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泽劲、黎亭 图/周海翔、李东明支持机构/让候鸟飞公益基金
农田施用的杀虫剂和化肥、工厂中排出的污水、矿场流出的酸性溶液等污染海洋和湿地，
造成鱼类等死亡，鸟类和人类都有可能因为吃了这些生物而中毒。
大海涨潮与退潮之间的区域，被科学家称作“潮间带”。潮间带滩涂湿地是迁徙于南北半球候鸟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我国的滩涂湿地维系着世界上超过230种、5000余万只野生水鸟的生存。周海翔介绍说，潮间带是滨海湿地的组成部分，但是最具生态价值和生物多样性的地带之一。
但潮间带因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地势平缓、利于填埋、无人占有或居住的特点，因而最受填海造地项目青睐，也成了围填海最为集中的区域。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湾这3个关键的候鸟栖息地，各种类型的填海行为最为严重，因为这3个区域围填海造价成本最低。
不当的土地使用、海洋开发给候鸟和它们的栖息地以及自然生态带来巨大的威胁，也将付出巨大的生态成本。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的2011年度报告指出，我国滩涂湿地的开垦所造成的生态损失（包括水源净化、氧气补给和土壤形成等自然过程）每年超过1800亿元。而且，潮间带泥质滩涂是海洋生态系统中最脆弱的区域，一经围填就不可恢复。周海翔在参与辽宁丹东、大连、营口，河北唐山、沧州，天津滨海新区，以及山东东营、潍坊等地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围填海工程存在未批先建、无环评情况。
国家林业局此前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湿地面积为8.01亿亩（折合5340万公顷），而根据我国《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到2020年中国沿海11省市还有24.69万公顷围填海指标。中国湿地面积8亿亩的“红线”面临巨大压力。
为此，周海翔等专家这些年来一直在建议：修改《海洋功能区划》及《海洋生态红线》，保护潮间带滩涂；建议不再开发尚未开发的自然海岸的潮间带，限制开发已开发的潮间带泥质滩涂；建议加大围填海项目环评执行和监管的力度⋯⋯
无奈的“自救”路，还是生态灾难的“引子”
“鄱阳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日，落时不见湖边草。”
鄱阳湖，不仅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内陆淡水湿地生态系统保持完整、湿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1992年鄱阳湖的生态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也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
鄱阳湖吸引了许多珍稀濒危水禽、越冬珍禽，被誉为“候鸟天堂”“珍禽乐园”。每年到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多达60万-70万只，鸟类有312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有52种，其中包括占全球种群99％的极危物种白鹤、90％的濒危物种东方白鹳、50％的易危物种鸿雁和白枕鹤。2015年年底，在鄱阳湖的过冬候鸟中还首次观测到了被称作“鸟类中的大熊猫”的中华秋沙鸭。此外，鄱阳湖还是淡水鱼的重要基因库，鱼类种类约占长江的三分之一，现有淡水江豚野外种群的近一半生活在鄱阳湖。
2016年，一进入秋季，鄱阳湖就提前“喊渴”，湖区水位骤降，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跌破枯水线。湖床因大面积裸露而出现了万亩“草原”。事实上，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一瘦再瘦”、枯水时段延长等方面的新闻，几乎每年都要屡见报端。
为何鄱阳湖一“瘦”再“瘦”？据江西省的相关调研报告显示，长江干流上游水库群汛后蓄水是鄱阳湖秋冬季低枯水位的关键原因。受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群汛后蓄水引起的长江中下游径流减少、清水下泄冲刷引起的河道下切等因素影响，致使鄱阳湖出现出流量加大、枯水期延长等重大变化。自身生态的脆弱固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可归结为外部原因。作为长江流域仅剩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鄱阳湖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中，在外部危机没有消除之前，自身再作努力也收效有限。
在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修一道闸门，人为控制鄱阳湖的水量——鄱阳湖控制工程的设想应着“人定胜天的自信”而诞生。鄱阳湖拟建水利枢纽工程的方案一提出，备受国人关注，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争议，一直在处于“该不该修”“该如何修”的争执漩涡中。从最早的“建坝发电”，到现在“调枯不调洪、建闸不建坝、拦水不蓄水”的方案，鄱阳湖控湖工程已进行多次修改和调整。建闸思路，也由最初的“调枯控洪”改为“调枯畅洪”。
这是一条无可奈何的“自救”路，还是欲益反损，导致更大的生态灾难的“引子”？
森林、海洋和湿地一样， 是地球上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之一。人类掠夺性的开发造成了
人与候鸟等野生动物争夺栖息地，而候鸟往往是失败者。
鄱阳湖是一个过水型、吞吐型、季节性的湖泊，易变性是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脆弱性表现的特殊形态之一。因此，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动态湿地生态系统，夏季丰水期湖深水阔，湿地生态系统演化为湿地生态系统，冬季枯水期则湖浅水少，湿地生态系统演潜为陆地生态系统。
质疑或反对的观点认为，得益于与长江的自然连接，鄱阳湖最关键的生态特征为典型的季节性水文节律变化，修成后的“闸门”关闭，将改变千百年来的“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自然演替规律，对植物群落生长、水体的洁净等产生不利影响，而造成栖息地的丧失。毕竟湿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不是水越多越好。
2009年，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没有作为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获得批复，国务院要求“该工程单独论证”。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国家发改委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提出：拟不再审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请江西省转入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作。目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
风电场、水坝等的建设对鸟类的栖息地和觅食、迁徙、繁殖、存活等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
而同时，江西省，今年首次划定了湿地面积保有量和全省湿地生态保护红线，力争到2020年全省湿地零损失。
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增长压力、人口膨胀等重重现实压力，以及水利工程建设、围湖造田、人为污染、过渡捕捞等人为威胁的叠加，使内陆湿地生态系统和物种面临严峻危机。过度开发、无限制的开发、掠夺式的开发成了破坏湿地生态的主要原因，曾经导致内陆湿地湖泊大量地被“蒸发”、被“瘦身”。
有种叫斑尾塍鹬的候鸟，从阿拉斯加飞到新西兰，可以连续飞行9个昼夜。人们感慨候鸟生命力的顽强和种族延续的悲壮，但再顽强，也得有个落脚地，当体力和脂肪消耗得差不多了，候鸟俯瞰大地寻找食物补给时，发现曾经的栖息地变成了人类的工地，难觅一处可供觅食和休憩之所，最终只能力竭落水而亡。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
不管是滨海湿地、内陆湿地或其他类型的湿地，同森林和海洋一样，是地球上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之一。只着眼于项目带来的当下利益，而忽略长远的生态利益，才会出现人类与候鸟争落脚的盲目开发。有的地方，总想让别的地方去承担生态保护的责任和成本，认为当地的候鸟栖息地被破坏了，候鸟有翅膀，大可飞到别处去安家。
“候鸟选择的栖息地，通常是具有特殊资源的地块或停歇地。”周海翔介绍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是美好的期盼，事实上候鸟很难适应栖息地的变化。再说了，如果人人都指望着别处能为候鸟留下一块栖息地，那结果只能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让我们的湿地面临着更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