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 展覽｜那一年轟動中國內地的大展 南京博物院【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

整個展廳更呈現龐萊臣收藏所重視的三個要點「極致、趣味、品質」：

藏之極：晉唐宋元畫作我統統都要

晉唐宋元是中國書畫藝術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這段時期的書畫作品留存至近現代，已如吉光片羽，然卻燦若星辰，所以一直被收藏家視若拱璧，成為他們朝思暮想的追逐對象。擁有這段時期的書畫作品也成為了收藏家身份、地位的象徵。毫無疑問，龐萊臣對此充滿熱情並抱有濃厚的興趣。

藏之趣：我只藏南宗文人畫

所謂「南宗文人畫」，具體表現載對於明中期「吳門四家」、以董其昌為代表的晚明文人畫家作品的作品。「南宗正脈」是龐萊臣「虛齋」藏畫的另一趣味傾向。她的收藏趣味傾向一方面展現出自己與傳統鑒藏家群體有著相同的賞鑒品味，另一方面更象徵這自己繼承了傳統「南宋」文人畫的精神氣質。

藏之品：非名家名作我不收

清代畫家作品大量留存於近現代，收藏相對於清以前的繪畫作品要容易的多。藏畫的數量固然重要，但質更需注意，所以，龐萊臣「虛齋」藏畫便將關注點放在了清代早、中期的名家名作之上，更加注重對於作品藝術價值的考量與探究，務求盡善盡美。

「藏之於私，歸之於公」是龐萊臣的收藏之道，若非有專業級的機構細心保管，怎有如今系統的、全面的展示機會，讓世人們近距離的欣賞到如此絕佳精品。透過此次大展，策展人希望更多的民眾與藏家能夠了解龐萊臣與見識其收藏，並向他學習真正的收藏之道。

自明中期以來，江南地區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書畫創作漸入高峰時期，民間藏書、藏畫亦名家輩出。龐元濟（1864—1949），字萊臣，號虛齋，生於浙江吳興南潯，早年喜字畫碑帖，並從事字畫買賣。30歲後與人合資在杭州、德清、上海等地開廠辦公司，並在南潯、蘇州、紹興等地開設了許多米行、醬園、酒坊、中藥店、當鋪、錢莊等商店企業，擁有大量田產和房產。龐萊臣直接或參與投資經營的範圍很廣，除了傳統的繅絲業、棉紡業、造紙業、典當業、金融業之外，還涉及當時的新興產業，如交通業、電力業、地產業、食品業等多種行業。他先後創辦了一大批現代企業，為江浙地區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譽為「浙江民族工業的開創者」，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上留下了足跡。在擁有財力的同時，他十分喜愛中國傳統文化，又精於鑒賞，收藏了歷代銅器、瓷器、書畫、玉器等許多文物。

清末至民國初年，在中國社會的劇烈動蕩變革中，當時中國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國家博物館」清宮收藏的歷代書畫珍玩，在隆隆的槍炮聲中紛紛散佚宮外，流向民間，其數量與質量都是空前絕後、無與倫比的。此時社會上充斥著各種身份的古董收藏者與古董掮客，不論東洋人還是西洋人，都覬覦著清宮舊藏之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紛紛擾擾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的幾十年間，戰火中的民國收藏風氣日盛，官僚、貴族、士紳、名流、軍閥、文士、商人等社會上的各色人等，均會或多或少接觸參與收藏，一大批本土收藏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造就了一批聲名卓著的鑒藏家。

以書畫鑒藏為例，就有龐萊臣、吳湖帆、狄葆賢、葉恭卓、徐悲鴻、劉海粟、張伯駒、張大千、錢鏡塘、王季遷、徐邦達、譚敬、張珩等人，他們均富有收藏、精於鑒賞，龐萊臣、吳湖帆、張伯駒、張大千、王季遷、張珩為其中翹楚。他們藏品豐富、品類精全、影響深遠，被後人譽為「20世紀書畫收藏六大家」。這些收藏家以地域來區分，大致上可歸納為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收藏家群體，以及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收藏家群體。

北京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與格局，其濃郁的文化與政治氛圍是他地無可比擬的。皇室貴族、遺老遺少、社會名流、達官顯貴、政府要員、畫家群體和傳統收藏家群體多聚居於此，眾多的古玩店鋪交易活動十分活躍，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收藏家群體聚集的「京派收藏家圈」。不同於北京，上海有著特殊的經濟地位，因為社會開放、經濟活躍、人文昌盛的大背景下而進入了發展興盛期；上海地區發達的金融業和繁榮的工商實業，則奠定藏家厚實的財力基礎。本地與外地遷徙來的畫家、鑒藏家、文物商人也為收藏提供了大量專業的儲備人才，從而奠定了以上海為中心的南方收藏圈的「海派藏家」，其人數之多、藏品之精、數量之大，如有黃賓虹、龐萊臣、吳湖帆、劉海粟、張大千、錢鏡塘、王季遷、徐邦達、張珩等人，幾乎有壓倒北京成為全國收藏中心的趨勢。

龐萊臣少年時就有購置古人書畫的經歷。成年後，家資豐饒的龐萊臣在進行實業投資的同時，書畫收藏也適時地拉開了序幕。「虛齋」是龐萊臣收藏書畫所在的齋名，主要分置在南潯、蘇州、上海三地居所。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十五歲的龐萊臣開始在南潯鎮東柵修建一處園林，名為「宜園」，民間稱之「龐家花園」。如詩如畫的宜園，既是龐萊臣的私家園林住宅，也是他收藏歷代名畫之所。園中建有「半畫閣重樓」，樓中有室，名曰「虛齋」，龐萊臣即以此為自號。抗日戰爭爆發後，龐萊臣擔心自己的藏品被戰火所毀，決定帶著它們離開南潯去上海，並在上海成都北路世達里寓所重新設立藏畫之室，並且沿用南潯宜園中的舊名，仍稱之「虛齋」。

「虛齋」收藏的歷代名畫數量達幾千件，且至精至美。唐、宋、元代的古代名跡約占其收藏總數的三分之一，大多藏畫流傳有序，為歷代鑒藏大家如賈似道、趙孟頫、項元汴、梁清標、安岐等人的庋藏舊珍。另還收有宮廷散佚藏畫，如宋代宣和、政和遺珍，清代「三希堂」舊藏，《石渠寶笈》著錄之物。至於明清諸家，更是不一而足，名家名作應有盡有。宣統元年（1909），龐萊臣將自己所藏的538幅，共16卷部分藏畫編輯成《虛齋名畫錄》，並且刊行面世，讓世人得以了解「虛齋」秘藏的面目。

民國十四年（1925），《虛齋名畫錄》成書的16年後，龐萊臣又編輯了《虛齋名畫續錄》4卷，著錄了歷代名畫206件，包括宋、元名跡32件，明代「吳門四家」沈、文、唐、仇44件，清代「四王、吳、惲」40餘件，收錄的名畫數量雖較少，但質量毫不遜色。「虛齋」藏畫蔚為大觀，其收藏有兩大特點：（一）數量大，唐、宋、元、明、清歷代名畫均有，山水、人物、花鳥等門類俱全；（二）質量精，名頭全，歷代名家的名作、精品、代表作多有收藏。

上海「狄家」指清末上海地區的著名報人、書家、鑒藏大家狄葆賢。狄葆賢（1872—1939），字楚青，一字平子，晚年號平等閣主，康有為唯一的江南弟子。家中收藏宏富，自唐至清的歷代書畫均有，如唐代尉遲乙僧的〈護國天王像圖〉、南唐王齊翰的〈勘書圖〉、五代董源的〈山水圖〉、元代王蒙的〈青卞隱居圖〉等名跡均是狄氏庋藏。狄氏晚年家道沒落，不得不依靠變賣舊藏度日，其中書畫也在陸續散佚。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萊臣的鑒賞能力和財力已趨於成熟，他便採取「一網打盡」的策略，將狄葆賢所藏歷代名畫「打包」收購，一下子大大擴充了「虛齋」藏畫的數量，亦提高了藏畫的品質。除此之外，龐萊臣寓居上海之後，與上海的鑒藏家、古董商保持著良性的互動。鄭孝胥、張大千、吳湖帆、謝稚柳、王季遷、徐邦達、張珩等都是「虛齋」的常客，從《醜簃日記》、《張蔥玉日記》等文獻中可以讀到龐萊臣與他們交往，進行書畫交藏、買賣的記錄。這也是「虛齋」藏畫的重要來源。

陸恢在《虛齋名畫錄》的題跋中說龐萊臣：「浸潤涵濡久，遂具此正法眼藏。故書畫之來雖糅雜紛紜，真贗歧出，一見能決其是非。」《名筆集勝》序言中也說：「吳興龐虛齋先生鑒別精審。」然而吳湖帆在《醜簃日記》中則說：「虛翁（龐萊臣）樂此數十年，於石田仍不能深刻，故舊作偽品往往欣受之。」又曰：「今與竹蓀談前年龐虛齋欲購王叔明〈樂誌圖〉卷，被顧西津阻罷。〈樂誌圖〉畫甚板滯，非真跡也，但題者如王百轂、程穆倩等皆真跡。虛齋但知題跋，不明畫理，於此可見。」兩種說法大相徑庭。其實在龐萊臣數十年的收藏生涯中，身邊有多位深諳金石、考據與文史知識的卓有畫家，如陸恢、張硯孫、張唯庭、張大壯、吳琴木、邱林楠、樊少雲與樊伯炎。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以龐萊臣為核心組成的團隊保證了「虛齋」藏畫的品質，他們也是「虛齋」藏畫的功臣。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一）為其「掌眼」，提供鑒定意見給龐萊臣，作為其購買與否的參考建議；（二）幫助龐萊臣整理和歸類規模數量龐大的「虛齋」藏畫，為其考據著錄，辨識畫面的文字與印章；（三）提供對於「虛齋」藏畫進行修復裝裱的建議等一系列綜合性的工作。《虛齋名畫錄・自序》：「凡畫法之精粗，設色之明暗，紙絹之新舊，題跋之真贗，時移代易，面目各自不同，靡不惟日孜孜潛心考索，稍有疑竇，寧慎毋濫，往往於數十百幅中選擇不過二三幅，積儲二十餘年而所得僅僅若此。」龐萊臣所描述的不僅是他自己的鑒畫狀態，同樣也是這些門客聘員審度鑒別真贗的狀態。從「虛齋」存世畫作的質量來看，「虛齋」鑒賞水準絕對是第一流，若不是最好，也絕不會差於任何一位鑒定大家。

龐萊臣的書畫收藏基本取向於唐、五代、宋、元名家作品和吳門、明四家、董其昌為代表的晚明文人畫、清四王及其傳派等，其藏品所強調的收藏傾向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清宮庋藏書畫的選入標準，代表了清末至民國年間傳統鑒藏家的整體收藏趣味和偏好。明末以降，晉、唐、宋、元書畫是書畫鑒藏家們的首選目標，藏品中有無晉、唐、宋、元畫，被認為是判定一位鑒藏家是否成為真正大家的標準。因此，在清宮庋藏幾乎囊括天下名跡時，民間藏家仍然遵循著這條標準，對於晉、唐、宋、元書畫的競相追逐仍是書畫收藏界的一大偏向。關於收藏界這一普遍卻又特殊的癖好，龐萊臣毫無例外地遵循，當然也是龐萊臣「虛齋」藏畫的趣味傾向之一。至於元代以後古代書畫鑒藏，龐萊臣則注重以文人書畫譜系為主脈的收藏。「南宗正脈」是龐萊臣「虛齋」藏畫的另一趣味傾向。所謂「南宗」繪畫，具體為明中期的「吳門四家」，董其昌為代表的晚明文人畫家作品，「清六家」以及其傳派作品。龐萊臣的收藏趣味傾向一方面展現出自己與傳統鑒藏家群體有著相同的賞鑒品位，另一方面更象徵著自己繼承了傳統「南宗」文人畫的精神氣質。

綜上所述，龐萊臣「虛齋」藏畫的特點為：（一）不遺餘力地搜集晉、唐、宋、元繪畫作品，最好是名家名跡，否則，當代的優秀畫作也未嘗不可。（二）重視以明中期吳門畫派、董其昌為代表的明末文人畫、「清六家」及其傳派為主線的「南宗」文人畫體系的書畫作品的收藏，務求名家名跡，或者是名家不同階段的代表性作品。（三）對於「南宗正脈」之外名家作品的收藏，如八大山人等，採用淺嘗輒止的態度，非精品力作不藏。

民國癸未年（1943）6月，浙江名商巨賈龐萊臣八十大壽，一時間名流雅集，群賢獻瑞，好不熱鬧。然而，年事已高的龐萊臣深感時日無多，「虛齋」巨大庋藏如何分配、如何傳承下去，加上國民政府已經開始徵收的遺產稅，都是他將要面臨的迫切問題。賀壽的喧鬧聲猶在耳畔，龐萊臣於7月24日，以口述的形式由其侄婿樊伯炎記錄，立下了《贈與契約》（遺囑）。從《贈與契約》的內容來看，「虛齋」藏品主要是藏畫，被分了三份，但實際上被分成了四份。除了龐萊臣的侄子、養子龐秉禮，和年幼的孫子龐增、龐增祥的三份之外，還有一份共有財產，暫由龐萊臣的繼配夫人賀明彤監管。六年後，龐萊臣在上海去世，由遺囑執行人龐萊臣的堂弟龐贊臣主持分配「虛齋」藏品。

再者，龐萊臣生前，不知出於何種想法已經開始轉賣「虛齋」藏畫。「以藏養藏」是鑒藏界的慣例，龐萊臣也不例外。審其所賣出的畫作並非全是偽贗差劣之作，如韓幹〈呈馬圖〉、李成〈寒林圖〉、郭熙〈峨嵋積雪圖〉、崔白〈煙江曉雁圖〉、李公麟〈醉僧圖〉、倪瓚〈林亭春靄圖〉等。龐萊臣生前轉賣的「虛齋」藏畫，部分流入了國內藏家手中，部分流向了海外。抗戰之前，龐萊臣通過外甥張靜江與其兄弟張弁群，以及民國年間的大古董商盧勤齋，利用參加巴拿馬博覽會的契機，將一些「虛齋」藏畫運送到了海外；《中華歷代名畫記》便是一本以向外國宣傳介紹「虛齋」藏畫為主要目的的畫冊。此後，「虛齋」藏畫逐漸開始大量散佚，中外、公私各方紛紛競逐購藏，擁有《虛齋名畫錄》等著錄中那些可望不可及的歷代名跡成為了一種可能。

龐氏後人大多居住在上海和蘇州兩地。作為當時最了解本地文物「家底子」的上海文管會，率先開始了對於「虛齋」藏畫的徵集工作。徵集歷時兩年時間，共分為三次。當時的「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徐森玉與龐萊臣同鄉，且與他有過交往；而時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纂的謝稚柳，作為民國鑒藏界的晚輩後生，也曾到過龐萊臣家，有幸得見部分「虛齋」藏畫。於是，謝稚柳和時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李亞農一起找到了龐秉禮商談動員，並先後三次到龐秉禮與龐增祥家看畫，制定了詳細的徵集目錄以徵集「虛齋」藏畫。

第一次徵集工作始於1950年1月13日，徵集了包括任仁發〈秋水鳧鶩圖〉、倪瓚〈西山圖〉、周臣〈長夏山林圖〉、董其昌〈山水圖〉等名跡。第二次在同年3月14日，徵集了包括錢選〈浮玉山居圖〉、柯九思〈雙竹圖〉、倪瓚〈漁莊秋霽圖〉、王冕〈墨梅圖〉、戴進〈仿燕文貴山水圖〉、唐寅〈古槎鸛鵒圖〉、仇英〈柳下眠琴圖〉等名跡。第三次徵集工作在1952年秋，徐森玉分別到龐秉禮、龐增祥、龐增和家中看畫，使用了16萬元的徵集經費，從約600餘件畫中又選擇了一批精品。1952年12月，龐秉禮、龐增祥、龐增和三人又共同將一批「虛齋」藏畫捐贈給了剛剛成立的上海博物館。1956年，龐家還將龐萊臣存放在蘇州的一些成扇、扇面、明清人尺牘等未出版著錄過的藏品，以6萬元的價格售於上海博物館。最終，上海地區徵集、捐贈的「虛齋」藏畫及其他藏品，皆一同交由上海博物館館藏。

故宮博物院對於「虛齋」藏畫的徵集工作則開始於1953年。在國家文物局和局長鄭振鐸向徐森玉表明徵件的強硬態度之下，故宮博物院也徵集到了相當數量與質量的「虛齋」藏畫，如：趙孟頫〈秀石疏林圖〉、曹知白〈疏松幽岫圖〉、柯九思〈清閟閣墨竹圖〉、姚綬〈秋江漁隱圖〉、董其昌〈增稼軒山水圖〉、陳洪綬〈梅石蛺蝶圖〉等名跡。繼上海和北京之後，南京也展開對龐萊臣「虛齋」藏畫的徵集工作。

1965年，南京博物院透過龐萊臣遺孀賀明彤的表弟，時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的鄭山尊與龐家多次接觸，據龐萊臣的四世孫、龐增和的女兒龐叔齡回憶：「記得當年省文化局長鄭薄（鄭山尊）來家作動員工作，講得話很簡單：『解放前夕，國民黨拿走了南博的國寶，尤其是書畫大部分都被帶去臺灣了，現在院內已無好的藏品。我們很尊重龐萊臣先生的為人，現在國家有困難，你們龐家是否能鼎力相助。』曾祖母和父親聽後感到以國家利益為重，龐家應義無反顧地走在前面，就這樣沒幾天就決定了，根本沒有向國家提出任何條件，沒有來一分錢獎勵，一直到父親病重去世（掛在客廳裡的一張獎狀在文革中給紅衛兵拿走了）。」

南京博物院在得到龐家正面的回應之後，開始與賀明彤、龐增和的商談捐贈「虛齋」藏畫的工作。在接下來的6年時間裡，龐增和作為龐家的代表，分別在1959年和1962年兩次向南京博物院捐獻了137件（套）「虛齋」藏畫。其中自宋代至清代，名跡累累，有趙佶〈鸜鵒圖〉、夏圭〈灞橋風雪圖〉、黃公望〈富春大嶺圖〉、吳鎮〈松泉圖〉、倪瓚〈叢篁古木圖〉、沈周〈東莊圖〉、文徵明〈萬壑爭流圖〉、仇英〈搗衣圖〉、項元汴〈梵林圖〉、朱耷〈山水圖〉等等。這些名跡成為了南京博物院藏畫中品質最精良的一部分，是南京博物院藏畫的代表作品，對龐萊臣「虛齋」藏畫的徵集，無疑是南京博物院徵集工作的一大手筆。

除了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也於1953年和1959年，兩次接受龐增和捐贈共39種的龐萊臣「虛齋」藏品，其中書畫34件（套），以明清為主，如：唐寅〈灌木叢筱圖〉、、王鑒〈虞山十景〉、王翚〈仿古山水圖〉、等。除此之外，中國其他的博物館透過各種途徑也購藏了一些龐萊臣「虛齋」藏畫，如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王翚〈仿盧鴻草堂圖〉，中國美術館藏有陳容〈雲龍圖〉。

雖然，國內外公私博物館所收藏的這些龐萊臣朝夕相對、再四摩挲、心之所繫、傳之後人的名家名跡並非「虛齋」藏畫的全部，但肯定是最為重要的部分。「散於私而聚於公」，對於歷代文物來說，這個「公」所指當然是博物館，也只有在這裡，個人心血所凝、性命相託的中國古代文明才能更為長久妥善地保存、展示與研究。許多20世紀的大鑒藏家將自己一生所集捐獻給博物館，如吳湖帆、張大千、張伯駒、劉作籌等先生。「虛齋」藏畫最理想的歸宿應該在這裡，正如龐叔齡所說：「1949年曾祖父過世後，家裡面比較亂，在全國將要解放前夕……當時畫已經全部裝箱，部隊的軍車也聯繫好了。最後一天曾祖母、父親，還有一個叫沈哲明的總管（文革期間去世）一起商量。最後，認為去臺灣不合適，孤兒寡母的在臺灣很難保存好曾祖父這一輩子的心血，他仍感到龐家的根應在中國、在江浙。或許真是在冥冥之中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將這批珍品留在了祖國大陸，這也是龐家對祖國的情意吧……」 

有鑒於博物館服務社會的需要，南京博物院自認有義務將「虛齋」藏畫這樣的藝術精品以展覽的形式奉獻給公眾，讓這些中華古代文明的藝術精品，發揮其更大更好的作用。時值龐萊臣誕辰150週年，南京博物院便力邀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攜手推出【藏・天下】展，合三家博物館所藏「虛齋」名畫，力圖還原「虛齋」藏畫大觀，充分展示「虛齋」藏畫的精粹。龐萊臣的收藏歷程精彩紛呈，所藏歷代繪畫至精至美，社會影響也長久深遠。他以畢生精力收藏中國古代繪畫的大量藝術珍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使之成為中國近代最大的書畫收藏鑒賞家之一。透過南京博物院此次舉辦的大展，讓他的藏品得其善終，成就了其從一代大商人到一代收藏大家的「華麗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