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施会在尼泊尔推行生计发展项目，向互助小组成员提供发展基金，为农户提供种子、肥料、耕具，提供种养殖技培训和相关的农业信息，协助农户增加粮产和收入，改善生计。摄影：Jisu Mok
把镜头对准贫困农民、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城市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记录他们共创“无穷世界”的精彩瞬间。一直致力于消除贫穷的乐施会深知影像语言力量的重要性，他们除了实际地协助贫穷人改善生活及持续发展，积极回应人道危机，提供救援，并协助恢复生计之外，还用纪实影像传播“构筑‘无穷世界’”的主张。
肯尼亚图尔卡那地区的妇女和女童，每天都要长途跋涉寻找水源。乐施会支持开凿地下水，12500 名村民有了方便、清洁的水源。村民唱歌跳舞，热烈庆祝终于解决了缺水问题。摄影：Kieran Doherty
“乐施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图片展”的作品中大多有着含蓄的影像语言。在这里，弱势群体不是被拯救者，而是始终与贫困和不公抗争，追求希望的全人类中的一分子。
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高海浪冲击、台风、洪水和干旱等灾害频繁。乐施会自1993 年在当地推行发展项目，协助妇女、无耕地农民、低收入工人和老年人等最贫困和脆弱的群体改善生活，适应气候变化。摄影：黄嘉庆
一个没有贫穷和不公的世界，每个人都能享有美好生活，是乐施会“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原则的体现。乐施会认为，贫穷源于不公正和结构性原因。为解决贫穷问题，乐施会运用全面、实用、创新和可持续的手法开展倡导、研究、教育、发展和人道。
Aysha 是埃塞俄比亚西蒂地区的牧民。西蒂是埃塞俄比亚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妇女每天有干不完的活：长途跋涉取水、放牧、照顾孩子和家庭。摄影：潘蔚能
关于人性，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称其善者如《三字经》开篇之所言；有言其恶者如荀子；还有辩其亦善亦恶或无善无恶者如杨雄（西汉）与告子。尽管众说纷纭，但毋庸置疑的是，人之为人乃是超越兽性的结果；就势而言，无论人性源起如何，其归宿终究是向善的，否则人类就不会写就一部与恶抗争的文明史。在席勒（Johann Schiller）那里，这种善恶之间的对峙被称为“形式冲动”和“理性冲动”的较量，在他看来，人不断克服前者以走向后者的过程中，审美教育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Sokore Tunna 住在埃塞俄比亚中部一个农村。她以种玉米为生，家里半年都缺粮。最小的儿子因为营养不良，常常生病。她最大的愿望是学习新耕种技术，获得小额贷款购买蔬菜种子，赚取收入。摄影：潘蔚能
对照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说席勒之言不无道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哪一个阶段，善常常是隐而不显的，它所标示着的那些人类有别于禽兽的精神范畴，如爱、同情以及对和谐的追求，更多地寄寓于艺术作品之中，经由直指内心的动人形式传递着共同的美好理想，让同时代的人相互勉励，让后辈继往开来⋯⋯
高大哥一家四口租住在安徽省合肥市一个名为小朱岗的“城中村”城区，他靠在建筑工作做散工维持一家人生活，希望一双儿女好好学习改变命运。居住在小朱岗的外来流动人口约1 万人，乐施会支持伙伴设立流动人口活动中心，提供就业信息、家长课堂、法律知识讲座等。摄影：王文燕
作为一种可以即时记录客观事物的影像媒介，摄影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触动社会即时反应的语言力量。80年前，兰格（Dorothea Lange）在美国加州一个尘土飞扬的豌豆采摘营地拍下了一张题为《流离失所的母亲》（Migrant Mother）的照片，作为大萧条时期困难生活的一个特写，这张照片的传播影响了美国农业政策的修定，其结果惠及农民、农场主和农业生产。当然，兰格当时拍摄的照片远不只一张，同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在从事着类似的工作，或许最终推动政府改进的是一整套更为系统的数据资料，但若非这张照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结果则很可能会完全不同。这是一张特写的人像摄影作品，其中没有衰败时代的大景象，但母亲眼中的绝望与麻木、孩子们埋下的头深深地刺痛了每个观者的心，影像如此之真，以至于愿望中的美好毁灭殆尽，而在残酷现实中隐匿了的善却因此而得以现身，并随着影像的飞速传播付诸行动。
云贵交界彝良威宁于2012 年9 月发生地震，乐施会迅速发送救援物资。乐施会坚持把救援资源集中投放在容易被外界忽略的农村贫困边远灾区，强调社区的参与性、关注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社会性别、注重救援的时效性和效率、问责性, 并与当地政府及民间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摄影：冯明玲
57年后，一位叫卡特(Kevin Carter）的南非摄影师以更残酷的影像语言激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人性的反思。他这幅令人心碎的著名作品——《饥饿的苏丹》（The Starving ofSudan）——除了让世界关注并援助处于战乱中的苏丹难民之外，还引发了摄影的伦理反思：“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佛罗里达一个记者的专栏文章）尽管这一论断过于极端，但却呈现出影像语言更深层的力量，就人性的沉思来说，它不仅提供外向的启示，而且也因拍摄者置身其中而激励自我指涉的反思。
同西方人的直白相比，那幅已经成为希望工程标志的“大眼睛”（《我要上学》/谢海龙）以中国文化的含蓄方式提醒我们对人性的另一种沉思。这是一张讲述沉重话题的照片，但在它那戏剧性的光影间，撼动观众的不是悲苦，而是困境中的希冀，一种尽管还十分弱小但却充满尊严的力量，一如人之为人的那种原初力量。
乐施会这组充满阳光的照片，没有呈现艰难的一面，但通过许多细节暗示出“灭贫”仍是未尽的事业。或许悲苦的图像更能激起人性之善的暴发，但常态化的善念、善举、善行才是消除恶的根本之道，也更加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