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法常，号牧溪，俗姓李，蜀人。
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 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启导者”
法常以禅宗画闻名，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认为：“山谷(黄庭坚)自谓因参禅而识画，此或为以禅论画之始。”中国古代的禅宗，本以印度的佛教为基底，但到了华夏之后，便很快与中国土著的道家庄学相“嫁接”，从而形成了一种“释迦其表，老庄其实”的新的哲学。这种由震旦文化和天竺文化交会融通而产生的新的哲学，给中国文化以深刻的影响，翻开一部中国绘画发展史，随处可见禅家的活跃身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人画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禅家哲学的精神乳汁。
法常 《六柿图》
在中国绘画史上，受禅家思想的催化鼓荡，或曰为禅家思想所孕育的直接产物起码有两个：其一是滥觞于晚唐而极盛于两宋的禅宗画，其二是晚明董其昌旨在整顿文人画秩序，规范文人画风的南北分宗。
--禅宗画与文人画--
禅宗画和文人画虽然压制形与色的充分发展，但却并不排斥、拒绝形与色的合法地位对形与色采取一种既若即若离，又未即未离的二元取向不同，禅宗画是一种幻想型的艺术范式。在这种范式的创构情境中，不论题材、内容，还是造型、色彩，皆已冲出客观事物自然形态的具体规定，不仅大大地淡化了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的传统，而且有时甚至最终取消了创作规律对于画家的必要制约，而完全以一种无意识的幻觉所洞察到的所谓“佛性”为旨归。显而易见，由于禅宗画是一种从惯常的“造型语言”中解放出来的抽象化了的佛性，或曰是一种释放心智力量和内心体验的操作游戏，所以不论在价值学方面，还是在形态学方面，皆与正宗的文人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文人画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借以逃避尘世困扰，摆脱功利羁绊的精神园圃，故而两者之间还是时时发生着某种形式上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
明代文人画家沈周受南宗禅门画家法常禅画笔墨意趣的启迪，开创出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全新画法，并从而导致了“青藤白阳”水墨大写意的惊人画风，便是这种紧密联系的一个典型例证。
下面来举例 --沈周-- 青藤白阳--
沈周《花卉图册》之三
明 陈淳 《牡丹图》
明 徐渭 《墨芍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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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写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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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伪之辨--
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此卷非“宋画原迹”，而沈周的题跋却是真的，是“后来给人拆开移配在这个摹本”上的。由此可见，沈周对法常的画法的确非常赞赏，且受其甚深的影响。“不施彩色，任意泼墨渖，俨然若生”，与《图绘宝鉴》待著述中对法常画风“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饰”的概括完全相符。因此，法常的这一画法，无疑是沈周写意花鸟画的渊源之一。而又由于沈周乃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开创者，故而，亦可将法常视为文人写意花鸟画的启导者。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写意花鸟画并非自沈周始，如较沈周稍早的宫廷画家林良，“取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巉唼容与之态，颇见清远，运笔遒上，有类草书”(《无声诗史》)，也无疑是写意的，但其剑拔弩张的风骨却并不属于文人画。另外，据相关史料记载，最早的写意画应出自北宋僧人仲仁之手，《图绘宝鉴》谓其：“以墨晕作梅花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所谓写意者也。”可是，由于某种历史的偶然，他却并未能给沈周以直接的影响，而给沈周以直接影响的却是法常。
法常 《猿猴图》·被视为日本国宝
日本及欧美的学者在出版的有关中国绘画史的记载，或画家评论中，一致予以牧溪极高的评价，他们推崇牧溪为最伟大的画家，牧溪的观音、猿、鹤、渔村夕照等图，是我国自中唐以来所发展的水墨画中，艺术境界最高的结晶品，也是东方艺术史上罕见的杰作。研究禅画的学者，推崇牧溪是禅画大师，他的画是禅画中的极品。牧溪的绘画风格是简逸豪放，自然清净，空灵淡泊，不论是造型、用色、用笔、运墨，都能摆脱形似的束缚，以率真的笔意，单纯的墨色，追求形象之外的意境创作，表现了简洁凝鍊的风格。牧溪绘画，从淡彩到淡墨到一片空白，所表现的另一种风格是淡泊。同时他也是位具有文学气质的画家，他的绘画创作，是善于诗与禅的手法，把故事意象的感染力量同水墨画的表现结合为一。
牧溪所创造的美，恰好满足了日本文化自身的发展需要，于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因素顺利进入到日本本土文化当中，并且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经过岁月的冲刷，最终融汇成为日本传统美的一部分。这正是牧溪在日本获得崇高地位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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