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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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里的银川

歌声里的银川 中国周刊
201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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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只要你和这座城市的性格一样 —足够沉默,倔强,逆来顺受,生活就能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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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全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银川只有一条主要马路。从贺兰山下一直延伸到银川的东门,贯穿了银川市的三个地方:新市区,新城,银川。当时有个顺口溜,新市区是战场,新城是赌场,银川是情场。

我就住在战场的第一大“城市”:同心路。

星期天同心路上走来走去的人,无外乎是周围三个大厂子的人:西北轴承厂和长城机床厂的东北话,水泥厂和平吉堡的宁夏话,宁夏化工厂的宁大话,氮肥厂的南腔北调。

89年到90年的时候,黄军帽喇叭裤和双卡录音机,已经退出了小伙子和小姑娘的生活。我的同学们也都踏实下来上班,谈恋爱的谈恋爱,哥们在喝酒闲谝的时候,也更多开始提到钱。

1990年的时候,我在外面晃荡了一圈没什么出息,就回到了银川。

银川市中心某清真寺前的一个十字路口,人们骑着自行车经过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
1990年,有个哥们要开一个歌舞厅,知道我会弹吉他,就来商量搞个乐队。我的打算是4个人,吉他,贝司,鼓,键盘,再找几个流行歌手就行。于是,我去找到了新城的贝斯手老刘,然后我们找鼓手,老刘说找东安。

东安在新城,新城就一条街,银川有句话这样形容:“新城街上两座楼,一个警察站两头”。新城是这座城市2000年之前变化最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新城就意味着啤酒,因为新城有糖厂,糖厂有个麦芽车间,所有的银川人都喝这个麦芽车间生产的啤酒。

银川一到夏天,晚上街边都是散啤酒罐子,两三个人一桌的就按脸盆卖,一脸盆一脸盆地喝。九十年代如果你去银川,满大街的酒摊子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五颜六色的脸盆,不知道你还以为是卖脸盆的。

新城那时就三站,新城东站,中岗楼,新城西站,东安就在新城中岗楼。我们进去时,东安正边唱边打鼓,宽宽的脸盘全是汗。

东安最早是长城机床厂的工人,后来因为喜欢摇滚乐,辞职了,专门搞音乐,他和我们说他在搞作品,我们高兴地玩了一下午。我们这一代新市区男人说话爱带口头语,“我×太逼歪了,我×太好听了,我×又错了再来一遍……”

第二天,我们又找来了键盘手和歌手,开始在新市区友谊餐厅二楼排练,每当东安唱起《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我们全都热血沸腾,每天排练完,少不了狂灌一通。

同心路这时候已经初具规模了,成了新市区的中心,这之前宁大附近文化宫才是新市区的中心,各厂矿因为承包制改革给很多人带来了点实惠,大家兜里有点钱,

中秋节,歌舞厅开业,生意极火。那时不需要小姐,每个歌舞厅都是以乐队为主招徕客人。我们自诩是银川最新潮的乐队,纯电声,流行歌,从谭咏麟到崔健,从潘美辰到邓丽君,迅速征服了同心路的小商小贩,和各个厂的年轻人。歌手唱《水中花》他们就跳慢四步,东安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就跳颠四。

那时最火的歌是潘美辰的《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每次歌手在唱到最后反复的时候有两句和声,原版磁带里是潘美辰自己录和音的。东安经常到那两句就主动伴唱,嗓子很高,偶尔他心情不好,就不唱,我就会回头看他,然后用吉他弹出那两句。

后来因为我开始找对象,就懈怠了,谱子也不写,直到有一天东安找来了新的吉他手代替我的位置,我有些不高兴,但也没太当回事。后来大家各自胡混,听说他们去了南方,后来听说他们回来了,又听说他们散伙了。

我们有十年没有再见面。我从同心路,进了城,2003年去了银川一家星级酒店里的歌舞厅混饭。

有一天舞台上需要一个鼓手,我就又想起东安了,请他来打鼓,性格还那样,不顾场合地大声哼唱和讨论流行音乐。过了几天,东安提起他媳妇,来自内蒙的草原女子,名字挺长说他们快离婚了,又过了几天,东安几乎天天喷着满嘴酒气来上班,我说以后上台前别喝酒啊,他支吾着。

一天我问他,现在还唱不唱歌。他说以前在南方唱刀郎的歌,我说那你能唱就唱,养家糊口嘛。一个月后,他终于离婚了,更是每天喝得两眼通红。我劝他的同时,也暗示他,这个小城市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天挣一百块钱,现在他连刀郎的歌都唱得晃晃悠悠快上不去了。他说,调太高了。

东安后来就不怎么唱了。我们在前进街夜市摊子喝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几次张张嘴,想提十几年前的旧事,但是都咽下去了,就像往常一样喝了一场后,我们作鸟兽散。我也结束了混场子生涯。

我又见到东安,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那次是我喝多了,不知道怎么回的家,第二天老婆告诉我是东安送我回来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他,他就礼貌地说没事,以后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这次,东安说话从头到尾没有带一个“我×”。

中石化十建公司在银川的施工现场

同心路
1992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同心路口摆了一个烟摊。旁边有一个卖眼镜的,叫老陶,浙江人,两口子,都是小个子,很瘦。那时候,同心路还没有盖大市场,里面是个菜市场,外面一条小马路两边挤满了商贩,百货齐全。小偷逐渐也多了,在街上横冲直撞,好几次见到他们偷东西偷炸了,和事主吵架,有时候干脆就打起来。

老陶一般老远见他们走过来,就会掏出烟来,递烟打招呼。有时候他们几个路过老陶摊子的时候,从眼镜架上随手拿个眼镜,戴上,对着镜子照一照,就走。

老陶就会赶紧说,哥们,哥们,给个本钱,我不容易。对方一般会半笑着耍赖跑掉。有几次他们喝了酒来拿眼镜,老陶刚上来夺,对方上来就是几炮锤,老陶老婆就过来拉,就连他老婆一起打。两口子就经常被打得满身伤,还总是不松手,也不还手,只是一个劲说,你给我个本钱,给我个本钱……最终是抢不过的,他会气喘吁吁去擦自己的血迹。

我觉得那一年同心路挨打最多的人就是老陶。即使这样,第二天早上八点钟,老陶会准时在同心路口摆出他的眼镜架,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递烟。有一次深夜,我经过他们家门口,看到他家一屋子眼镜片和眼镜框子,两口子在安装,然后很熟练地贴上标签。

2009年,我回银川,看到几个大的商城都翻新了。同心路也盖了新市区最大的商城,叫浙江商城。据说开发商是老陶的朋友,于是老陶参与了集资,买了好几间大房子,他现在在同心路有最大的两家店了,很大的招牌很大的字:“老陶眼镜店”。

有一次,我回同心路,去他店里买了个东西,见到了留着油光大背头的老陶,已经微微发福。我像以前一样客气的和他打招呼,他对着镜子很小心地捋了下头发,很从容地转过脸来和我打招呼,问我和家人可都好。他的伙计忙前忙后,任何顾客如果提出异议或者来反映售后问题,伙计都会不屑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店,你还不相信我们吗?”在我一根烟的时间里他重复了至少三次。他老婆依然忙碌勤恳,对每个人很客气,只是在她转身的时候,看出来,有些老了。

我在兴盛面馆吃面的时候,看到那几个一样老了的小偷,他们已经不偷了,我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我心里说,现在你再去老陶那儿抢个眼镜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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