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确定了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截至目前，已公布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目录。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2012年6月2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的通知，37件(组)一级文物自即日起禁止出境展出；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20.1厘米，为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的葬具，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
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
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
陶鹰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该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时期文物，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
陶鹰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体健硕，双腿粗壮，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鹰眼圆睁，喙部有力呈钩状，结构简洁，威武雄壮，彰显出一种强大的张力。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紧密结合似背抱状，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该鼎周身光洁不加纹饰，造型上既强化了雄鹰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统一。仰韶文化以精美彩陶而著称，鹰形陶鼎的问世表明此时的人们不但擅长彩绘图案的创作，在造型艺术方面也有很强的实力。
青花釉里红瓷仓 江西省博物馆馆藏
又称红釉堆塑楼阁式仓，是元代瓷器珍品，造型别致，属于随葬明器，青花釉里红瓷器物本已非常罕见，这种楼阁式瓷仓且有明确纪年的样式，迄今仅此一件。1974年出土于江西省景德镇。
瓷仓通高29.5厘米，横宽20.5厘米，进深10厘米。整个楼阁，形式上是一座宴乐厅。全仓部分施影青釉，部分施红釉，并以青、红彩绘点缀装饰。青料呈蓝灰色，釉里红呈紫红或红褐色，色彩调配庄重，使整个楼阁亭台浑然一体，凝重秀丽。楼阁高低相错，主次有序，充分表现了元代时期江南木结构建筑的特色。
人面鱼纹彩陶盆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珍品，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
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
彩陶舞蹈纹盆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彩陶盆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底部10厘米，马家窑文化，1973年出土于犬通县上孙家寨遗址第20号汉墓。该陶盆卷唇平底，内壁绘有四道平行带纹，最上一道较粗，口沿处也由一圈带纹，上下两组纹饰间有舞蹈人三组，每组两边用内向弧线分隔，两组弧线间还有一条斜向的柳叶形宽线。舞蹈纹每组五人，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上有辫发，外侧的两人的一臂均为两道线，似为表示舞蹈动作之意。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人物的体侧都有一尾状物，大约是模拟动物的一种装饰。舞蹈人足下的四道平圆圈线，可能是表示人们在湖边进行舞蹈表演的场景。盆的外壁用三道线装饰，它模拟着三道绳圈将陶盆紧紧地捆扎着。
该作品画面简洁，线条明快，笔法酣畅，所表达的舞蹈语言相当丰富、准确。透过静止的画面，仍能让今人感受到远古的舞蹈艺术家击节踏歌、肢体扭动时强烈的节奏感的特点。不仅让我们形象地观赏到五六千年前“舞蹈艺术家”那幽雅美妙、整齐划一的翩翩舞姿，而且能感受到原始社会欢快、浓烈的部落节日气氛。
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口径9.2厘米，高33.4厘米，马家窑文化，1974年出土于青海乐都县柳湾采集。泥质红陶，侈口，口沿外翻，短颈，鼓腹，腹下部内收，平底，腹中部有对称的环耳。器正面自领至腹部有堆塑和彩绘相结合的裸体人像，似为男女两性的复合体。器身施黑彩，器背面和两侧绘圆圈纹，圈内填网格状纹饰。
这件彩陶壶头像部分就运用了雕镂、贴塑、刻画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头部的各器官既安排得恰到好处，又注意表达人物的表情，使人的面部显得生动传神，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推测此壶可能与祭祀或巫术活动有关。
彩陶网纹船形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高15.6厘米，长24.8厘米，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该器为泥质红陶，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两端突尖，颇像一只小船。在两侧的腹部，各用黑彩绘出一张鱼网状的图案，鱼网挂在船边，似正撒网捕鱼，又像小船刚刚捕鱼回来，在晾晒鱼网。陶壶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
此彩陶船形壶为盛水器，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或酒壶类物品。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尤其是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者捕鱼结束将网搭在船边晾晒的情景，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让人联想到渔船、渔网、捕鱼活动等水上生活场面。
彩绘蟠龙纹陶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通高9.0厘米 口径37.0厘米，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1980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2号墓。这件彩绘龙纹陶盘出自陶寺遗址的大墓中，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从陶寺的龙纹陶盘开始，我国的龙形象的演变发展，延续至今。
彩陶八角星纹豆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口径26厘米，足径14.5厘米，通高28，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豆为盛食器，也是祭祀用的礼器。此豆口沿上用褐、红彩绘对顶三角形与若干线条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上绘有5个方形八角星状纹饰，纹饰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
青釉堆塑谷仓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高46.4cm，口径11.3cm，底径13.5cm，三国·吴，1935年浙江绍兴三国墓出土。该器以百鸟争食、欢庆丰收、牲畜满栏等题材的立体雕饰展现了1700多年前江南吴地庄园五谷丰登的场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此器用来随葬，称为“冥器”（又称“明器”），目的是祈望死者仍能保持生前的种种享受。
青釉虎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虎子高约15厘米，前后长约20厘米，吴“赤乌十四年”款，1955年江苏省南京市赵土岗出土。虎子起源于战国，风行于汉及六朝，因器形似虎而得名，总体造型基本一致，每个时代在细部刻画上有所不同，这件虎子通体浑圆，斜颈圆口，上有弓背奔虎状提梁，并刻有细纹，既美观又防滑。“虎头”向上仰起45度，嘴巴张得圆圆的，目视远方，腹下有缩状四肢。全身饰淡青釉，造型摆脱了僵硬强求外表形似的模式，注意对内在精神的表现，精巧而又不失质朴。
此器出于中国早期最主要的窑场——越窑，这种动物造型的大量出现和演变，改变了越窑瓷器风格单一的局面，形成了崭新的艺术风格，这也是当时社会正孕育着重大转型的鲜明特征。
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 南京市博物馆馆藏
三国·吴，1983年江苏南京雨花区长岗村出土。
青釉神兽尊 南京博物院藏
高27.9厘米，口径13.2厘米，西晋，1976年江苏宜兴周处家族墓出土。尊的造型为盘口短颈削肩鼓腹平底，象个大鱼篓。器表由肩至腹堆塑面目狰狞的神兽纹饰，兽首昂起，双眼仰视，张口含珠，四肢紧贴前胸及下腹，前肢上举，后肢伏地蹲坐，两侧刻划双翼纹，背后有耸起的脊毛五撮。双翼及翎毛用线条刻划的手法简单勾勒，使兽毛轻柔的质感跃然壁上。匠师紧紧抓住器形削肩鼓腹的形体特征，运用夸张写意手法，以盘口作兽的头顶，以器腹为兽腹，以器耳为兽耳，兽爪兽脊等都有序地布列在器物的各个部位。让人“尊”、“兽”难辨，显示了高超的雕塑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确是独具一格的青瓷精品。
青釉仰覆莲花尊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高63.6厘米，口径19.4厘米，足径20.2厘米，北齐青瓷，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该尊侈口、长颈、溜肩、长圆形腹、高圈足。口沿下有桥形耳一对，肩部有六系，并附盖。通体有纹饰十三层，除颈部贴塑宝相花及压印团兽纹外，其它均为莲瓣纹。盖纽下双重覆莲瓣，盖沿边上翘双重仰莲瓣，上腹三层覆莲瓣，下腹双层仰莲瓣纹。整体纹饰雕塑整齐细腻，上呼下应，富丽堂皇。莲花尊的纹饰内容与佛教密切相关，用于随葬代表逝者的一种精神寄托。
白釉绿彩长颈瓶 河南博物院藏
高22.5厘米，口径7厘米，北齐，1971年河南安阳范粹墓出土。此器为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白瓷。造型规整、古朴，胎质细白，白釉较光润，是北朝瓷器中的精品。器白釉施绿彩，开创了中国陶瓷釉彩装饰的先河，它是单色釉向彩色釉发展的重要一步，为色彩斑斓的唐三彩奠定了工艺基础。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早期的瓷器均属于青瓷系统，白瓷的生产要晚于青瓷，白瓷生产的条件比青瓷更为严格，必须降低胎、釉料中的铁的含量。白瓷的出现，标志着制瓷工艺的巨大进步，它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以后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 天津博物馆馆藏
高18.5厘米，口径5.2厘米，腹径11厘米，底径2.5厘米，隋代，器单颈双腹，饰有捏塑双龙形柄，龙头摊入瓶口，通体施白釉，瓶底刻有“此传瓶有□”，可知此器名为“传瓶”。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曾出土类似的一件，但无铭文，故此瓶的年代也应为隋代。此器造型独特，制作精致，胎细质坚，釉质温润洁白，显示出隋代白瓷生产的水平，为隋代白瓷的佳作。器身刻有其名称，在古代陶瓷中较少见，为研究古代器物的名称提供了实物资料。
青釉凤首龙柄壶 故宫博物院藏
通高41.3cm，口径19.3cm，足径10.2cm，唐代宫廷御用瓷器。此壶造型奇特，纹饰新颖，盘口形、细颈，斜溜肩，腹部自上而下逐渐圆鼓，下腹缓收，圈足呈喇叭形。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凤的嘴下啄，凤头扣在壶的口沿上，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通体青釉，有玻璃质感，光滑圆润，带有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遗风，为唐代青瓷中的典型器物。壶体以塑贴和刻划技法装饰，纹样繁复，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粗细搭配，疏密有致，十分协调，富有美感。这件青瓷凤头龙柄壶，堪称为唐代瓷器中的瑰宝。
鲁山黑釉蓝斑腰鼓 故宫博物院藏
长58.9厘米、面径22.2厘米，唐代。此鼓呈长圆筒形，两头粗，中间细，即所谓“广首纤腰”。通体施黑釉，匀净的釉面上闪点着几十块蓝色彩斑，宛如黑色锦缎上的亮色装饰，静穆而典雅，又使原本凝重的黑釉变得活泼跃动充满生机，装饰效果极佳。鼓身凸起七道弦纹，一方面起着装饰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烧成时又能起着控制彩釉流动变化的作用，可谓构思巧妙。
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高58.4厘米，长43.4厘米，唐代，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5个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骆驼载乐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青釉褐蓝彩双系罐 扬州博物馆
高29.4厘米，口径16.2厘米，底径19.5厘米，唐长沙窑，1974年江苏扬州石塔路出土。器施釉下彩绘，用褐彩和绿彩相间的联珠纹组成卷云和莲花纹，装饰奇特。彩绘纹样不仅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韵味，而且带有异国情调。联珠纹应是受波斯萨珊王朝装饰纹样的影响而移植和演化而成的，也反映出唐代陶瓷在制作过程中，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
釉下彩绘在唐代长沙窑广泛使用，它打破了中国青瓷的单一釉色，丰富了唐代陶瓷的装饰技法，对后来釉下彩瓷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在中国釉下彩彩绘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器形体较大，纹样精美，造型端庄，反映了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瓷发展的最高水平，实属罕见。
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临安市文物馆馆藏
通高66厘米，口径36.5厘米，底径41厘米，唐越窑，1980年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器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胎体通施白色化妆土，上绘褐彩，表面施青釉，色泽青黄。器身饰釉下彩云气、如意纹等八组图案。该器器型罕见，形体高大，造型端庄，采用堆贴、彩绘和镂雕的装饰技法，制作精美，工艺精湛，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越窑的釉下彩绘瓷较为罕见，故此炉弥足珍贵，且为明确纪年墓葬出土，保存完好。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
高58厘米，长43厘米，唐代，1959年陕西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骆驼昂首直立于长方形座上，张口嘶鸣状。驼背铺有带花边圆形垫子，其上搭一平台，用刻花毯子覆盖，其上有七个男乐俑盘腿朝外坐于平台四周，手持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笛、萧正在演奏，中间立一体态丰腴载歌载舞的女子。施蓝、绿、黄等单色釉。造型新颖，器形硕大，骆驼健壮，人物表情丰富，形象逼真，陶塑艺术精湛，色彩艳丽。为研究唐代雕塑艺术、音乐舞蹈、人物如实提供了宝贵资料。且为墓葬出土，制作精美，造型在三彩器中极为罕见。
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 苏州博物馆馆藏
五代越窑，1956年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此件器物由碗和其下的盏托组合而成，通高13.5厘米，其中碗高8.9厘米、口径13.9厘米；盏托高6.6厘米、口径14.9厘米、底径9.3厘米。从托盏露胎处可见瓷胎呈灰白色，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釉色滋润内敛，捩翠融青，呈现出玉一般的温润感。
在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考古发掘之前，这件莲花式托盏一直被称为“青瓷”，随着法门寺地宫13件越窑青瓷被确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瓷秘色”(即秘色瓷)之后，这件“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有了一个更为重量级的身份——五代、北宋年间秘色瓷标准器。
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
通高18.3厘米，腹径14.3厘米，腹深12厘米，五代耀州窑，1968年陕西彬县出土。此壶设计巧妙，由于注口在器物底部，注水时需将壶倒置而得名。通体施青釉。装饰技法有刻划、堆贴等，堆贴子母狮生动形象，刻花缠枝牡丹纹有浮雕感，线条流畅，为五代时耀州窑的产品。
耀州窑唐代开始烧造青瓷，五代时期受到南方浙江越窑的影响，主烧青瓷，且青瓷质量比唐代明显提高，五代时期是耀州窑青瓷的成熟期，此壶为五代耀州窑瓷器中罕见的珍品，新颖别致的器型、犀利清晰的刻划纹饰、青翠欲滴的青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犹如鬼斧神工之作，保存完整。
天青釉弦纹樽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汝窑，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17.8厘米。此樽直口，平底，口、底径度相同。外壁近口及近足处各凸起弦纹两道，腹中部凸起弦纹三道。下承以三足。外底有5个细小支烧钉痕。里外满施淡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纹片。
此樽仿汉代铜樽造型，器形规整，仿古逼真，釉色莹润光洁，浓淡对比自然。瓷樽始于宋，汝窑、定窑、龙泉窑均有烧造，为陈设用品。目前所见传世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只有两件，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以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也收藏一件。
弦纹瓶 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官窑，高33.6厘米，口径9.9厘米，足径14.2厘米。瓶洗口，长颈，圆腹，高圈足，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带。颈至腹部凸起7道弦纹。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器身布满大片纹，纵横交错。
此瓶仿汉代铜器式样，线条简洁雅致，凸起的弦纹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增强了器物的装饰性。形体高大，造型端庄古朴，线条优美，釉色给人以凝厚深沉的玉质美感，器体有“紫口铁足”的官窑器特征，为官窑瓷器的上乘之作。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故宫博物院藏
高32.6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21厘米，北宋。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鼓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塑贴条形方棱，俗称“出戟”。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圈足内壁刻划数目字“三”。
此尊为官窑的产品，造型古朴端庄，形体高大，胎细质坚，为钧窑中的珍品，为宋代宫廷使用的典型陈设用瓷，后为明清两朝皇帝所珍藏。
在宋代钧窑瓷器的传世品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出戟尊则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10件左右，除此件以外，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代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钧窑丁香紫釉出戟尊等。
西汉“滇王之印”金印
金印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边长各2．4厘米，高2厘米；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曲，并有鳞纹。滇王金印的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个有特殊地位的内臣。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
此器通高38厘米，盖直径30厘米，器作铜鼓形，有底有盖。腰部有线刻的狩猎图案，共八人，胯下系宽带，上束至腰际，手中各持兵器作追赶野兽状。器盖上铸52个人物和1猪1犬。鼓面中央立有1对蛇盘绕的圆柱，柱顶立1虎。柱右和柱前是3个或被双臂反绑、或戴锁枷的裸体人，当为用来祭祀的牺牲。旁边1位乘坐4人肩舆的贵族妇女，可能是主持祭祀仪式的女奴隶主。两侧边沿还各有1鼓。此器反映了古滇国神秘的祭祀文化，真实地再现了古滇国杀人祭神的场面，是目前所见唯一的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雕，以具体入微的写实手法再现了滇国社会生活的大事件，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1955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
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此器是古滇青铜器中的独有器物，是滇王和贵族用来盛放海贝和珍宝的宝箱，场面大，人物多，再现了杀人祭柱场面，雕琢细致，是古滇国社会历史的真实缩影，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
此帛幅高约48厘米，宽约85厘米，用隶书写在整幅帛上，内容可以分为经文和传文。经文即《六十四卦》，与传统的今文本、古文本等对比，不仅卦名不同，而且卦序、卦辞和爻（yáo）辞也有差异，可称别本《周易》。帛书《周易》的编排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它经文在最前面，随后分说经文，再通论大义，又于论说外记事，最后是传《易》经师的言论。《周易》中所蕴含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及其所推演的象数理论，都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国文化圈内各国人士的思想习惯及人生态度。此帛书共93行，约5000字，帛染朱红，字以墨书，比较完整地抄录了《周易》即《六十四卦》全文，每卦开头均绘有卦图，与通行本比较，主要是卦序、卦辞、爻辞有许多不同，是《周易》最古的抄本之一，对校勘订正通行本《周易》、研究《周易》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1号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西汉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
此漆奁高21厘米，长48.5厘米，宽25.5厘米，盝顶式长方形，木胎，奁身满布凸起的云气纹作装饰，其作法是先以白色沥粉勾出高起的线条轮廓，再用朱、绿、黄三色漆勾填出色彩灿烂的云气纹，其髹饰手法和风格与同一时期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黑地漆棺上的云气纹技法相一致，均具有立体效果，富有浓厚的装饰风格。奁上凸起的线条称作“识文”，“识”有高起之意，阳识和堆起都是在器面上堆出花纹作装饰，统称为“堆漆”。此墓的埋葬年代为汉武帝十二年（前168年），由此可证实此种漆器技法至少在西汉早期即已出现，后来堆漆的雏形，明代《髹饰录》中被列为“阳识”、“堆起”的漆器，亦可溯源至此时，是目前发现“堆漆”工艺制作的实例之一。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西汉黑漆朱绘六博具
此博具包括博局（棋盘）、棋、直食棋、筹码、骰及博具盒。博具盒，正方形，盒底四角有平足。盒外黑漆，内朱漆。盖呈盝顶形，盖顶锥画飞鸟、云气，并夹杂朱漆绘几何图案。盒内嵌放平板式博局，通体黑漆，再用朱色双线勾出格道和图案。格道按照曲道格式，用刀刻成规矩形纹槽，再把象牙条嵌入槽内，四角有用象牙薄片剪帖的鸟形装饰。盒内一端有穿孔，内置活动木栓，可取出博局，盒内隔成长方形、方形、椭圆形格子，分别放置六白六黑棋子十二枚，二十枚直食棋，十二枚长筹码，三十枚短筹码以及骰子、割刀、削各一件，骰为木质，余均为角质。骰为十八面体，通体髹深褐色漆，每面先阴刻篆体数字一至十六，后用朱色填字和勾划每方边线。六博至迟在春秋时即已出现，战国时很流行，秦汉墓中，现已失传，曾多处出土，皆不全。此六博具局、筹码、棋、骰和博具俱全，实为难得，是罕见的全套汉代六博具实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
此镜直径27.5厘米，是以“出行”“狩猎”为主题的彩绘镜，描写了西汉贵族恣情享乐的生活场景，出自西汉帝都。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形制圆形，弦钮，圆钮座，座底涂有朱红色，钮为三轮覆瓦纹，镜背饰红、绿、黑四色彩绘。图案分内、外区，镜内区淡绿色底上绘云气纹，间以红色花卉；外区朱红色云纹底，上绘四个圆璧形图案，其间绘有树木花草及人物车马，似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彩绘铜镜较少见，此镜的颜料选用矿物质原料，虽历经千年，出土时色彩仍旧鲜亮明丽，与同时期的帛画、彩陶相比毫不逊色，且此镜有出行、狩猎、饮酒等绘画题材作为装饰，别具一格，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1963年于陕西省西安市红庙坡村西汉墓出土，现藏于西安博物院。
46. 西汉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
此器长26.5厘米，直径2.6厘米。圆筒竹节状，中空，由中间分为两段，以子母口套接，为古代车上的伞铤。以金银错出纹饰，用黑漆填补空隙，磨错光平，并以菱形绿松石和圆形宝石镶嵌其中，色彩辉煌。纹饰依竹节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以人骑象为主，山石间有奔驰的马、鹿、兔、熊，以及飞翔的仙鹤、雁、鹰等。第二段一骑士反身引弓射虎为主，山峦间有熊、鹿、羚羊、野牛、猿猴，还有飞鸟等。第三段以一人骑骆驼为主，辅以虎噬豕，以及熊、兔、立鹤、飞鸟等。第四段以一正在开屏的孔雀引颈长鸣为主，辅以虎捕牛，以及熊、鹿、猴、鹤、飞鸟等。四段纹饰主题不尽相同，但都描绘了生气盎然的大自然景象，以及人类的狩猎活动，构成了一幅既富于神话意味又源于实际生活的精美画面。这件伞铤工艺精湛，装饰华丽，是一件难得艺术珍品，是迄今发现的我国乃至全世界最为古老且工艺最为复杂的一件金属铸造文物。1965年河北省定州市三盘山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东汉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
此玉座屏高16.9厘米，长15.6厘米，两侧的支架板上镂雕有两璧相连状的纹饰，每个璧纹饰的内部又都透雕着盘旋着的龙，两条龙的中心又各镂雕有一长方形铆孔。上层屏板正中饰有盘膝高坐的东王公，其下部和两侧刻有跪着的妇人和凤、麒麟、瑞兽等各种各样的纹饰。下层屏板正中是西王母，也为盘膝而坐的造型，其头部两侧饰有日、月状的纹饰，两侧各跪有一女子，周围还饰龟、蛇、熊等动物纹饰。东王公、西王母以及各种鸟兽都取材于东汉时期流行的各种神话故事全屏雕饰神话故事，作者自由、巧妙地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此器由镂空的两侧支架和上下两块屏板铆合而成，纹饰精美，将神话中的人物、景色和动物巧妙地组合一起，是东汉时期玉器中的珍品。此器由几块玉片合成而又制作精美，实属极为罕见，摆脱了中国古代玉器单形器的基本形制，具有开创意义。1969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州市中山穆王刘畅墓，现藏于定州市博物馆。
东汉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
此系该墓男主人外袍面料，为双层两面纹毛织物，由红、黄两色经纬同时织出平纹组织的表里，开成重叠的上下两层，两层组织在花纹的边缘处接结换层，形成两面花纹相同但颜色互异的效果，表面以红色为地黄色显花。袍长110厘米，双袖展开长185厘米，袖口宽15厘米，下摆宽100厘米。交领，右衽，下摆两侧开衩至胯。用红地对人兽树纹罽作袍面，淡黄色绢作里衬，左下襟接缝一块狭长三角形“卷藤花树”纹罽，两袖下半截接缝彩条纹罽。这件罽袍保存基本完好，色彩鲜明，织工技艺高超，纹样带有明显的希腊化艺术风格，是迄今罕见的珍品。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营盘遗址15号墓出土，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秦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
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共1155枚，残片80枚，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为原书标题，其他均为后人整理拟定。《语书》为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简册的一种，是南郡守腾在秦始皇二十年对县、道官员发布的告示。《语书》是窥测秦简全貌的重要文书，对它作进一步的剖析，可以使我们对秦律和公文制度作更深的了解。《语书》共有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关于公布和执行法律的文书，后一部分是关于对官吏要求的文书，前者讲的是法，后者讲的是术。此简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秦岳麓简《数》
岳麓书院藏秦简（下简称岳麓简），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藏的秦代简牍，于2007年12月从香港古董市场购藏2098枚。其后，2008年8月，由香港一收藏家捐赠76枚。竹质墨迹，少量为木质墨迹，书体为秦隶。岳麓简内容分为《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数书》、《奏谳书》、《秦律杂抄》和《秦令杂抄》七大类。《数》的算题涉及《九章算术》的“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勾股”八章的内容,未见到“方程”算题实例。此秦简《数》是目前所见整理的最早的数学文献材料，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数学和秦代的社会经济、法律、军事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2007年岳麓书院购藏，现藏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38. 西汉“皇后之玺”玉玺
此玉玺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是迄今为止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也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枚皇后玉玺。1968年陕西省咸阳市汉高祖长陵附近发现，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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