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美国之前，在清华大学教授我自然语言处理课程的黄昌宁教授讲过，美国人之间搞学术合作比国内容易得多。我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很快就体会到这一点，并且了解了其中的原因。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个导师是布莱尔教授，他是一位非常友善的人，也让我感受到“nice”这个词的意味，这恐怕是他后来能够在大公司里做到很高职位的原因。
我在布莱尔的指导下做研究时，有一个和我在同一间办公室的师兄约翰，他也是布莱尔的学生。当然，我们俩研究的方向并不相同。约翰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人，我们经常讨论问题。后来布莱尔指导我们每个人写了一篇论文，都被EMNLP(自然语言处理前沿技术研讨会）录用发表了。布莱尔对约翰说：“Jun和你有很多有益的讨论，你不仅需要在鸣谢中写明这一点，而且要在引用文献中加入‘persona l talk with Jun Wu’（和吴军的私下讨论）这一项。”
引用文献标注的通常都是发表了的文章或者是研究报告（比如，我引用了约翰之前的研究报告），私下里的讨论虽然可能对研究有帮助，但通常不会加在引用文献里。我在和约翰讨论问题时，并没指望他一定要感谢我，何况约翰经常帮助我修改论文中的文字错误。
布莱尔要求约翰这么做，倒不是因为他对学生很好，而是他觉得分享利益是我们将来作为职业人士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因此刻意让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这件事之后，我写论文时极为注意鸣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无独有偶，布莱尔离开学校之后，贾里尼克教授做了一段时间我的论文导师，也讲过两条类似的原则。
第一，如果同事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我们的论文，我们一定要在作者中加入他的名字。
第二，如果我们和同事在吃饭或开会时谈论过论文里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在论文中对同事表示感谢。
我之前读贾里尼克在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时发表的很多论文，一直奇怪论文的作者人数为什么那么多，听了他的这两条原则，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世界上很多专业组织，比如学术界的、艺术界的和法律界的，都是利益共同体，都很讲究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而且有自己的规矩，大家都要遵守。
我到谷歌后，一直坚持每次申请专利都尽可能把合作者的名字加进去。虽然这会让我少得几百美元的奖金，但是对同事和下属的晋升帮助很大。类似地，每次上线产品发布内部新闻时，我会尽可能地把帮忙者都作为参与者向公司公布。我离开谷歌一年后，过去的一些同事告诉我，他们非常感谢我对很多同事的提携，每次有了功劳都分给他们一份。这其实不是我天生的做事方法，而是我受教育后养成的习惯。
相比之下，很多国内同事在这些方面很不注意。在谷歌，有些时候国内的员工发布了新产品，会忘记提及山景城（谷歌总部所在地 ） 同事的贡献，对此我常常会不留情面地指出来。
为什么我坚持每个人都要分享利益，感激他人的贡献呢？因为一个大型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我们经常感叹，为什么中国人在硅谷晋升得没有印度人快，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小原因是，部分中国人在分享利益这件事上做得不好，不注重相互提携。
中国古代留下的很多文献都记载了共享成果的道理，《史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问从项羽阵营投降过来的陈平：“我和项王有何区别？”陈平答道：“项王宽和，您粗野傲慢。刘邦又问：“那你为何弃项王而投奔我呢？”陈平说：“项王对于有功之人舍不得封赏，而大王您不吝恩赐。”
这个故事说明，再好的人，如果舍不得分享利益，周围的人最终也会离他而去。
利益要分享，但是决策自己做就好了，很多时候未必需要民主集中，征求所有人的意见。这也是我在美国体会到的组织管理的一个特点。
很多人讲起美国，首先想到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凡事都民主，大家都参与决策，因此效率特别低。其实，民主只是对美国的各级公权力而言，对私营企业或独立机构来说，从来就不曾民主过，因此很多美国公司的管理效率并不低。
在美国的大公司里，权力是下放的，并非部门一把手决策所有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它有一点点民主的味道。但是，一旦权力下放到某个人手里，通常这个人就可以自行决定很多事情，并不需要所有人同意、认可。
在美国的公司里，决策过程常常是这样的：具体负责人会先征求上下左右一些人（并非所有人 ） 的意见，拿出一个方案，大家讨论一下，主要看看有没有遗漏，有没有质疑的声音。如果有遗漏，就把遗漏补上；如果有质疑，就评估一下质疑是否有道理。补上遗漏之后，通常就不需要再讨论了，负责人自己就把这件事情决定了。否则讨论来讨论去，总会有人不满意，永远没有穷尽。在做决策这件事上，美国人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总结：值得思考的与他人分享原则，这样才能更多地结交朋友，你的认知和视野才能不断扩展，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好。
摘自吴军所著的【格局】部分内容
编辑：李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