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59年的冯仑比共和国小十岁，他的父亲是宣传部的一名政工干部，母亲是一名会计师，祖籍浙江嘉兴，出生在陕西西安，青春期则在首都北京度过。冯仑的曾祖是一位教育家，这种书香背景对冯仑产生了影响，他自称从小就谈读书，爱读书，也想读书。冯仑的青春期正赶上文革，在那个只有样板戏、视知识为粪土、人人都不读书的年代，冯仑看了大量的书，包括一些禁书。1976年，文革结束，次年恢复了高考。1978年，已有知识储备的冯仑考入了西北大学，攻读经济，毕业后又进入中央党校，攻读法学。1984年，25岁的冯仑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开始了体制内人生。
15岁入团，20岁入党，25岁入仕，冯仑的仕途颇为顺遂。随后几年，冯仑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在去海南之前，冯仑的理想是士大夫式的，以书为友，以天下为己任，渴望成为一名研究者。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冯仑并没有想成为一名商人，他的身份是体制内的，不过他的思想慢慢体制外了。
在中央党校读研时，冯仑利用“党刊室”的藏书优势，大量阅读专供一定级别阅读的“内参”，了解一个《人民日报》之外的世界。冯仑总结这段经历时说，“我们以前受了很多正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教育方式。毛主席去世时，很多人哭得很厉害，伤心欲绝;后来我在中央党校的港台阅览室看到一本画册，有一张蒋介石死时的图片，台湾民众也哭得很厉害。蒋介石不是被咱们宣传成坏人吗，坏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发觉所谓的是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非。”
海南是扭转冯仑命运的地方。1988年海南建省，冯仑被安排到海南省体改所(下称“体改所”)。体改所没有财政拨款，甚至没有启动经费，只有一批彩电批文。身为二把手的冯仑体会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无奈之下他挂冠而去，不过仍试图在体制内寻找位置。回到北京后，冯仑遍托社会关系，但一切正式国家的机关都对他关上了大门。在重重碰壁后，冯仑只好去了“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3个月，只拿到72元报酬。
“金饭碗”变成了“泥饭碗”，接下来怎么办，未来要往哪走，冯仑一时间陷入迷茫。这一年是1989年，冯仑参与了当年那场重大政治事件，在尘埃落定后，他不得不离开北京。“逃跑是一个专业活，从西直门开始，然后到了辽阳，凌源，朝阳，锦州，天津，然后又跑到广州，海南，然后到通什，最后到海口。组织回不去了，靠山没有了，但我得活下来。”冯仑回忆说。
要开始自求多福的体制外生活了，可要从哪开始呢?就在这时，冯仑结识了帮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汪兆京，汪兆京建议冯仑到牟其中那儿“折腾”。冯仑接受了汪兆京的建议，早在体改所时他就听说了南德董事长牟其中的故事，知道这是一个想象力丰富而且很能折腾的草莽英雄。
牟其中很赏识冯仑，迅速予以了重用，令其负责对外联络和企业形象。由于在年龄和价值观上存在巨大差异，冯仑和牟其中逐渐积累起矛盾，最终发展到“活着就不要见了”的程度。二人冲突的焦点在于，冯仑试图将公司规范化，而牟其中为了成事不设底线。冯仑知道“南德”不是他的事业，于是选择离开，成了第一个炒牟其中鱿鱼的人。
离开组织是因为无奈，离开南德却是因为理想，冯仑很清楚，他虽然有“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但却成不了流氓无产阶级，他在道德上有底线，在追求上有上限，多年之后他总结道：“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离开南德是理想的证明，亦是理想的开始。
1991年6月，冯仑携手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等在海南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后来潘石屹也加入了进来。六个人中有四个出身于南德，被时人称为“万通六兄弟”。
海南淘金时的“万通六兄弟” 照片中的四人从左至右依次为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六兄弟的第一桶金是这样赚成的：当时，海南凭借政策优势成为了冒险家乐园，房地产市场迅速崛起，六兄弟决定趁势淘金，他们相中了8套别墅，决定把项目盘下来，但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3万，8套别墅，这可怎么做?六兄弟有主意，冯仑联系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跟对方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最后提出“我出资1300万，你出资500万”的合作提案。很神奇的是，信托公司的老总同意了。六兄弟在拿到500万后，又从银行按揭出1300万，之后马不停蹄地买别墅，做装修，卖楼盘。经过一番辗转腾挪，六兄弟税后赚到了200多万，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辈子哥几个吃饭的问题似乎能自己解决了。”
“空手套白狼”考验软实力，更需要硬功夫。本案的关键是信托公司的那500万，冯仑把这笔“别人口袋里的闲钱”变成了“自己账面上的资产”，当时他才三十出头，兜里只有三万块钱，完全是以个人魅力说服了那位老总。除了说服力外，冯仑还有高超的写作力和高效的执行力，本案的各种文书大都是他亲自写的，这得益于之前在体制内的训练，此外跑流程也是在他的带领下高效完成的。这一期间，六兄弟各司其职，精诚团结，凭借想象力、说服力和执行力获得了走向未来的资本。
大赚一笔后，六兄弟继续跑马圈地，他们将公司迁到北京并更名为“万通实业”。当时六兄弟的平均年龄约为三十岁，有想法，也有冲劲。冯仑说，“有了这笔本钱后，我们开始关注长远。我们精神的青春期已经过去了，但公司的青春期还没有过去，大家都不太计较钱，就是想做事情。”六兄弟有不同的产业兴趣，万通开始了多元化发展，所谓“万通”就是万事皆通。随后几年，万通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策划并领导了对陕西省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东北一间上市公司等企业的收购及重组，万通的资产也在几年内增长到30多亿元。多元化的东奔西突，急行军式的前呼后拥，冯仑很享受这种倍儿“男人”的感觉。
不过，这种全面开花式的扩张也给万通带来了财务危机，为了缓解危机，万通在1997年到2000年陆续卖掉了银行、保险等非核心业务，将自己定位为一家专业的房地产商。多年之后，冯仑仍然认可当初的选择，他说“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而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
除了专业化转型外，万通还通过A股上市和引进外部资本的方式扩大自身规模。2004年，冯仑成功使万通牵手泰达，获得了天津泰达集团12亿元的战略投资，从而具备了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
自1994年以来，万通先后在北京开发了万通新世界广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大厦、万通中心等高档商用物业，1999年后还兴建了万泉新新家园、万通亚运新新家园、万通新城国际、万通龙山新新小镇、万通顺义天竺新新家园等高端商品住宅，跻身至中国最具活力地产商行列。
在引入泰达投资后，万通开始强势进入天津市场，在天津开发了万通生态城新新家园、万通新城国际、万通华府、万通上游国际、万通金府国际、万通上北新新家园六个房产项目并拥有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六兄弟分家是这一阶段不得不提的话题：1995年，王启富、潘石屹和易小迪选择离开万通;1998年，刘军选择离开;2003年，王功权选择离开，万通完成了从六个人到一个人(冯仑)的转变。冯仑形容这次分家是“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在分家以前，万通依照《水浒》的“水泊梁山模式”运作，六兄弟座有序利无别，职位不同股权无异，这在实践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六兄弟因为产业兴趣与财务偏好不同难以形成决策。当时，冯仑经常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天京之变”，害怕万通也会走到那一步。1995年，冯仑通过张维迎结识了从美国归来的张欣(SOHO中国CEO)，又跑到美国邂逅了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了解了美国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采用的“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万通六兄弟最终以现代商业方式完成了分家，被誉为“万通六君子”。
“万通六君子”再聚首 从左至右依次为冯仑、王启富、刘军、王功权、易小迪、潘石屹
“不装，直率，把梦想当真”，这是冯仑对马云的评价。当艾诚问冯仑“在中国的企业家中你最钦佩谁”时，冯仑毫不迟疑地回答“王石、柳传志、马云”。近来，冯仑频频提到马云，这与他当下的处境不无关系。
自2014年8月12日万通地产在资本市场停牌重组以来，冯仑陷入了尴尬境地，媒体上兴起一股唱衰他的论调。面对“万通掉队”和“去冯仑化”的报道，冯仑微笑着积极面对。在接受舒立访谈时冯仑承认，相较于同业，万通在住宅市场的扩张的确不快，但他同时表示，地产不等于住宅，甚至不等于开发。万通在非住宅市场上成绩不俗，而在开发之外的服务和金融领域较为领先，确切地说，万通在这几方面已经做到了前三名，不过这些业务不在上市公司的盘子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在地产名流里，冯仑是最早提出增长模式转型的人，他一再强调，地产是一个产业链，下游是开发，中游是服务，上游是金融，万通不应局限在开发领域，而应该向中上游转型，以期赢在未来。十年来，万通在转型上做了积极探索，颇有一些进展。不过，由于近十年来房地产行业以令人炫目的速度节节攀升，万通的发展就显得慢了。对此，冯仑既有反思也有坚守，他表示，由于进入房地产行业比较早，所以较早经历了行业起伏，尤其是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另外万通在过往的经营中吃过“短贷长投”(以短期贷款投资长期项目)的亏，差一点“送命”，所以在上市后大大降低了风险偏好，变得特别“胆小”，举例来说，当龙湖地产的负债率为300%、恒大地产的负债率高达700%时，万通地产的负债率仅为30%。不过，这样做也有好处，用冯仑的话讲，“万通现在吃素了，追求低风险、中速度、高回报，未来，万通将在安全垫子上翻跟头，可以冒险，但是摔不死。”
为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冯仑最早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提出创建“立体城市”的构想，这是一个融合全产业链的庞大项目。刚开始时，冯仑笑称立体城市是一个“特不靠谱的事儿”，其基本构想是“在1平方公里土地上建设500万~600万平方米的建筑，同时以核心产业为先导，聚集几乎所有的城市主要功能，实现约50%的劳动力人口本地就业。”
冯仑提出“立体城市”构想是基于对现实的反思，中国正在大规模地城市化，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至关重要。在冯仑看来，传统模式就像是在“摊大饼”，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洛杉矶，结果是高能耗、低效率和巨大的交通压力，一方面是产业集中的CBD，一方面是没有产业的睡城，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买不起房，还“累得贼死”，二三线城市则出现了大量“空城”，整个产业畸形发展。而如今，“房地产已经完成了青春期，长个子的时代结束了，长脑子的时代开始了。”
立体城市就是一种智慧型城市，万通的目标是成为“紧凑型城市化”的导演兼制片人，建立一个有产业的、功能齐备的微型城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万通必须锻炼出高超的协同能力，既要获得政府的认可，又要获得商界的支持，还要获得公众的买单，项目运营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过去五年中，冯仑在立体城市上倾注了才思、热情和金钱，他联合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以及鼎天资产投资董事长王兵投入2亿元多开发整体平台，也就是项目的操作系统，处理诸如楼盘如何分布、产业如何导入、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冯仑兴奋地告诉外界，这一平台已经开发完毕，而且可以复制，就如同微软的Windows系统。关于项目的运作模式，冯仑表示，方式是灵活的，他们可以整体承包一座立体城市，全都自己做，也可以别人承包项目，他们提供平台(系统)，也就是加盟模式。立体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KNOW HOW(技术诀窍)，冯仑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他说专门运营立体城市的公司已经开始盈利，目前正在七个城市开展项目，咸阳和成都项目都已开工建设，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大富大贵了。
当然，对“立体城市”的质疑声多年来不绝于耳，包括项目的可行性、真实性和普及性，就连官员学者都出来泼冷水，称冯仑是在搞“乌托邦”。关于项目的困难，冯仑并不回避，他坦承，最大的挑战来自政府，所以他提议由万通来导演，由政府来监制。对此，政府方面给出了积极反馈，冯仑说，“立体城市的反对声比几年前少多了，国家规划院、中科院的院长等参加，都帮助来做。”
别人都不相信，只有你相信;别人慢慢信了，但质疑声也更广泛、更复杂了，你还信不信，你还走不走?这是当年摆在马云面前的问题，也是今天摆在冯仑面前的问题。凭空创造出一个产值巨大的商业体系，这是马云用十五年时间完成的事业，用冯仑的话讲“伟大是熬出来的”。除了能熬之外，马云还有一种对目标不妥协的精神，也就是把梦想当真。冯仑要想把立体城市这位“墙上的美人”(冯氏术语，指理想)变成“炕上的媳妇”并生出“儿子”，需要一种“把梦想当真”精神。冯仑对“万通掉队”的解释之一是，当时他计划在二线城市大量地复制“万通中心”，而团队以“管理能力和半径有关系”为由谏阻，结果他“不够坚持”。2011年，在万通二十周年庆上，冯仑提出了“二次创业”，如今纽约世贸的中国中心项目和西安咸阳的立体城市项目都在开工建设，冯仑将带给我们什么，这是一个迷。
冯仑时常参加励志节目 向年轻人分享人生感悟
商业和慈善，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东西，到冯仑这统一了起来。冯仑说，“要用商业拯救慈善。”
作为一名企业家，冯仑尽了一名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他与万通为公益事业捐款无数，他本人也为多家慈善公益组织贡献了时间和心力，参与并发起了包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壹基金、万通公益基金在内的8个慈善公益组织。
对于慈善公益，冯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冯仑认为，“为富且仁”、“义利并举”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人在有余力时应该造福乡梓，修桥补路，救济穷人，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诉求。因此，慈善公益是好人做的，是出于善心而不是名利心，不是比数字，慈善公益不能沦为广告。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直接做广告。基于以上认识，冯仑反对社会“公知”以“道德”之名绑架企业家，强迫别人捐款。冯仑认为，企业家的使命是为股东赚钱，发展企业，同时惠及包括客户、员工、上下游企业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好，企业发展就会出问题，慈善公益也就失去了基本。有商业才有慈善、有公益，不能杀鸡取卵，“裸捐”未必明智。
在慈善公益上，冯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不但慷慨而且积极，他举例说，“有三分之二中国的慈善基金是民办的，捐款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65%来自于私人和民营企业，所以中国的公益慈善，民营已经成为主导力量。”即便与巴菲特、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大家相比，中国企业家也不逊色，甚至显得超前。冯仑解释说，“比尔盖茨1975年办公司，2005年才办公益基金会，巴菲特做公司赚钱赚了50年才想起这个事，而我们的企业家成立公益基金会，却大多是在自身创业的20年之内。他们挣的钱比我们多，拖的时间却比我们长;我们挣钱比他们晚，觉悟却比他们早，我们应该有道德优越感。”
冯仑同时指出，公益应该在操作层面上向商业学习，他赴美考察公益时有两点印象深刻，“首先是治理，公益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治理是第一位的。第二是了解到公益必须可度量、可考核。若公益项目不可度量，捐赠人就会有疑虑。”多年的公益实践让冯仑认识到，信任是基础，效率是保障，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依赖专业，公益组织应该交给专业人士打理。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下称“基金会”)就是一个由专业人士打理的公益组织，由万通地产发起，成立于2008年4月，是冯仑在公益上的代表作。基金会以专业性和独立性为原则，采用独立理事会治理制度，设11个理事席位，其中万通3席，其余席位留给生态环保、公共政策、公益慈善以及法律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基金会在运作上不受主要捐款方万通地产的直接指令。
冯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城市的健康、宜居和可持续发展，打造立体城市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创建万通公益基金会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基金会以“创造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友好、和谐相处的生活空间”为愿景，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城市生态社区”，目前已在北京、天津、成都、杭州、上海、台湾等地建立起了64个城市生态社区，使约20万城市居民受益。如今，基金会已在生态社区内成立了50个志愿者小组，志愿者人数已达2181名。基金会在社区内展开环保培训，倡导节约用水，用电，减少垃圾并组织开展绿化活动，为节能减排做出了贡献。
“做公益，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社会的积极面，交了很多做公益的朋友。做公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身上散发着人性的阳光，这让人特别开心。”冯仑欣慰地说。
作者：华商韬略撰稿人/迟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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