》卷是王蒙為元初學者陶宗儀（1329～約1412年）所作。

陶宗儀字九成，號南邨，趙孟頫的外孫，與王蒙是中表兄弟。他著作等身，是著名的文史學家，整理元代的典章制度、藝文逸事、詩詞戲曲、風俗民情等，寫成《輟耕錄》，集歷代金石碑刻、書法理論成《書史會要》，輯漢魏至宋元諸名家之作成《說郛》，又集所作詩成《南邨詩集》。他與王蒙感情極好，按歷代著錄資料，王蒙曾以南邨草堂為題材，為陶九成寫過三幅畫，即《南邨真逸圖》卷，《南邨草堂圖》軸，及此《南邨草堂圖》卷。前兩圖現已不存，僅見於著錄，其中《南邨草堂圖》軸有文嘉臨本，20世紀80年代曾在紐約佳士得拍賣。畫史所載王蒙以南邨草堂為題材的三幅作品中，現只剩下這卷《南邨草堂圖》傳世。

元　王蒙　南邨草堂圖（題跋之一）

《南邨草堂圖》畫幅高27厘米，長88.5厘米，紙本設色。起首處鈐「王蒙之印」，圖末楷書署款「黃鶴山中人王蒙寫」。陶九成在洪武癸醜年（1373年）歸隱南邨，王蒙則在1385年死於獄，故《南邨草堂圖》卷的創作年份，應在1373至1385年之間，為王蒙晚年的作品。畫幅以遠山近渚開卷，水平如鏡，水畔有小小茅亭，木拱橋通往竹籬茅舍。紅衣小童在清掃庭中的落葉，一頭白鶴俯啄於旁，鶴頂上以快筆綴出一小點極亮麗的嬌紅色。另一丫角小童正捧著茶盤走出內庭，堂上悠然而坐的應是南邨先生，他半倚著大紅色的幾案，發在角巾下隨意飄落，眉目須鬢黑漆烏亮。全圖以細筆為主，寫茅檐竹籬，精細遒勁如書小篆，寫樹木、峰巒和渚邊的蘆葦，則篆書草意並用，遠山近石的皴法以解索、牛毛、披麻交替而成，隨意所之，不拘一格，卻又筆筆飽滿，神采奕然。墨法和設色都經過多重敷染，所以墨色黝濃厚重，顏色在棕赭之間變化多端，遠山在夕陽下的棕紅尤其雅凈。這種多層次的敷染使樹木和山色融成一體，表現出大自然的渾厚滋潤，這是王蒙晚年的風格，與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太白山圖》卷的技法接近，只是《南邨草堂圖》卷筆下的草書意趣更多，也表現得更為隨意奔放。

畫卷後有元末明初人題跋十則，包括張樞、袁凱、王逢、林右等，他們都是當時的名士，又都是陶九成之摯友。元人書法運筆厚重，墨色端凝，更為此卷生色不少。畫上朱印累累，鈐項子京、項聖謨祖孫收藏印鑒共二十方。此圖先後著錄於《珊瑚網》、《清河書畫舫》及《式古堂書畫匯考》，無論在藝術成就或文物價值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

元　王蒙　南邨草堂圖（題跋之二）

元　王蒙　南邨草堂圖（題跋之三）

萱暉堂收藏的楊維翰《蘭花竹石三秀圖》亦是稀世之珍。楊維翰（1294～1351年）為楊維楨之兄，字子固，號方塘，暨陽人。他長於文史，議論高古，氣燄咄咄迫人，人皆以為可畏。他是著名的教育家，曾任慈溪教官、雙溪書院山長，又精於繪藝，尤以墨竹稱能，有「方塘竹」之譽。

但他傳世的畫作，除此軸外，暫無發現其他作品。此圖作於元統二年（1334年），楊維翰約四十歲。圖中寫一塊奇峭的古石，石後修竹一枝，石旁幽蘭盛開，竹葉和蘭花在風中飄轉，娟如處子，雅若高士，筆墨極為精美。寫竹石在草書中有篆意，蘭葉之用墨更深得墨分五彩之妙，款字亦沈厚高古。畫幅有張益（約1300～1368年）及滕用亨（1336～？年）兩跋。張益是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進士第一名，累官至國子監司業。滕用亨則是書法名家，博學多才，參與修撰《永樂大典》。詩塘上有文掞（1641～1701年）題詩，他是文徵明後裔，文柟之子，雅有家風，善書畫。此畫著錄於陸心源《穰梨館過眼續錄》卷三，畫幅上鈐有陸心源第三子陸樹聲鑒賞章，又劉恕收藏印多方。程先生對這件作品珍愛逾常，認為是收藏中的銘心絕品。

1982年，我開始在紐約佳士得拍賣行工作，那時佳士得還沒有書畫部，所有亞洲藝術品，中國的、日本的、韓國的，書畫家具瓷器雜項全混在一起拍賣，印製薄薄一本黑白圖錄，公司的名氣也不如對手蘇富比，我這開荒牛著實吃了不少苦頭。有一年，倫敦佳士得總公司轉來一批照片，詢求我的意見，赫然是趙孟頫的楷書《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我在古代著錄中知道這件名作，想不到原跡竟然出現，連忙打電話給倫敦總部，要他們盡快聯絡物主。不料回電卻說賣家居於巴黎，而紐約蘇富比書畫部的張洪剛好在歐洲，作品已被他拿去了，我為之悵悵不已。後來專程到蘇富比的辦公室去，請張洪拿出來看。卷子一打開，即令我為之屏息，宋箋烏絲闌格子，字大如錢，運筆爽朗遒勁，墨色晶然奪目。卷上鈐有「晉國奎章」、「晉府圖書之印」，那是明太祖第三子朱棡（？～1398年）的印章，又有程正揆、梁清標、安儀周的收藏印，乾隆八璽俱全，《石渠寶笈續編》著錄。我不禁贊嘆再三，更羨慕張洪的好運。但張洪卻告訴我，一位在美國某博物館工作的中國專家認為它是膺品，王己千先生看過後也不置可否，所以他不敢拿出來拍賣，我聽後不勝詫異。結果這件作品在蘇富比的倉庫中憩睡了一年多，後來物主聲言若再不上拍，就得給送回去。迫得緊了，在1985年終於拿出來拍賣，估價約三萬美元，我連忙通知程伯奮先生。想不到王己千先生原來亦大有興趣，結果兩人你來我往地競爭，最後由程先生以七萬美元落槌。王己千先生後來對我說：「君實呀，你不要把好東西介紹給人，我給你傭金好了。」我說，我沒拿別人的傭金，也不會拿你的傭金。其實我非常尊敬己千先生，事前也不知道他也想競投，而且他的興趣主要在繪畫，程先生的書法收藏卻很有系統，在個人感情上我就比較偏向程先生多一點。

除了《萱暉堂書畫錄》外，程先生晚年又印製了《宋元明清四朝翰墨》。早在20世紀60年代，我就結識了東京二玄社的總編輯西島慎一和他的助手高島義彥，其中高島義彥與我最為投契，每次到東京都要找他吃飯聊天。二玄社已替臺北故宮博物院印過不少書畫複製品，大受歡迎，其水準在當年可稱天下第一。高島想再印一些海外名跡，比較有新鮮感，我便向他介紹了堪薩斯納爾遜博物館的收藏，結果二玄社印制了許道寧的《漁父圖》和李成的《秋山蕭寺》。我又與程伯奮先生商量，請他把所藏的書法精品交由二玄社出版。程先生欣然同意，選出一批歷代書法，由北宋的蘇軾、米芾，到清末的伊秉綬、趙之謙，可謂包羅萬象，包括周邦彥、仇英等書劄的傳世孤本。程先生這批作品皆存於美國，二玄社特別組成一個由技術指導、燈光師和攝影師組成的五人團隊，由高島義彥領頭，扛著大批上佳的攝影器材，浩浩蕩蕩來到新澤西，在酒店里住了頗長一段日子，直至全部拍攝完畢，所有出版及前後期的制作費用都由二玄社支付。此書由我編輯，中日多名學者作釋文及校對，前後耗時近三年，共分八卷，附別卷一冊，線裝包盒，印制極為精美。可惜當時的彩色印刷費用高昂，所以並非全套彩印，算是美中不足。它在1990年出版，還未推出就幾乎全被定購一空。出版時程先生將滿八十歲，他一生的興趣與心血、鑒定的功力和魄力，都可見於書中，真是最好的生辰禮物。

程先生有幾個常用的齋號，別致而有寄意。「巨燕軒」取意於所藏的巨然和燕文貴山水巨作，「雙宋樓」是指所藏的宋版《前漢書》和《後漢書》。他另一個齋名「絳雪簃」也與這兩套宋版書有關，因兩書都曾為趙孟頫松雪齋所藏，又都是錢謙益絳雲樓的舊物，「絳雪簃」就是由絳雲樓和松雪齋兩個名字中擷取而來的，景中有色，音調清美。程先生豐富的學識和靈巧的心思，每每見於此等微細之處，而且他孜孜不倦，至晚年仍手不釋卷。但他自己不習繪事，亦少執筆作書法，這在書畫鑒定上不無遺憾。如果能把程伯奮與王己千兩位老先生的長處結合在一起，筆下典章故實洋洋灑灑，又能山川丘壑精熟運筆用墨的玄妙，以學識文才融入書畫技法之中，那應該就是董其昌、文徵明、張大千一般，成為書畫鑒定家中的頂尖人物吧。

晚年的伯奮先生移居三藩市，我途經美國西岸時會給他一個電話，遇上天氣和暖的日子，他也會約我到廣東茶樓吃飯飲茶，但拍賣或一般的藝術活動都不再參加。千禧年過後不久，我生了一場大病，意殊寂寥，很少再約昔日師友。到2002年，我病漸愈，程先生卻仙去了！修短隨化，原是生命的正常軌跡，但仍不免令人神傷。在日本的幾年，生計雖然艱苦，卻是青春美好的日子，而程先生則是這美麗記憶中重要的部分。他和程太太為我們初生的女兒送來小床，備齊所有嬰兒需用的衣物奶粉，生病時把她抱到程家，照顧得無微不至。在舉目無親的異鄉，這份關愛令人銘記於心。但我從程先生處的得益遠不止此，他做研究時的細心嚴謹直接影響了我，使我疏懶狂放的性格稍為收斂。而我們深厚的情誼，起源於古書畫，植根於古書畫，在古墨馥郁的天地中追尋著前人的蹤跡。每當我幸運地在小拍場撿拾到萱暉堂舊藏的精品，總覺得那是老先生在冥冥中的特意安排，把它們托付給我。歷史的長河偶然讓古人的心血落入我手中，我就成了它的保護神。我一冊一卷地展閱著它們，數百年前的書畫家彷彿都能與我對話，而程先生就坐在身旁，微笑著，從來沒有離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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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號 No.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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