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專欄｜黃君實回憶：史克門和顧洛阜

大都會榮譽董事顧洛阜 在1981年捐贈了200件中國書畫

圖為顧洛阜(左起)、王方宇、張大千、王季遷合影

顧洛阜和史克門之間的情誼，

並沒有因暮年的波折而淡去...

文  /  黃君實（龐志英整理）

宋 郭熙 《樹色平遠圖》35.5 x 103.2 cm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一、藝術史家史克門

納爾遜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位於堪薩斯城，是美國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館中所藏的東方藝術品，其量之多、質之精，可與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波士頓博物館、克里夫蘭博物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佛爾利亞博物館（Freer Gallery）相比美。中國藏品中有極高質量的青銅器、古玉、漆器和明代家具，佛像和墓雕尤其精美。書畫則以許道寧的《漁父圖》為第一，另有李成的《秋山蕭寺》、周昉《聽琴圖》卷、馬遠《春遊賦詩圖》、夏圭《山水四景》及喬仲常的白描《後赤壁賦》等，均為稀世之寶。能夠收集如此豐富精美的中國藝術品，應歸功於著名的東方藝術史家羅倫斯·史克門（Laurence Sickman，l906～1988年）。

史克門出生於美國的丹佛市，哈佛大學畢業，1930年取得哈佛燕京研究基金來到中國，逗留至1935年。當時納爾遜博物館東方部的主持人名叫Langdon Warner，他曾是史克門在哈佛修讀藝術史時的導師，對年輕有為的史克門一直都極為欣賞。1931年，史克門成為Langdon Warner的私人助理，在中國為納爾遜博物館搜集藝術品。當年的北京堪稱收藏家的樂園，大量出土文物和清宮舊藏充斥於琉璃廠及私人藏家手中，而全世界對中國藝術品虎視眈眈的商人、收藏家和藝術史家，亦多雲集於此，包括後來寫成《中國繪畫》一書的Osvald Sirén。史克門的母親也來到了北京，在一所教會學校教授英文，著名的收藏家王世襄少年時就曾是她的學生。聰穎的史克門很快學會中文，並師從溥儒習畫，他曾給我看過兩幅當年所作的山水小品，疏淡自然，筆下無塵俗氣，頗為難得。他對中國藝術的認識相當全面，於明清家具、古建築和佛教雕塑方面用力尤深，一生著作甚多，資料豐富，文辭優美，是美國藝術史系學生的必選讀物。

史克門在中國有不少奇遇，他最引以為傲的是購得許道寧《漁父圖》的經過：當時他居於北平，某個深夜，小院子外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門外站的是個扈從打扮的瘦子，懷中揣著一個長圓包卷兒，說有某貴人急需五百美元，要即時套現。20世紀30年代，五百美元可是令人咋舌的天價。史克門把布包打開，卻是一幅山水卷，構圖之奇、運筆用墨之妙，直如寶玉明珠，令人目眩神駭。他立刻決定無論如何不可錯過，乃盡傾家中所有，又連夜奔走，向幾家朋友湊足整數，在迷濛的晨曦中把畫卷寶貝般的捧回家。這畫卷便是許道寧的《漁父圖》，1933年入庋納爾遜博物館，成為鎮館之寶。

（往右滑動，可看全圖）

宋  許道寧  漁父圖   48.9x209.6cm   絹本設色 

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

《漁父圖》為絹本手卷，水墨淺設色，高48.9厘米，長209.6厘米，無款識題跋，傳為許道寧所作。許道寧是北宋時期的山水畫家，長安人。畫史上有關他的記載頗為簡略，夏文彥在《圖繪寶鑒》中說他「初賣藥都門，畫山水以聚觀者，故早年所畫俗惡」，米芾的《畫史》更把當時傳是李成的人物畫中所有「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全都算是許道寧仿李成之作，又說「許道寧畫不可用，模人畫太俗也」，指的大約都是他早年的作品。他的畫風在中年時有極大的改變，《圖繪寶鑒》稱讚他「中年脫去舊學，稍自檢束，行筆簡易，風度益著。峰頭直皴而下，林木勁硬，自成一家體，至細微處，始入妙理」。他的畫名漸著，遂遊於公卿之門，為相國張文懿作居壁及屏風，張文懿深加愛賞，作歌贈之曰：「李成謝世范寬死，唯有長安許道寧。」《聖朝名畫錄》亦把他列入妙品，說他所繪的林木、平原和野水，「皆造其妙而又命意狂逸，自成一家，頗有氣焰。」《宣和畫譜》記載當時御府所藏許道寧的畫作達138幅之多，由畫題所見，內容大都是遠山江渚，雜以漁樵行旅，是北宋繪畫的熱門題材。可惜這一百多張作品，至今只餘下二三件，這幅《漁父圖》在納爾遜博物館，《秋山蕭寺圖》在日本有鄰館，兩卷的風格相近，都被公認為許道寧的傳世真跡。臺北故宮則藏有《關山密雪圖》軸，水準卻比不上這兩個手卷。

許道寧賦性狂逸而好飲，醉後揮毫，筆墨淋浪。黃庭堅的父親黃庶與之相交，說他「以水墨名於時」，黃庭堅亦在《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一詩中，把他作畫時的癲狂癡態描寫得活靈活現：

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磨松煙。忽呼絹素翻硯水，久不下筆或經年。異時踏門闖白首，巾冠欹斜更索酒。舉杯意氣欲翻盆，倒臥虛樽將八九。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數尺江山萬里遙，滿堂風物泠蕭蕭。山僧歸寺童子後，漁伯欲渡行人招。……

自1975至1980年初，我受聘為納爾遜博物館的研究員，常有機會把此圖拿出來欣賞把玩。它的絹質潔密而晶潤，墨色燦然，而構圖之奇、筆法之妙，尤令人嘆為觀止。一個接一個的山峰連綿不斷，自高處悠然斜落，滑成美麗的弧度向坡下匯集，溪流輕淺，漫入平川。圖中央用飽含水分的大筆掃出兩個削立的山峰，那是太華山陡削的雄姿，從江面上嵬然升起，像振翅的大雕正欲破空飛去。山石的皴法以簡潔的拖染為主，柔美溫潤，似是微風中滑落的絲緞，這獨特的筆法應是郭熙《早春圖》等作品的前驅。人物樹木則以粗筆為之，筆鋒出力，意氣連貫，與李成的寫法最為接近。全圖結構嚴謹，剛柔並濟，許道寧即使只剩下這一件作品傳世，已是孤篇橫絕，足以在畫史上垂名不朽。

1980年，納爾遜博物館和克里夫蘭博物館聯合舉辦了一個名為「八代遺珍」（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s）的繪畫展，在展前的兩年多就開始籌備撰寫圖錄。我適逢其會，參與展品的研究及資料搜集。在清代吳升《大觀錄》卷十二，有關於許道寧《雪溪漁父圖》軸的記載，順帶提到了這個《漁父圖》卷：

又高頭《漁父》卷，淡黃絹本，質硬色佳，高一尺四寸，長七尺。遠山筆勢蒼茫，近山皴烘秀潤，樹高五寸許，極寒林颯爽之致，漁舟人物，水墨點染俱古雅。惜無款印，亦無前人題識。後得耿都尉收藏，始緋印奕奕。

吳升說卷中收藏印以耿信公（1640～1686年）為最早，但我在圖的左下角發現了宋高宗《紹興》印的半方殘印，這令史克門及當時任職東方部主管的武麗生（Marc Wilson）大為興奮。卷上另有耿昭忠、耿嘉祚、安岐、安元忠及怡親王的藏印。我又在《湖社月刊》第52期查到這卷《漁父圖》的影印出版。《湖社月刊》由北平名畫家金北樓在民國十五年（1926年）主持創刊，以影印公私收藏的名跡為主，也有簡短的藝文評述。第52期應是創刊之後四年多，約為1930年中至1931年底。《漁父圖》影印本旁有文字註明「周大文藏」。

這位周大文是個傳奇人物，出生於1893年（一說為1896年），1971年卒，號華章，祖籍江蘇。他與張學良是兒時玩伴，後來出任張作霖大帥府的密電處長，也做過電報局長、東北三省的電政總監督，1931至1932年任北平市長。他在市長任期派扈從夜半叩門把《漁父圖》急售給史克門，有傳是因豪賭所累。周大文喜京戲，尤擅烹調，「七七」事變後經營西菜館「新月食堂」，張大千、張學銘、荀慧生等都是座上常客。一位京城父母官竟下海成為名廚，其原因及過程皆耐人尋味。解放後他仍經營飯館，在1958年以周華章署名出版過一本《烹調與健康》，在北京飲食界頗有聲譽。

《漁父圖》後來由日本二玄社重新拍照，按原大印刷出版，效果良好。我也買了一卷，並以草書抄錄了黃庭堅的《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全詩，附以跋文，合裱於畫卷之後，作為我摩挲《漁父圖》長達五年的紀念。

對史克門而言，《漁父圖》更是他生命中的虹彩。

宋 馬遠《春遊賦詩圖》 

29.5x302.3    絹本設色

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藏

他由中國返美後，1945年成為納爾遜博物館的副館長，1953年升任館長，1977年退休。在他長逾三十年的工作中，不斷為博物館增添收藏，其中有不少他津津樂道的舊事，例如以極低的價錢為納爾遜博物館購入宋代馬遠的《春遊賦詩圖》卷。當他還旅居北京之時，曾受一位美國藏家之托搜求中國古畫，史克門替他買入一個畫卷，絹本著色，外簽題為「馬遠春遊賦詩圖」，描寫貴族及文人在湖畔園林中宴聚的情景，或據案而書，或林間閑步。畫上無作者款印，但筆墨高古厚潤，純屬宋人韻味，樹石人物與馬遠的風格尤其一致，歷經梁清標、安岐、怡親王等遞藏，鈐印都很好。畫卷帶回美國後，藝術史家們卻都認為只是明人無款之作，以高價購入是吃虧了。這當然令買家對史克門非常不滿，大大傷害了兩人的交情。1968年，史克門到紐約出差，赫然看到這畫卷被丟在蘇富比的小拍裡，簽條上「馬遠」兩字已被圈塗，估價只幾百美元。他立即改變行程，留在紐約親自參與拍賣，結果僅以約1500美元把畫卷捧回博物館。在這方面我真佩服史克門，他對書畫鑒定其實所懂不多，但藝術的敏感度遠超常人，能夠如此大膽地購入《漁父圖》和《春遊賦詩圖》，可見他真能呼吸到古畫的氣息，而且充滿自信和魄力。

《春遊賦詩圖》現已被承認為馬遠的真跡，謝稚柳先生編輯《唐五代宋元名跡》一書，把它定名為馬遠《西園雅集圖》。

我完全同意它是馬遠的作品，但題為「西園雅集」卻並不貼切，圖中人物與米芾《西園雅集圖記》不能配對，而且姬人童僕之外還有稚齡兒童，也不純是文人雅集。我翻查宋人詩文集，在張鎡的《南湖集》中找到他曾有詩贈馬遠，詩前附一小序，稱讚馬遠所繪「人物山水，皆極其能，余嘗令圖寫林下景」。張鎡（1153～1211年）為循王張俊的曾孫，歷任大理司直、婺州通判，遷司農寺丞。他能詩擅詞，又能繪竹石古木，家住西湖邊，南宋周密在著作中多次記載他風雅的園林生活，《齊東野語》謂「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武林舊事》更說他一年十二個月都要巧立名目，或賞花、或試茶，常設家宴，每月在園中有大小宴聚十餘次，「引客攜觴，嘯歌往來」，「一旦相逢，不為生客」。而楊萬里、樓鑰、姜白石等皆與之遊，南湖宴聚在當時的杭州，是遠近知名的盛事。這幅畫卷起首處一段長堤，半彎清水，正是西湖最明顯的特徵，園中小橋淺溪，楊柳依依配以古梅修木，也是江南景色。張鎡既然明確地指出馬遠曾為他繪「林下景」，則畫中所記，恐怕不是王詵的西園，而是張家在西湖邊的園池。何況畫卷的原簽是《春遊賦詩圖》，在納爾遜博物館的收藏清單中，此畫名為Composing Poetry on a Spring Outing，亦正是《春遊賦詩圖》之意，這是博物館所用的正式畫題，不能與《西園雅集圖》混亂。

納爾遜博物館藏品中的另一件名跡，署款為「太古遺民」的《江山行旅圖》，其購藏的經過也頗值—記。

它原是陳仁濤的舊藏，陳氏在解放前是上海永興地產公司的老板，經營房地產及銀樓等生意，家財鉅富。他收藏古物極多，以古錢幣最為著名，也收藏唐宋名畫。解放前夕，陳仁濤攜大部分藏品南遷香港，所藏的古錢幣後來由鄭振鐸主持購回國內，書畫則由香港運往美國。但當時美國海關的法例，嚴禁新中國的物品赴美，包括由香港運入的物品，都必須證明是1949年前已運到中國境外。陳仁濤這批書畫就被美國海關扣留了，幾經波折，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發還，當時陳仁濤已經去世，由他居於倫敦的女兒接收，才公開尋找買家。結果旅居日本的萱暉堂主人程伯奮先生購得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圖》和董源的《溪山雪霽圖》，後來伯奮先生為這兩件名跡撰寫的題跋，都是由我抄錄在畫卷上的。納爾遜博物館則找到熱心支持藝術活動的史賓沙夫婦捐贈了二十多萬美元，在1974年買入《江山行旅圖》。

當時我在堪薩斯大學預備博士論文，經常耗在博物館里，所以未正式購買時就已經看過了。因為畫上有「太古遺民」的署款，吳寬在卷末的題跋就把它的作者定為孫之微，《式古堂書畫匯考》及《石渠寶笈初編》皆沿用此說。孫之微是五代宋初的畫家，字太古，四川人。但此圖的風格絕不到五代，納爾遜博物館決定買下時，也根本沒把它看成五代或宋初的作品。我當時對史克門及武麗生指出，此畫以硬筆短皴寫北方雄峻的山水，源出荊浩、關仝，卻又不似他們的蒼厚高古，它亦不是南宋的風格，更不會晚至元初，它的畫風與金朝其他畫家傳世的作品非常接近，如李山的《風雪杉松圖》（佛利爾美術館藏）及臺北故宮藏武元直的《赤壁圖》，所以我把它的時代定於統治了中國北方領土的金朝。武麗生在1980年的英文原版《八代遺珍》展覽圖錄中就採用了這些意見，作了一篇長文，分析頗為詳細。

楊仁愷先生是遲至1985年到美國訪問時才看到這個畫卷的，國內學者周積寅先生介紹這卷《江山行旅圖》時，說是楊先生把它定為金朝畫作，這是不熟識外國資料所引致的舛誤。我亦認為「太古遺民」與「字太古」根本是兩回事，而且署款上鈐有「東臯」一印，「東臯」二字在中國文學中一直都別具深意，阮籍的《辭蔣太尉辟命奏記》就說：「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陶淵明《歸去來辭》有「登東臯以嘯舒」，詩人王績自隋入唐，後棄官還鄉，自號東臯子，著《東臯子集》，所作《野望》一詩起句即雲「東臯薄暮望，徙倚欲何依」，結句更說「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他們都是在政治動蕩或朝代更替的環境下，無奈地選擇了退隱歸耕。這個「太古遺民」經歷了靖康之恥，生活在被金朝統治下的中原，似乎連姓名都不願再提起了。

史克門為博物館購入的藏品並不僅限於東方藝術，在他的主持下，陸續買到莫奈的巨幅《荷花》，羅丹的雕塑《亞當》，還有大量當代藝術名家之作。在中國書畫藏品上，他把目標鎖定了顧洛阜（John M. Crawford，Jr.,1913～1988年）的收藏。史克門和顧洛阜均不婚不娶，在人生的選擇上非常接近，兩人深厚的情誼維繫了數十年，據說顧洛阜連遺囑都預備好了，身後會把藏品都贈送給納爾遜博物館，以彰顯史克門為博物館奉獻一生的功勞。但顧洛阜晚年遭遇突變，所藏書畫最終落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此一結果大約令史克門九泉含恨。

二、大收藏家顧洛阜

顧洛阜的家族早年由愛爾蘭移民美國，他的父親經營石油生意，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死後由顧洛阜承繼了大筆遺產。顧洛阜運用這筆巨款投資生利，也涉及文物收藏。他的收藏由英文善本書籍開始，也有中國的古玉器物，但最重要而且能令他在收藏界名垂千古的，則是他那超過二百件的中國書畫，其中大部分曾是張大千「大風堂」的珍品。

在20世紀50年代初，張大千經香港移居南美，最終選擇定居於巴西。他在1953年以一萬美元的低價，購下聖保羅郊外270畝田園，那是四面丘陵環抱中的一個小平原，滿滿種了幾千株柿子樹。段成式著《酉陽雜俎》謂柿有七德：長壽、多陰、無巢鳥、無蟲害、霜葉嫣紅可玩、果實可奉賓客、葉子肥大可以書寫。張大千又在醫書上得知柿葉煎水能治胃疾，合為八德，因名之為「八德園」。張大千心懷故國，又極注重生活享受，不惜花巨資大造中國式園林，單說由遠東運來的大批梅樹、古松及奇石已所費不菲，其後又不斷擴充修建，所耗驚人，只好把一批大風堂的舊藏書畫出售。當年日本對外匯管制極嚴，國內財閥即使能夠出價，款項也不易運往巴西，香港臺灣都沒有這樣大的買家。而戰後歐美兩地的收藏家，可以說還沒一個懂得中國書畫，願意花大價錢買一批陌生文物的藏家真正難尋。

在紐約開店的日裔古董商瀨尾梅雄（Joseph Umeo Seo,1911～1998年）與顧洛阜相識已久，便向他推介。顧洛阜於中文及中國書畫一竅不通，但他極為好學，對神秘的東方古文化非常傾慕，亦很信任瀨尾梅雄。顧洛阜後來在閑談中告訴我，一開始時張大千只賣給他幾件普通之作，他就對大千說：「張先生，你要我付大價錢，就得給我最好的作品。」張大千對收藏書畫自有一種瀟灑的風度，無論多麼難得的珍品，擁有過、欣賞過，值得學習的地方都已摸得通通透透，就可以南北東西永別離。約在1958年，他把收藏中的一批精品，包括宋徽宗的《竹禽圖》卷、郭熙《樹色平遠圖》卷、李結《西塞漁社圖》卷，另有趙孟頫、趙孟堅、倪瓚、沈周、唐寅等的書畫，以68萬美元即時兌現，讓給顧洛阜。瀨尾梅雄後來又再為顧洛阜買得米芾的《吳江舟中詩》、黃庭堅《廉頗藺相如合傳》、耶律楚材《送劉滿詩》等手卷，洋洋大觀。顧洛阜幸運地少走了許多歧路，迅速成為歐美最大的中國書畫私人藏家。

當時在美國的美術史教授大都為洋人，對中國文字所懂非常膚淺，文言更是他們的死穴，比如簡簡單單的一句「師許道寧」，他們可以譯成「許道寧之師」（the teacher of Hsu Tao-ning），所有由此引申的論點便全盤錯誤。評論中國畫，也只能在結構和造型上作分析，論的是構圖上的風格，看不懂畫家在筆墨中表現的獨特風神。但他們寫論文自有一套方法，條理清楚，邏輯性強，頗有威嚇作用。他們又認為張大千是造假巨手，凡是張大千收藏過的書畫都有疑問，對於高古的宋元畫更沒有信心。所以顧洛阜這批藏品，並非一開始就獲得學者們的承認。1962年，史克門要為顧洛阜籌備—個中國書畫珍藏展，請了Max Loehr、Richard Edwards、James Cahill（高居翰）等著名美術史家聯名撰寫展覽目錄。但在書畫鑒定上，往往是幾個諸葛亮，反合成一個四不像。這些專家們討論的結果令顧洛阜勃然大怒，要向瀨尾梅雄追回全部款項。經過史克門的大力周旋，展覽總算如期在紐約的Pierpont Morgan Library舉行，也印製了一本令顧洛阜滿意的圖錄。這段瓜葛在高居翰的著作中敘述頗詳。

我認識顧洛阜是在展覽會事件發生十年之後。1972年初，美國的李鑄晉教授給我一份獎學金，到堪薩斯大學修讀東方美術史的碩士課程，並作他的研究助手。李教授把我介紹給當時美國的中國書畫收藏家，觀賞或為他們整理藏品，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顧洛阜。三月中，學校放春假，我奔赴芝加哥看望闊別20年的父母，然後轉往紐約，單人匹馬拜訪顧洛阜。

（往右滑動，可看全圖）

黃庭堅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顧洛阜的家是一幢三層高的老式房子，在紐約城東第82街近第五大道處，離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只一街之遙。房子的木樓梯已非常古舊，我踏著吱咯吱咯的樓板上到二樓，顧洛阜帶著親切的笑容接待我。他當時年近六十，身型圓胖、精神奕奕。樓層內有一個會客室和小飯廳，會客室墻邊都擺滿櫃子，我後來知道他的藏品就隨隨便便放在櫃子裡，從不上鎖，三樓則是他的臥房。他把我帶到三樓去，靠壁也是一排長櫃，他拉開其中一個抽屜讓我隨便挑看。我略瞄一下包首的簽條，立刻抽出了米芾的《吳江舟中詩》卷。

我在學習書法的過程中，於虞世南及米芾兩家用功最多。所有米芾作品的拓本和影印本我都熟記於胸，亦曾在展覽會中看過日本東京博物館所藏的《虹縣詩》卷、《行書三帖》及大阪市立美術館藏《草書四帖》等原跡，更曾多次摩挲過程伯奮先生收藏的《臘白帖》。但這一切美好的經驗，仍使我在展開《吳江舟中詩》時禁止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氣，水墨揮灑之美，藝術家感情的噴發，如此扣人心弦!我這如癡如醉的神情一定感動了顧洛阜，他津津有味地聽我講解卷中的詩意、用筆和印章，近一小時而不疲。然後又看了黃山谷的草書《廉頗藺相如合傳》、耶律楚材的《送劉滿詩》卷，都是了不得的精品。後來我們從書法談到繪畫，顧洛阜拿出一個山水卷來，說張大千定之郭熙，但有些西方美術史家認為它的風格近唐棣，是元人作品，他想聽聽我的意見。

（往右滑動，可看全圖）

那是《樹色平遠圖》，絹本水墨畫卷，約100厘米長，35厘米高。卷起首部分煙雲疏淡，遠山淺渚都以淡墨輕抹而成，山頭樹木亦以同樣柔美的墨色點染，只有近岸的樹石用墨較濃，增強了遠近的距離感。前面空濛的河水上盪著兩葉小舟，舟人停了漁槳，正悠閑地隔船對答。遠處又有兩個行人牽著驢子，緩緩爬上山坡。這山坡連接著左右兩邊的構圖，把前段的迷濛幽淡引導至後半的濃郁明快，畫家轉用較深的墨色皴染，溫潤清新，樹木枝椏的用筆清晰而有力。全圖都明顯地呈現出郭熙的畫風，樹木、人物、水墨皴染都與《早春圖》同出一手。在圖正中的上方，「乾隆御覽之寶」印的旁邊，鈐有「宣和中秘」長形印，那是宋徽宗的藏印，與故宮所藏易元吉《猴貓圖》上所鈐相同，可證曾是宋徽宗的內府藏物。畫上雖無作者款印，但卷後的元人題跋，包括馮子振、趙孟頫、顏克煥都一致認定是郭熙所作，宋元相距不遠，而這幾位又都是鑒賞名家，今人若無足夠資料，不宜過分狂妄推翻前人所論。

我把這些意見向顧洛阜詳細解釋，令他喜不自勝。而這幅《樹色平遠圖》，現在已被承認為郭熙真跡，2006年還被臺北故宮借去，與《早春圖》一起在《北宋書畫特展》中展出。在我與顧洛阜相交的年月中，我替他澄清了好幾件重要的藏品，其中一幅倪瓚的《江渚楓林圖》，也曾被西方美術史專家批評為後世仿作，他們當時只承認《容膝齋圖》是倪雲林傳世的唯一真跡。《江渚楓林圖》作於癸卯年（1363年），倪雲林62歲，雖不及他最晚年時的蒼冷，但其疏逸朗雋之氣卻是一貫特色，書法也極精美。上款「勝伯」名虞堪，字克用，又字勝伯，是虞集的後人，洪武年間為雲南府學教授，他是倪雲林、鄧文原、陳基的好友。畫上項子京、高士奇、孫承澤等的藏印都真，把它說成膺品並沒有足夠的論據。這些美術史家後來看的東西逐漸多了，也開始承認《容膝齋圖》之外還有其他倪雲林的真跡，《江渚楓林圖》也終於被定為倪雲林的作品。

我與顧洛阜相處愉快，他對我完全信任，我可以在他的小樓中隨意翻閱藏品，他極喜歡聽我講述歷代書畫家及收藏家的生平故實。1977年，我在納爾遜博物館的一個美術廳舉辦書畫個展，顧洛阜特別從紐約飛到堪薩斯城來捧場，買了我一張草書大字《圓通》。1981年，我為他寫成名為《顧洛阜藏宋元書法名跡》的圖錄，並由當時在堪薩斯大學的日本美術史教授史提芬（Stephen Addiss）協助修改英文。次年，這批藏品先後在紐約的中華文化協會（China Institute）和堪薩斯的史賓莎博物館（Spencer Museum）展出，《顧洛阜藏宋元書法名跡》就是當時的展覽目錄。這本書印證了我與顧洛阜忘年相交的歲月，也促成了我和史提芬以後合作撰寫另一本著作《黃檗文化》。

一輩子生活無憂的顧洛阜，晚年在經濟上卻遭到沉重的打擊，詳細的情形外人不可得知，傳聞中都說他受騙，損失慘重，急需資金填補。他曾希望史克門能找到贊助人，出資購買他的部分藏品，解決燃眉之急後，將來仍會把餘下的書畫按原計劃捐贈給納爾遜博物館。但因所涉款項過於龐大，史克門多方努力後仍然無功。而這時候，年富才多的方聞領導著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藝術顧問團，正為博物館搜求重要的中國藝術品。早期的大都會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的收藏遠不及波士頓博物館、佛爾利亞博物館或納爾遜博物館。1971年，身為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及考古學系主任的方聞，開始兼任大都會博物館的顧問，兩年後即取得由前任美國財政部長狄龍所設立的藝術基金（Dillion Fund），購入王己千收藏的25件宋元繪畫，包括李唐的《晉文公復國圖》、米友仁《雲山圖》、錢選《觀鵝圖》等。此後數年又獲得唐氏Oscar Tang的大筆捐助，多次向王己千買入其他藏品。方聞自幼被視為神童，他與夫人皆出身名門，又都風度高雅，無論學養、家世及儀容，都可以融入西方最頂尖的上流社會。當時顧洛阜急需用錢，方聞則長於籌錢，時間地點人物配合得天衣無縫。大都會博物館遂以高價購入顧洛阜的兩件藏品，而顧洛阜則答應在若干年後，以半賣半贈送的方式把書畫交給大都會。宋徽宗《竹禽圖》就是第一次交易的作品之一。

宋 趙佶  竹禽圖  33.8x55.5cm  絹本設色

款識：天下一人　鈐印：御書（朱）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竹禽圖》寬不及46厘米，高只有28厘米，絹本設色，有宋徽宗「天下一人」款書，鈐「御書」印及「宣和」半印。畫上兩竿翠竹自石壁間斜斜伸出，竹枝上各站著一頭毛色清艷的彩鳥，一鳥向上凝望，一鳥側身回顧，神情柔美溫馨，鳥眼用黑漆圓點，微凸於絹素之上。南宋鄧椿的《畫繼》說宋徽宗繪畫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正與此圖吻合。卷後有趙孟頫、宋犖、項元汴等題跋，畫上也都鈐有他們的鑒藏印，又有明太祖第三子朱棡（1358～1398年）的「晉府書畫之印」及「晉府圖書」二印。張大千早年在日本購入此圖時花了七千美元，再以約一萬二千美元賣給了顧洛阜。這次大都會博物館付出的價錢也許破天荒，但其實可以說是向顧洛阜預購整批書畫的訂金。

日漸衰老的顧洛阜，後來與我談起這件事時，也只是隱約其詞，我亦不願介入別人的私隱，但他說，決定把書畫送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其實也經過深思熟慮。紐約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是文化、藝術和時尚的領航地，吸引的人流絕非地處偏僻的納爾遜博物館可比，藏品也可以給更多人去欣賞。而且他的居所與大都會博物館只有一街之隔，當他老了，寂寞了，可以慢慢踱過對街，探訪他一生的心血所聚。他說這些話時，雙目迷茫地望著窗外，那邊微露著博物館宏偉建築的一尖小角，在冬日的夕陽下，反照著一抹幽幽寒光。

但顧洛阜並沒有忘記他的老朋友，他讓史克門在納爾遜博物館能力可及的範圍內，先選購一件藏品。史克門選擇了喬仲常的白描《後赤壁圖》卷，這是喬仲常作品的存世孤本，曾入清內府珍藏，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畫卷上鈐有宋徽宗寵臣梁思成（?～1126年）的藏印，又有梁清標（1620～1691年）的收藏印章。喬仲常是李公麟的外甥，繪畫風格亦深受他的影響。全圖以連貫敘事的方式，把蘇軾的《後赤壁賦》一段段鋪陳出來，用筆朗逸，線條流暢而有力，是宋代山水與人物畫結合的精品。顧洛阜又在藏畫中選出仇英的《滄浪漁笛圖》掛軸，用敬贈史克門的名義送給納爾遜博物館，以彰顯史克門為博物館的辛勞，也為兩人的交情留一個紀念。《滄浪漁笛圖》是張大千心愛之物，他先後臨摹過幾次，其中一幅曾出現在香港蘇富比的拍賣場。但仇英雅麗，大千穠艷，用筆設色都有很大的分別。

1985年，大都會博物館終於接收了顧洛阜所藏的書畫，並特別舉辦了一個名為【文字與影像】（Words and Images）的展覽向顧洛阜致意。但體力已衰的顧洛阜有點意興闌珊，心底深處，也許只剩下繁華落盡的寂寞。此後他幾乎不願在公眾場合出現，我偶而和他通個電話，也感受到他的疲累，那是一種深沉的無力感。我和史克門也沒有聯繫，只知他退休後孑然一身，把所有個人收藏都捐給了納爾遜博物館。我間或會想起他們，想起因這一批中國書畫而相連在一起的許多人，無論多麼富貴輝煌，竟不及一紙作品可以流傳久遠。我亦寧願相信顧洛阜和史克門之間的情誼，並沒有因暮年的波折而淡去，因為上天甚至安排他們結伴向人間告別：兩人均歿於1988年。

 更多內容請見《CANS藝術新聞》

2017年4月號 No.231

長按二維碼關注更多藝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