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 拍賣｜香港蘇富比【霍剛和他的米蘭】專場100%成交／霍剛口述歷史節錄版 兩岸率先獨家披露

 霍剛： 

1949年局勢越來越不好，我拜別了祖父與母親，隨著遺族學校的300位同學從廣州黃埔上船，『金剛輪』於8月2日抵達台灣基隆。隨著我們也從基隆上火車到台北，從火車站出來，我們整好隊伍，就這樣走路行經延平南北路，到了位於台北橋旁的大橋國民學校我們就在這裡待了三個月。我記得，當時遺族學校的校務主任兼代理校長是黎離塵，他帶我們同學自南京經廣州來到了台灣。

1950年，也就是初中畢業。那個時候，蔣宋美齡很明白跟我們這些學生說，因為時局真的不好，遺族學校也無力再幫我們升學，但能提供四項選擇給我們；鳳山的軍事學校、屏東的農校、台南工專、台北師範學校，也就是當軍人、農人、學工或當老師。最後，我自己是選擇了台北師範學校。那個時候台北師範學校，也是當年有設藝術科的學校。但在進師範學校之前，則是寄讀在師大附中高中部。這段期間我也認識了從上海美專來到師大附中教書的李文漢先生，我對西洋藝術理論的接觸，就是在這個時間。後來，李文漢先生到了新竹，我則是進入台北師範學校。

認識李仲生，也是在進師範學校的那個時候。李仲生當時是任教於二女中。最早在還沒有經歐陽文苑介紹李仲生之前，我是從報紙上就對李仲生相當熟悉，主要是因為他經常會在報紙副刊發表一些關於藝術的文章。對我這種喜歡藝術的人而言，能夠接觸藝術方面的新知真的很有限。當時，有賣西洋藝術畫冊的書店寥寥可數，即便是有；也根本沒有錢可以買。從報紙的副刊上讀這些藝術方面的文章，則成為最經濟的管道。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會對李仲生的名字特別有印象。

1951年，我正式進入李仲生畫室，講得明白一點；不是跟著李仲生學畫，因為，李仲生從來不教學生畫畫。嚴格講，進入李仲生畫室是跟著他研習現代繪畫。

我記得，李仲生收每位學生是30元學費。可是，我還只是個窮學生，學校給的零用金格外有限，我能省吃儉用省下25塊錢，但還是缺5元，我想再東湊西找的還是能補上這5塊錢。

李仲生也曾經說，學生的經濟都不是很好，照理講；應該是免收學費的。但是，收學費，主要也是一種責任；一種我對學生的責任。這學費後來也還是有變化，原因出在後來吳昊、夏陽進入李仲生畫室，吳昊與夏陽跟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既是遺族也是軍人，更是沒有什麼多餘的錢，頂多也只能拿出20塊錢當學費。李仲生毫不以為忤。結果後來的學費，就從30調降為20塊，大家都是比照辦理。

我剛剛說的，跟李仲生不是學畫，李仲生也不是在教畫，這點真的很重要。我們那個時候都是到李仲生位於台北市安東街的畫室，每次以二個小時為基準，通常，我們都是在一樓畫自己的，李仲生則是在二樓閣樓上。他很少下來，真的。就是下來，站在我們後面看著，也不會說你這筆不對、那筆畫錯…等等。

他惜話如金。最頂多就是告訴你：線，不要那麼亂。光，要留意一下。他從來不會直接告訴你該如何畫，他總是提點你、點撥你，讓你去釋放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的想像，這無疑也是在注重每位學生自己的個性。我曾經問過李仲生，老師；你自己畫畫嗎？李仲生是這樣回答的：『畫畫，不需要打鑼。』

我在李仲生畫室那段期間，確實學會了放開自己想像，不是去因為你跟著某位老師，就得去學這位老師的風格。這點，即便是到現在，我都受用無窮。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蕭勤、李元佳、陳道明，我們四個人是上二、四、六的課。歐陽文苑、吳昊、金芳、夏陽；則是上一、三、五的課，這都是在安東街上課。星期日，李仲生則是帶著我們去茶館或咖啡館上課，我們則都是輪流付錢。而這所謂的上課，就是聽李仲生談論一些繪畫上的問題，聽他說一些故事。我們也會問、老師也會耐心回答。這與傳統畫室的教學方式真不相同，它更像是一種思想的開通、想法的交流。

東方畫會發展的雛型，嚴格講；應該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由於，李仲生畫室所聚集的我們這群人，大家因為上課也就多了一層認識，很自然就會想到是否有可能有個地方能聚會、畫畫…。而校長答應讓我使用的美術教室，也允許我能自己全權來運用，於是，每個月第一個周日大家都聚集到景美國小的教室討論藝術、討論作品，這似乎也成為當時我們可望在藝術表現上有更具體的發揮。

可是，當時的省展、台陽展、青雲畫展都是比較走保守型，我們這樣的藝術表現真的很難被接受、也難進入。唯一可以進去的是1956年全國書畫展，有一個西畫部競賽環節，我、陳道明、吳昊、歐陽文苑的油畫都有入選，當時教育部還曾經買過我們3件作品送給泰國政府作為泰國立憲紀念禮物。

或許就因為當時的藝術風氣還是比較保守，我們也很希望能有個比較現代的畫會出現。同樣也是1956年，我、歐陽文苑、蕭勤、吳昊、李元佳、夏陽、陳道明、蕭明賢；八個人合組『東方畫會』現代繪畫團體，也被聯合報的『玻璃墊上』的作家何凡戲稱之為『八大響馬』。『東方』這個名字，當時也是我提議的，經由大家一致通過。我們興沖沖跑去內政部備案登記，結果；才知道『畫會』已經有『中國美術協會』了，不可能再有同一類型的團體，所以我們想要舉辦展覽並不能以畫會的名義來推出，這也就是我們推出展覽時，名稱是『東方畫展』而非『東方畫會展』的原因」。

1957年，在台北市新生報新聞大樓舉行第一屆【東方畫展】，持續每年都有一次，我是一直參加到1965年。但是我們舉辦第一次東方畫展時，蕭勤並沒有參加，他是1956年因為考取西班牙留學已經出國了。蕭勤會去西班牙留學，主要是西班牙政府給了我們50名獎學金，讓高中畢業的學生可以到西班牙留學，當年中西文化經濟協會也在歷史博物館舉辦戈耶版畫展，這50名獎學金名額算是西國的投桃報李吧！蕭勤一開始邀我一起去報名。可是，光是報名就得先繳交6個月學費，還得再參加留學考試通過之後，才能出國。這6個月的預繳學會，算算是我當時3個月薪水，對我來講確實是很困難的。最後，我當然是沒去報名。

對我們這八人來說，吳昊、夏陽，也都來自南京，時代像篩子，篩得人只好離開自己的故鄉，幸運的是都在台灣認識了。後來，我們也有了不成文的習慣，只要是有人要出國，大家都沒錢；但卻都盡可能捐出自己一個月的薪水給對方，好讓對方能夠沒有起碼的生活顧慮。

早在『東方畫會』還沒成立之前，1952年，吳昊、歐陽文苑、夏陽已經進入龍江路的防空洞；把那個地方當作畫室。吳昊與夏陽，當時都在空總服務，吳昊負責管理防空洞。龍江路的這個防空洞，裡面約莫有40多坪，他們三個人把防空洞分成三等份，這裡，就成為三個人追求現代繪畫的溫床。我也曾經去過幾次。防空洞，在以前的年代，都是拿來做為避難、躲空襲、保命的暫時居所。換了個時間，同樣的空間，卻是藝術家拿來追求與實踐夢想的地方。仔細想想，還真令人唏噓無法同日而語。

我是在1984年再度與台灣藝術圈接上線，那一年，我參加了台北市立美術館的【海外名家作品展】。1985年，則是應當時李錫奇主持的環亞藝術中心邀請回來舉辦個展；這也是我在米蘭21年之後，第一次回到台灣舉行個展。那樣的心理還是有點不一樣。我當初離開台灣，其實並不抱持會再回來，我有一種『自我放逐、破釜成舟』的決絕心理。我總想，作為一位畫家，人生很短，一定要過有意義的人生。而當一個人能夠把人做好了，也一定能把事做好。而我畫畫，也沒有想過一定得要展覽。或許，這樣的心理，讓我對許多事情也看得比較開。

但也因為在環亞藝術中心的個展，我與台灣的關係似乎又再度拉近，90年代也比較頻繁與台灣的畫廊接觸、舉行展覽。我與誠品畫廊的合作，先是參加誠品畫廊一項名為1990年當代畫家素描展。

1994年，吳清友先生找我到誠品畫廊展覽，那個時候誠品畫廊的經理是何春寰，我與誠品畫廊的合約維持5年、舉辦過2次個展。1994年，有國美館（台灣美術館）的大型個展。

1997年帝門藝術中心【東方現代備忘錄－穿越彩色的防空洞】展覽，2006年受帝門藝術中心邀請入駐到北京798工作室；長達半年之久。在這段期間，我自然也把握了時間再回南京老家探訪家人。我跟采泥藝術中心的合作，則是2014年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從1964年到米蘭，再度回到台灣定居是2014年，也就是整整50年的時間，我都是在米蘭。為什麼會決定回到台灣？有很大關鍵原因自然是小萬（萬義曄）；我的太太。

我是在2009年到台北國際藝術村駐村，這當然也是我離開台灣那麼長時間之後，最密切再一次在台灣生活的開始。2012年認識小萬。我對婚姻一直採取一種很順其自然的態度，確實沒有特別強求過。我充分感受到小萬對我的關心，我們很自然就這麼相處下來，2014年；決定結婚。她也建議我，搬回到台灣。

2015年我回到米蘭處理房子，打算賣了房子。這個過程，還差點又受房仲的騙。所幸是義大利的律師朋友幫助，並沒有遭遇到損失，最後也順利把房子給賣了。50年，對於米蘭的所有也從此成為回憶的一部分。結了婚，對我的藝術有沒有什麼影響？應該是有的吧！我的心情變得好一點。2016年，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霍剛‧寂弦激韻】展，則是婚後的第一場大型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