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拯救，始于扮演一个“不在场”的自己

我仍清晰地记得，多年前第一次看《人·鬼·情》时，内心那种难以名状的震动。它不像一道惊雷，而像一根极细的针，缓慢地刺入，留下一种持久的、隐微的酸楚。作为一个男性观众，我起初是被秋芸舞台上钟馗的磅礴气概所吸引，但很快，我的目光无法再从她舞台下的沉默、局促与伤痛中移开。

黄蜀芹导演的镜头，像一双冷静而悲悯的眼睛，带着我进入了一个我作为男性或许永远无法全然体会，却必须努力去理解的世界。秋芸的故事，表面上是一个艺术家的成长传奇，内里却是一曲关于女性生存状态的惊心动魄的哀歌。最让我灵魂震颤的一个领悟是：在这部电影里，秋芸通过扮演一个理想的男性，在她的想象当中一次次的拯救了现实里并不在场的自己。

钟馗，这个驱邪镇鬼、公正威严的男性神祇，成了秋芸唯一可用的盔甲与武器。当她因性别在厕所被同村孩童欺辱，当她的艺术才华在剧团里成为同行的嫉恨之源，当她渴望的情感在男人那里化为泡影或累赘，是那个画在脸上的鬼脸，那身沉重的戏服，给了她力量、尊严和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合法”身份。她在舞台上每一次挥剑、每一次怒目，都是在替那个在现实中无处申告、被迫隐形的“秋芸”呐喊与抗争。舞台成了她的心理现实，一个允许她以绝对的力量和道德正确性存在的平行宇宙。她在想象中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而这恰恰反衬出她在现实中的何等孤独与无依。

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我深知这种“扮演”背后的巨大消耗。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整合性的成长，而是一种防御性的、代价高昂的生存策略。秋芸必须将自己的情感、欲望、脆弱——那些被视为“女性化”的部分——深深压抑，才能全情灌注进那个阳刚的鬼魅形象。电影中，她对着镜子，看着女性面容与钟馗脸谱交替浮现时的茫然，正是核心自我在发出无声的诘问与哀鸣：那个完整的、本真的“我”，究竟在哪里？可以存在吗？

这让我不得不将目光从这部电影，投向更广阔的今天。秋芸的困境，以一种变形的方式，依然存在于无数当代女性的生命剧本中。她们或许不再需要字面上地“女扮男装”，但一种心理和角色上的“扮演”从未停止。她们被期待在职场中像“男人”一样果决、竞争、情绪稳定（实则是情绪隔离）；在家庭中又需瞬间切换，扮演温柔体贴的“传统女性”角色。社会给予的“舞台”变多了，但“剧本”的冲突与分裂也越发剧烈。她们同样在用一种“理想化”的、通常是内化了男性中心标准的形象，去要求自己，去搏杀，去争取认可，并在深夜感到那种“扮演者”与“真我”之间的深深疲惫与疏离。

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权利议题。它不仅仅是关于同工同酬、生育自由这些外在的、制度性的权利（这些当然至关重要且仍需奋力争取），更是关于一种内在的权利：一个女性，能否拥有不经过“扮演”就能被看见、被尊重、被爱的权利？她能否被允许是一个复杂、矛盾、时而坚强时而脆弱的整体，而不必总是将自己修剪成某个社会剧本中的合格角色？她能否不必总是通过“拯救”他人或证明自己“像男人一样强”，来确证自身存在的价值？

秋芸最终嫁给了舞台，这是一种悲壮的胜利，也是一种终极的孤独。我们当代社会，能否为女性——也为所有被单一标准所困的个体——创造出更多元、更真实、更具包容性的“舞台”？在那里，一个人可以不必借助“钟馗”的面具，就能让自身的光亮被看见，让自身的声音被聆听，让自身那不必完美、但足够真实的生命体验，得到深深的接纳与共鸣。

这或许是我，作为一个被这部电影震撼并教育的男性，所能产生的最深切的期待。真正的平等，或许始于我们共同创造一个世界，在那里，无论男女，都无需在想象中拯救那个“并不在场”的自己，因为每一个真实的自我，从一开始，就有权利堂堂正正地“在场”。

从“知道”到“做到”，精神分析客体-自体督导研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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