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系深处遇见另一个主体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工作中最核心的那个工具——共情。我们都知道科胡特将其置于方法论的中心，视为理解内在生命的唯一途径。在我的临床和督导工作中，我也深深依赖并信任这种“替代性内省”的立场。然而，在阅读了《The Bonds of  Empathy: Beyond the Selfobject Concept》后，我对共情的源头与终点，有了一些新的、萦绕不去的念头。

论文提到科胡特晚年引用过奥德修斯的故事。这位英雄为了不伤害自己的儿子，宁可暴露身份参战。科胡特将此视为心理健康的典范：一个内聚的自体，能够出于共情与爱促进下一代的成长，而非出于嫉妒去压制。这个例子让我沉思良久。我们如何理解奥德修斯的共情？如果仅仅用我们熟悉的“自体客体”框架——即他人是来满足我们镜映、理想化或孪生需要的“功能提供者”——那么，奥德修斯不杀儿子，是因为儿子是他的“好自体客体”吗？这听起来很别扭，甚至有些物化。不，他的共情，似乎源于一种更根本的认知：他将儿子体验为一个像他自己一样，拥有独立情感、恐惧与渴望的“生命主体”。他共情的，是另一个主体的内在世界。

这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缝隙，或者说，一个发展的阶梯。在临床中，我们常常致力于成为来访者稳定可靠的自体客体，提供其早期缺失的体验。这至关重要，是修复破碎自体的基础。但这是否就是终点？如果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始终只停留在“我需要你，是因为你能让我感觉完整、有力、被理解”的功能层面，那么，我们如何能发展出对他人痛苦真正的悲悯，对他人差异真正的尊重？这就像一个人学会了接受喂养，但尚未学会如何与他人同桌共餐，关心对方的饥饱。

我的体会是，健康的自体，不仅仅需要被“功能”滋养，更需要被一个“主体”看见，并在互动中学会看见那个“主体”。这引向了主体间性理论的一个核心：相互的认可。婴儿不仅仅需要母亲温柔的镜映（这让她感到“我是好的”），她还需要在母亲眼中看到，母亲也是一个有独立情感、会疲惫、会开心的另一个人。当孩子意识到“妈妈不是我的一部分，她是一个和我不同的、也会受伤的人”，一种更复杂的心理能力——共情、内疚、关心——才有了萌芽的土壤。自体，在“被一个主体深深看见”的过程中变得坚实；同时，也在“看见另一个主体”的过程中，得以超越自身的边界。

这给我们的临床工作带来了一个深刻且微妙的转向。如果我们认同治疗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修复一个能自我安抚的自体，更是发展出一个能共情他人、活在关系中的主体，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不能止步于“提供正确的自体客体体验”。我们或许需要在恰当的时机，以一种非常谨慎、非侵犯性的方式，让来访者“接触”到我们作为一个真实主体的存在。

这不是指随意地自我暴露。而是指，在来访者的言行真实地触动了我们——让我们感到被推开、被依赖、被感动，或是感到无力时——我们能否不急于将这些感受完全消化为“反移情材料”并加以解释，而是有时，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反应，加以适当的、治疗性的运用？比如，当来访者不断贬低所有帮助时，我们除了共情其失望，或许也可以平静地说：“当你这样否定每一次尝试时，我有时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好像无论我多努力，都无法触碰到你真实的痛苦。这让我很想继续尝试，但也感到我们必须一起面对这种隔绝。”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宣泄我们的情绪，而是将来访者置于一个真实的主体间场域中。他/她将看到，自己的言行会在另一个独立的心灵中激起真实的涟漪。他/她不仅被“共情地理解”，也被“真实地遇见”。在这种“相互认可”的艰难空间中——我认可你的体验，你也开始意识到我的体验——一种更具韧性和现实感的关系得以建立。来访者的自体，正是在这种“我能影响你，你也能影响我，但我们依然彼此独立并试图理解对方”的复杂舞蹈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稳固与成熟。

所以，共情或许有两条交织的路径。第一条，是我们向内走，通过替代性内省，努力贴近来访者主观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提供其缺失的滋养。第二条，是我们偶尔向外、向相遇的边界探出触角，邀请对方意识到，这里有两个主体，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基于真实相互看见的联结。真正的治愈，也许就发生在这条共情纽带的最终完成：我们不仅仅学会了如何被爱，也学会了如何爱一个独立的他人。这不是理论的颠覆，而是一种深化。这让我在面对每一位来访者时，内心多了一份敬畏：我面对的，不仅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自体，更是一个等待被“遇见”的、浩瀚而独特的主体。我们的工作，便是守护这场“相遇”的发生。

精神分析客体-自体督导研讨小组

周二晚间双带领成长团体

周三晚间动力性体验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