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斯文”-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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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斯文里，已经“斯文不再”了。

巴洛克风格的雕花门楣，已经风化模糊，看不到原本的风采了；客堂前的落地长窗，残缺不全，前楼的门窗有的也已歪斜；居住在里面的大多数人，曾经享受过“优美而斯文”的里弄的温馨，可现在却盼着早点逃离贫民窟似的生活……

凭倚在苏州河畔快一百年的斯文里，是老上海最大的石库门住宅里弄，由东西斯文里构成，被视为上海传统生活方式的“活化石”。

西斯文里已于1997年被拆除，成为荒地一片。现在，只剩下东斯文里，仿佛暮年失去伴侣的人，孤独地蜷缩在巨大的水泥森林中，形单影只。

呼吁留住东斯文里的声音，越来越多。

有人说，“令上海人引以为傲的海派文化如果剥离了石库门里弄，恐怕要丧失掉大半的精彩”；也有研究者说，“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新盖建筑再多，也是苍白的”；即便是一心想离开的居民也感叹，“那么好的氛围一去不返了。”

留住东斯文里，到底留住的是什么？

东斯文里生活瞬间。随着拆迁临近，慢悠悠的弄堂生活也将消逝。
中国周刊记者／蒋晨明摄

“斯文”何来

“斯文里”这个名字，诞生方式毫无“斯文”之感。

它原本叫做忻康里。在二十世纪初时，它还是一条叫做“寺浜”的小河流（苏州河支流）两边的荒地，东北面是野草丛生的乱坟地。1914年，一个叫阿谷的英籍犹太商人买下了这块地，陆续建造起了二层砖木结构石库门，大约六年后竣工时，建成700余幢，命名为忻康里。

不久，阿谷家境衰落，将所有房产出让给通和央行，后者业主赌博，输给了斯文央行，才有了“斯文里”的名字。

斯文央行接手后，继续兴建，斯文里在1921年全部建成，并以大通路（今大田路）为界，西边前期成为“西斯文里”，东边后期的成为“东斯文里”。

《上海地方志》记载：“西斯文里318幢，东斯文里388幢，是上海规模最大的旧式里弄。”

“当时的斯文里，确如其名，优美而斯文。”67岁的娄承浩指着一张斯文里的黑白照片说。他是上海老建筑研究专家，著有《老上海石库门》、《上海老房子》等书。

斯文里的房屋，采用了欧式联排结构，除了顶头两端之外，所有户型都是单开间。对开双门的乌木大门，上面有拉环一对，乌漆实心木做扇，条石门框，门楣处雕着的是巴洛克风格的山花。

处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斯文里，北面是苏州河，东面靠近大王庙，西侧有天然河道，南面则是交通主干道新闸路，在当时可是城市近郊环境优美的地区之一。

“斯文里，是上海历史的剪影。”娄承浩说。

1840年，上海开埠，农村的自然经济被打破，江浙农村的大量劳力涌入上海。他们的居住需求，成为一大商机。像犹太人阿谷一样的商人，先是建了木板房，遇到火灾后，便建了中西合璧的石库门。

起初，受民间对乱坟堆风水的忌讳，石库门居住的人并不多。第一次有较大规模人流涌入斯文里，与小刀会起义有关。

这场爆发于咸丰年间的武装起义，让上海周边的富人涌入城市躲避，其中一部分人就住进了斯文里。

“在租界里，他们求一份安宁。”娄承浩说当时的斯文里可以算作中产阶级聚居区。

这份“斯文”被战争彻底击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轰炸杨浦、虹口等区，避难居民纷纷逃向租界，斯文里一带人口骤增，成为全市闻名的人口高密度地区之一。集居在这里的，多是社会下层人，斯文里也成为旧上海的贫民窟。

涌入的难民让房屋租赁供不应求，原本独门独户的房子挤进了太多房客，能够反映这种居住状态的便是著名的“七十二家房客”。

1958年，为响应“大搞现代戏创作”的号召，杨华生、笑嘻嘻、张樵侬、沈一乐四位老滑稽艺术家，以解放前上海底层市民的艰苦生活为素材，写就了轰动一时的滑稽剧《七十二家房客》。从此，在全国观众眼里，“七十二家房客”就成了上海住房狭小的代名词。

此时的斯文里，已经不再优美而斯文。

斯文里房屋的设计，原本一进门是个狭小的天井，底层是客堂间，厨房紧接在客堂间之后，楼高只有两层，二楼对应客堂间的位置是一个相同面积的卧室，对厨房的则是亭子间，亭子间上有晒台，住在楼里的人家可以在这里晾晒衣物。

可就像《七十二家房客》里展现的一样，“八一三”事变后的斯文里，房屋简陋，房租低廉，最重要的是挤满了人，这种状态延续至今。

“观众看滑稽剧《七十二家房客》，很快乐，可笑声里，是居住于其中的人的无奈，甚至是悲凉。”娄承浩说。

东斯文里已经老了，但建筑依旧完好，老人仍习惯于传统的弄堂生活。
中国周刊记者／蒋晨明摄

“下只角”

命运的落差，有时只是生活里有没有一个抽水马桶的区别。

67岁的王阿姨，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嫁到斯文里来。她在虹口一个新式里弄里长大，那个地方，家里是有抽水马桶的，木框窗扇是精雕细作的，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做的，花盆里的月季似乎也开得比斯文里要好。

王阿姨的少女时代，生活的环境就像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里弄，是带有一些养尊处优的味道的。

这种养尊处优到了斯文里，戛然而止。就算到了今天，她洗澡只能跑到亲戚家里借浴室，解手只能先委屈在马桶里，第二天一早还得拎着它到弄堂口的便池排队倒掉。

其实，她和先生现在所住的这栋房子，是先生的祖父当年用金条盘下来的。那象征着旧日的好时光：整栋房子，只有他们一家人住，即便没有抽水马桶，可足够宽敞。

“八一三”事变后，斯文里人口暴增，家道衰落的他们只好把部分房间租出去，赚些小钱。因为某种原因，抗战结束后，租客都留了下来。解放后，房子产权收归国有，她先生一家尽管仍然被允许继续住下去，但租客们也反客为主，不再离开了。

王阿姨和先生住在弄堂东头二楼的一间中厢房，木质楼梯即使修过一次，可人踏上去，吱呀吱呀的叫声便会发出来。为了利用空间，夫妻俩在房间门口搭了一个简易厨房，引出电线在灶台上挂了一盏灯，还用塑料袋做了个灯罩，防止油烟把灯泡熏黑了。看上去，那个塑料袋像一张长了细密麻子的人脸。

顺着楼梯再往上走，便到了晒台。站在晒台上，东斯文里的全貌就展现在眼前：东斯文里一共13排石库门建筑，平行构成12条里弄，388幢房子里住着2600多户人家。由于空间紧张，很多房子的晒台都被改建成房间住人。这样衣服一来没地方晒，只好晒在弄堂里，加上居民堆放在门口的杂物，以及修建在房屋外围的自来水设施，本来就不宽的道路因此更加显得拥挤不堪。

王阿姨家的晒台依旧是用来晒衣服的，在东斯文里，这颇为少见。这多少让王阿姨有些自得：“这像我原来住的地方。”

她说话有些口吃，说到情绪激动处，口吃得越发厉害了，即便这样，她还是在水龙头处，边搓衣服边回忆“原来住的地方”：

“厨房后窗，老妈子经常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地扯闲篇，整个弄堂的事情，她们都知道；窗边的后门，大小姐会提着书包去读书，有时也是和相好的人约会；大门是不经常开的，一开，就有大事，要么贵客来了，要么就有红白喜事了。”

和王阿姨一家相比，楼下的老许一家，居住的则要局促很多。

老许今年70来岁了，解放后从杭州调来上海一家工厂做电工，没多久，又应国家号召支援新疆建设，在那里一呆就是十来二十年，直到1978年才回到上海。返沪当年，单位就给他在东斯文里分了房子，一个只有9.2平方米的灶间，他和老伴、女儿三个人住在里面，人均面积只有3平方米左右。

煤气未通时，像每一个弄堂里的男人一样，老许每天早晨要做的“大事”便是烧煤球炉子，然后到弄堂口的老虎灶，花一分钱打一壶开水。

烧煤球炉子，去老虎灶打水，再加上倒马桶，构成了上海里弄传统的生活方式。

“男人是绝对不能倒马桶的，晦气，只有女人去，如果赶不上倒，只能在家里发酵一天了。”说着，老许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

最让老许一家痛苦的是，这个位于一楼的灶间房子特别阴冷潮湿，衣被发潮发霉且不说，一到冬天，户外的气温还在零上时，屋里的体感温度已经降到零下了，穿多少衣服都暖不起来。

“我们这里，是典型的‘下只角’。”老许感慨。在老上海人眼里，“下只角”是指住房简陋、环境杂乱的地区，住的都是底层老百姓，在上海日益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今天，“下只角”的时光仿佛凝固，成为上海传统生活方式的“活化石”。

这样的房子，老许一住就住了30多年。80年代后整个东斯文里都通了煤气，后来又有了空调。现在女儿已经嫁出去，屋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住着，空间比从前大了一些，但房间还是塞得满满当当，转个身都困难，更不消说其他日常活动了。

老许如果想要动动筋骨，逗逗鸟玩，只能在门外进行。

“想搬走，”傍晚时分，老许站在门外，一边给鸟喂食，一边说，“就像鸟也想住在一个大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