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 專訪｜一生追求樂趣與真理永不歇止的獵人 古董商戴狄安 Christian Deydier

除了古董經營、中國藝術研究的專業以外，戴狄安也有其多才多藝的一面──他擁有精湛的廚藝，這恰好也符合了法國人重視生活享受與美食醇酒的天性。平時喜愛在週末招待古董商、收藏家、博物館館長和研究員等朋友到家中吃飯聚會，此時，戴狄安多半會親自下廚，弄幾道拿手好菜來招待嘉賓，尤其，他更喜歡每次變換不同的菜色。

一說起美食與廚藝，戴狄安不由得露出閃爍的眼神與燦爛的微笑。他透露，喜愛作菜是從小跟隨祖母、母親和阿姨、姑姑在廚房裡耳濡目染薰陶出來的，也練就了一番不凡的手藝。為了求廚藝的更上一層樓，他自2000年起，還特地每個月一次到巴黎麗池酒店的餐廳與名廚Moreau學習珍餚秘方。每逢上課日，戴狄安準時在早上十點到麗池的廚房報到，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課程中，則有如與時間競賽一般，絲毫輕鬆馬虎不得，爐子上、烤箱內，三四道菜同時進行，並在中午十二點以真功夫亮出一頓豐盛的午餐。之後，他就與廚師師父、早已熟稔的麗池品酒師、服務生，或是他邀請來的友人，一起就在廚房中大快朵頤一番，並交換品嚐意見。「烹調也是讓自己放鬆的一種方式，因為在做菜需要全神貫注，可以將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些煩憂和問題暫時拋開。」2001年冬天戴狄安的菜單上新添列了具有法國鄉村特色的野味料理，如雉雞、野鴨等。

在國際中國古董圈戴狄安算是個「異類」──學界出身，擁有博士顯赫頭銜，卻在商界發展和奠定聲譽；法國人，卻選擇了離家，到英吉利海峽對岸強敵環伺的倫敦立業；他自稱，做為古董商最大的樂趣在於獵尋好東西，但不擅與收藏家打交道；經常開出令人無法想像的高價讓收藏家打退堂鼓，因為，很多好東西，他愛不釋手，喜歡留給自己當收藏；在分秒必爭、競爭激烈的古董交易圈，他卻毫不吝惜地把大量的時間與金錢花在扮演「義工」和贊助者的角色上；百事纏身、成天坐飛機全世界跑的他，卻可以安閒地坐下來跟你聊中國藝術，話匣子一開，一聊就是數小時，而且興頭正濃時，還會抱來一堆他的新斬獲來研究共賞一番。

這就是戴狄安。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很多本為矛盾和極端的特質極其融洽地結合在一起。的確，他的固執、心直口快，以及略帶調侃、嘲諷式的幽默感，常讓人百味雜陳，一時不知如何以對。但，只要稍微接觸多一點，就立即會被他的正直、熱忱、知識、專業以及自然流露的赤子之情所感染。

在2001年1-2月刊《CANS藝術新聞》特別專訪了這位特立獨群的古董商──戴狄安，以期華人讀者能對他的專業歷程、見識作風及經營古董以外的其他面向有更多的瞭解⋯

戴狄安似乎在出生前就註定要與東方文化繫下不解之緣。父母雙方家族數代都浸盈在遠東文化中──父親亨利·戴狄安（Henri Deydier）專長梵文與佛像藝術，曾先後派駐寮國、越南，在萬象（Vientiane）博物館、河內（Hanoi）博物館擔任藝術品保存與研究工作；祖父與伯叔在法國經營一家以出版東方文化相關學術著作與工具書奠定聲譽的出版社；母親家族則與阿拉伯文化關係較為密切。因父親工作的緣故，戴狄安於1950年出生在寮國。

不過，在專研甲骨文和中國考古藝術之前，他在年少時也走過一段與中國藝術相離甚遠的「岔路」。唸數學出身的他，也跟大部分法國年輕人一樣，以進入法國的「長春藤名校」（Grandes Ecoles）為首要目標，當時主修電機，火箭、炸藥則是家常便飯。但18歲時，他突然「清醒」了，「看著周遭的同學，成天只在數學、物理中打轉，自忖熱愛生活和玩樂的我肯定考不上，也不願我的一生就是如此狹隘和乏味。」於是當下更弦易舵，註冊了巴黎第七大學中文系，正式改換人生跑道。

戴狄安稍後去了臺灣，在臺灣大學進修為期兩年，跟隨中央研究院Lefebvre神父研習甲骨文。之後，回到法國，以甲骨文為論文主題修得博士學位，當時他不過26歲。然而，甲骨文、中國考古文化的專業，在當時的法國學術界並沒有太多的出路，因此，畢業之後，戴狄安只能先到書店擔任售貨員。基於對中國藝術的執著與狂熱，他平時一有空就勤跑德奧福（Drouot）拍賣場，只為親眼多看一些中國藝術品。就在德奧福拍賣場上，戴狄安結識了巴黎東方古董商高巴（Moreau Gobard），他淵博的中國文化知識，當下獲得高巴的賞識，並網羅他到店裡工作。1980年，戴狄安轉任德奧福拍賣場的東方藝術鑑定專家。

戴狄安正式從學界跨足商界。他真正獨自展翼飛翔，則是在1983年的倫敦。之所以選擇到異鄉發展，他表示，「我認為，要檢驗我的學識水平與作為古董商的專業能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必須與最頂尖的古董商直接交鋒和切磋。」七、八十年代，名聲響亮的資深古董商都集中在倫敦，如Barlings、Eskenazi、Sparks、Bluetts等。1983年，33歲的戴狄安正式在倫敦立足下來，從事中國古董交易買賣，四年後在Mayfair 區的Mount Street上開了一家以「東方銅器」（Oriental Bronzes）為名的古董店。不過，即使進入了交易買賣為主的古董界，他仍舊保有他濃厚的學術氣息與實事求是的鑽研精神。當十年之後，戴狄安再度回到巴黎，開了一家分店時，他已擠身國際重要中國古董商行列，尤其，在青銅器與金銀器方面，更被公認為首屈一指的專家。

對於古董這一行，戴狄安再三強調自己拙於人際關係，更不曉得如何取悅有錢的買家，「對於像Eskenazi這樣的古董商，我是佩服仰慕極了，他深諳如何包裝藝術品，挑起收藏家的擁有慾望。但我天性就是沒辦法隨便和誰都能打交道，我的客人都是真正喜愛和欣賞中國藝術的收藏家。」戴狄安就靠著他的專業知識和鑑賞能力來博得收藏家的信服。戴狄安是西方中國古董商中極少數能看得懂中文（大概也是唯一能拆解甲骨文者），並且對考古文物學專精者，他定期掌握中國和臺灣出版的學術研究刊物與出土資料。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甲骨文方面的專長對他在斷定高古器物年代──尤其是青銅與金銀器──的準確度上，提供了極大的優勢。他津津樂道地提起，曾經因為經由甲骨文的辨識而識破贗品，甚至還就此一路追蹤到上游的偽造者，也因此曾經駁倒英國學者對一件金銀器的判斷，將年代從宋朝推到更早、更為精確的遼代。「相較於一般傳統的古董商，純靠眼力和觸感，我多了科學性的依據。」

自1997年返回巴黎增設以展示為主的空間（所有營業交易仍舊在倫敦進行）後，戴狄安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融入巴黎藝術市場界，並加入了法國古董商工會，積極投入改善法國藝術市場體質的戰鬥上。他憑賴豐富的倫敦經驗和國際化視野，分析了法國亞洲藝術市場問題的主要癥結，「由於稅制的不利（5.5％進口貨物稅、繁瑣的進出口許可申請），以致於一有好東西出現，就立刻被送到紐約、倫敦或香港拍賣場。這『只出不進』的趨勢，長期惡行循環下來，一方面導致了法國市場的萎靡不振，同時也嚴重耗損了法國東方藝術資產的庫藏」。他繼而表示，「倫敦並沒有真正的收藏核心存在，倫敦市場的存在是因為提供了優惠方便的轉運設施，藝術品的零進口貨物稅吸引了很多收藏家把精品送到倫敦賣，藝術品都只在倫敦『過境』，立即轉手到美國、亞洲和歐洲其他地方。法國有收藏家和古董商，但卻沒有吸引藝術品『過境』的條件。」

除了極力爭取法國市場開放與稅制改革外，戴狄安也帶動改善巴黎古董商之間的關係以及增進巴黎和國際對話的可能性，「以往，法國古董商之間並沒有互通有無的觀念，當自己手上沒有收藏家要找的東西時，事情通常也就此畫了休止符；但現在，我們之間經常聯絡，交換市場訊息，也會互相介紹收藏家或徵調藝術品。」這幾年法國亞洲古董商的確是團結多了，不僅自1998年起於每年十月舉辦「巴黎亞洲之秋活動」，以聯合舉辦展覽的方式締造一年一度的法國亞洲藝術熱潮，最近也嘗試以合資方式在國際拍賣場上出擊成功，拍下一些重要拍品，「當我們聚集了三位古董商的財庫時，實力就不容小覷！」

問他為何投入那麼多的精力與時間在「公共」事業上（而且都是以義務性質主動參與）？他說，「因為我多年來在國外經營的經驗太痛苦了！我指的是，在所有人眼中，法國古董商總是很差勁，一定不如英國古董商⋯。想想，戰前最重要的古董商和東方藝術專家都是法國人── C.T. Loo、Wannieck、Mahe-Michon、Robert Rousset、Pelliot、Hambis、Demieville、Granet等。因此，我認為法國古董商更應該要力圖振作，證明我們也是有實力、有專業的古董商。」

八十年代末期，戴狄安在友人的力薦下結識了居美博物館新任館長賈立基 (Jean-Francois Jarrige) ，兩人對於在西方推動中國藝術，博物館、古董商、收藏家之間的關係以及所能扮演的角色有相同的看法，在彼此賞識的同時，也決定要結合力量，共同打造法國的東方藝術圈。「賈立基先生是位與眾不同的館長，他有較寬闊的視野與胸襟，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也多能從當代的角度切入。他首先就深刻體認到博物館、古董商、收藏家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的──古董商可以將市場訊息透露給博物館，還可以鼓勵收藏家出資贊助博物館購買藝術品，或甚至將重要或整批收藏品捐給博物館。因此，他希望我們能攜手合作。」館長賈立基的開放與真誠擄獲了戴狄安的心。戴狄安的赤子之情在於──只要他欣賞你，他會傾心全力、不計付出地幫助你。

當戴狄安於1990年在館長賈立基的陪同下參觀了居美博物館──這也是他十多年以來第一次雙腳再度踏入居美博物館──他立即就發現中國部門的新石器收藏相當貧瘠，他轉頭隨口告訴賈立基，「若你有興趣，我收了一批很不錯的中國新時器文化藝術品，哪天我送來給您瞧瞧。」

不久，出乎賈立基館長意料之外，他竟然真收到了一批四十多個箱子，內裝五十多件，從紅山、仰韶、半坡到馬家窯、龍山等文化，包括甕、盆、罐、瓶等各種造型的高古陶器，「從歷史意義來說，這批收藏的價值非凡，因為提供了中國新石器時期文化豐富而多元的面貌，而且其中幾件陶器的造型也與日後出現的銅器提供了延續性發展的佐證。當然，從商業價值來看，目前，隨著大批古墓挖掘與高古陶的出土，市場價格也因量的增多而降低了，但當時捐贈這批藏品時，是稀罕而價值不斐的」。

繼1990年第一批捐贈後，戴狄安與博物館建立了長期的互動友誼關係，陸陸續續地捐贈給巴黎兩大東方博物館──居美與色努斯基──許多重要而精彩的藝術品。至於為何會捐贈一批大型陶馬給遙遠的耶路撒冷博物館？他的回答竟是那麼地單純而真摯，「博物館有一個很小的中國藝術部門，主任是個非常和善的老太太，他們一批重要展品，是一位收藏家長期出借展出的，剛因為收藏家過世而被子女撤走⋯。我認為他們需要一件重量級、視覺效果強烈的展品擺在入口，來吸引對中國藝術毫無認知的觀眾進入中國部門欣賞的慾望。」

除了以身示範地捐贈重要收藏給博物館外，戴狄安也適時鼓吹收藏家贊助博物館添購典藏或買下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作品贈送給博物館。例如，居美博物館最近獲得的一件難得寶貴的駱駝與騎俑，就是在戴狄安的居中牽線下，由法國LVMH香水時裝業鉅子亞諾Bernard Arnault出資購買捐贈給居美博物館，為收藏家／古董商／博物館良性互動的三角關係添下一樁佳例。這件唐朝時期，高43.5公分的彩繪陶騎駱駝俑，造型之繁複、細部處理之周到、配件之完備（袋、水壺、樂器、鳥等），堪稱中國高古陶藝術的精華顛峰，並即將於居美博物館重新開幕時隆重展出。另外，在賈立基和戴狄安雙頭火車頭的帶領下，集合了法國學術界與收藏界的兩大力量，於1995年成立「亞洲藝術之輝」協會 (Association pour le Rayonnement des Arts Asiatiques)，旨在籌措經費協助博物館添購重要典藏品。

對於衷情熱愛的中國文物，戴狄安可說是不惜任何時間、心力，不計任何金錢、代價。1993年結合二十多位法國東方文物愛好者在巴黎成立了「陝西省博物館之友」協會，主要活動是募款贊助支持在陝西省進行的考古挖掘活動。陝西省的地下王國擁有數量不可探測的文化遺產，在兩萬公頃見方的土地上至少分散著不下一百七十多座皇室陵寢，其中已妥善挖掘開發的則如鳳毛麟爪，因此，陝西考古活動的潛力是無可限量的。

1994年陝西考古研究所所長韓偉接受了戴狄安邀請親訪巴黎，與「陝西省博物館之友」協會會友簽署了第一項考古合作計畫協議，由韓偉領軍，自翌年春天展開唐太宗三女新成公主的陵園挖掘工程。當新成公主於23歲盛開之齡過世時，愛兄高宗為他興建了一座氣勢輝煌的地下宮殿。隨著墓坑一座座陸續出土，儘管墓陵早經採盜者光顧，珍貴珠寶織錦一應闕如，但卻保留了數量龐大、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人像與動物陶俑以及彩繪壁畫。以贊助者的身份，戴狄安特例地成了首位入坑實地欣賞出土文物的外國人。

2001年二月，戴狄安再度與韓偉合作，支持參與了位於陝西省西安北部的一座唐陵。由於陵寢面積較小，戴狄安估計整個挖掘工程的費用尚屬個人能夠負擔的範圍之內，於是獨立總攬起此項考古計畫的所有經費支出。數月後，戴狄安飛抵西安，親炙出土文物風采。其中，最引人入勝、讚嘆不已的，莫過於色澤鮮豔、線條動人，呈現唐朝宮廷風采的彩繪壁畫。

另外，也同時出土數量約九百多件，包括武士、仕女、外國商旅、駱駝、駿馬等陶俑明器。不過，這次考古工程最後卻因參與考古人員的輕率與不盡專業，以及因政治因素被迫中途收場（中法外交關係一度因法對台售武案而僵持惡化），令付出極多、期望甚高的戴狄安扼腕痛心。

他最難過的不是前期工程所耗費的30萬美元僅開採出不甚可觀的出土文物，而是原本計畫運送到法國實驗室進行修護、保存工作的壁畫如今被禁出口，珍貴古蹟可能因短時間的不處理遭致永久杞毀之虞。這次「失敗」的經驗是否會影響他日後參與考古挖掘的熱情？戴狄安直率地回答，「現在的我，心情不佳」。

戴狄安早期在學界打下的研究基礎，讓他即使在從事古董交易行業之後，除了平時強調以科學根據和方法對器物進行研究和分析以外，每次展覽目錄的編制也都是考據詳實、脈絡有緒。另外，他也撰述出版了一些具有專業學術水準、高度參考價值的高古文化藝術專書。繼1980年，由德國佛萊堡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銅器」一書後，戴狄安於1995年出版了厚達280頁，收錄370件作品圖錄的「中國高古青銅·卷一：夏、商」。他計畫以三卷一套的叢書方式一脈寫下來直到漢朝銅器為止，目前，以周朝銅器為主的卷二，已有一半以上內容輸入了電腦。

不過，另一本以中國金銀器為主題的專書，則預定於2001年春天問世。對於這本與韓偉教授合著，以英法雙語出版，收錄700多張圖片的書籍，戴狄安極其重視，「我預料此書將不免激起許多討論與批評，但至少我會有一種成就感，因為，無論如何，這將西方第一本深入介紹中國金銀器的書籍！我也希望隨著日後更多考古材料的出土與資料的彙整研究，會對此書提出的金銀器觀點賦予更多的註解、補充與修正。」他最大的缺憾是，原本意圖專文論述的章節──「贗品與造假者」，最後因議題的過於敏感以及可能會對市場掀起的震盪種種顧慮而暫時忍痛割愛。「因為牽扯的贗品數量太多，金額太大；再說，人家只會說我這麼做是出於嫉妒。我想，我可能必須等30年後再來談這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