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社会腾飞发展，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依然面临许多严峻的社会现实，这包括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遭遇破坏、社会道德风气下滑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人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了社会困境的本质。因而，正视社会困境，管理好社会困境甚至解决社会困境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合作是社会生活的基石，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和动物界（Colman, 1982）。
具有亲缘关系的人或朋友之间常常相互提供帮助，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在人类社会也广泛存在，例如，为路人指路，从事捐款或公益活动等。进化论认为，人类祖先很早就学会与陌生人合作（如一起狩猎），这样群体成员生存和繁衍的机率得以提高。在动物界，无论是种族内部还是不同种族之间都可观察到合作的存在。例如，在蚂蚁社会中，有雌蚁和雄蚁，有工蚁和兵蚁，它们等级分明，分工细致，共同劳作，相互协作；而濑鱼可以进入石斑鱼的口中，清除石斑鱼的寄生虫，这样石斑鱼可以摆脱寄生虫的困扰，而扮演清洁工角色的濑鱼则可获得美餐。
合作课题引发极高的关注。2005年英国《科学》（Science）杂志在其125周年特刊中把“合作行为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这一课题列入了125个重要科学问题的前25个（Kennedy, Norman, 2005）。时隔十年后，在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中，“人类合作行为前沿问题研究”被列为一个基础研究方向。合作引起了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的关注。而如今，生物学、进化论、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都对合作这一课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们关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这是发生在特定情境下个体的利他行为。如果所有人都可以放弃追求个人利益，那么集体利益将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然而，一些人宁可搭别人的便车而使得自己获益最大，同时可能损害了集体的利益。人们体验到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我们将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理解人们在这种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情境中做出合作决策的心理机制和条件。
两个基本的观点构成我们探讨社会困境中合作的基础。
第一个观点是，人具有善心、是仁慈的。人性本善观有着深渊的哲学和历史传统。孟子倡导人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三字经》在开篇便提出“人之初，性本善”。苏格拉底也认为“善是人的内在灵魂”。由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以自身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表现出善（但也没有表现出恶）。他们出生便是向他人索求，这是生存之需要。但是后天环境（如教育）则在不断地唤起人性之善。然而，即使如此，14到18个月大的婴儿就表现出了对他人的助人倾向（Warneken, Tomasello, 2009）。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理性的人是自利的，是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但是，自利的个体未必就不善，只有当他们首先将自己发展壮大，他们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人和社会。“真正的个人主义决不应该受到责难，也并非与社会相冲突”（西田几多郎，2009）。而且，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眼里，自利能够实现集体利益。当面临社会困境时，人们受到贪婪的诱惑，也感到担心的威胁，然而，人们的行为更多不是出于贪婪动机，因为人们具有自发合作的意愿、信念和动力，从而促成他人和集体的利益。
任何社会困境都发生在群体中。如果脱离社会层面而单纯地从个体理性角度来理解社会困境，那么这一情境更适当的名称应该是“经济困境”。地位分层是社会和群体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我们的第二个观点是，在社会互动中，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个体在面临社会困境情境时表现不同，处于上层的个体更可能选择竞争，而处于下层的个体更可能选择合作。这一观点可称为强弱势效应。
那么，什么是强势，什么是弱势呢？通常，我们是从力量、能力等维度来衡量个体的强与弱。有钱的人比没有钱的人在物质上更为强势，但没有钱的人如果在精神上能够体验到更幸福的人生，或者在情感上更认同所在的弱势群体，那么这也可能构成一种强势；能够执行惩罚是专政者的权力，但如果普通人也具有惩罚他人的权力，或者能够进入更强势的群体中，那么他们也会体验到强势。因而，强弱势是相对而言的。此外，强弱势效应并非一成不变，个体的价值和动机可能改变这种强弱势效应。
总之，在面临社会困境时，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由于受到知觉差异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个体的价值与动机可能改变这一过程，我们将这一过程描述为知觉－行为－动机模型。
在社会困境情境中，内在动机比外在激励更为基础，它对合作的作用效果更为持久，而对于社会困境的管理，激励人的内在动机比设置外在的激励更为节约成本，收效更大。然而，人有不同的价值和动机。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在动机和价值：亲社会价值、公平公正、社会身份以及自我分类等。激发这样的动机和价值能够促进个体考虑到他人和集体利益，有利于管理社会困境。例如，具有亲社会价值取向的强势个体可以不为功名利禄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如果领导者建立公平公正的程序，不仅能够激发追随者对群体的认同和更高的工作绩效，而且也会使得自己更为合作。
动机的作用往往需要情境的诱发。社会困境的博弈分析强调个体采用策略来应对各种动机（如担心和贪婪），而社会困境理论（如适当性模型，Weber, Kopelman, Messick, 2004；社会互依理论，Rusbult, van Lange, 1996）则指出情境因素及其知觉在个体做出合作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的情境因素诱发不同的动机。例如，群体情境可能激发个体的自我概念从个人身份转变为社会身份，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合作水平；外在环境（例如社会强化）既可能促使人们追求善的结果，从而做出合作选择，也可能破坏这种善意的效果。我们将分析特定情境下的动机与价值能够影响到个体在社会困境中行为的强弱势效应。
社会困境还经常发生在重复互动的情境中。即使每个人仍然是匿名做出决策，但是重复互动使得互惠成为可能。人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可能决定自己的行为，人们也可以利用一定的手段来促成群体利益。基于此，我们还关注信任、互惠以及惩罚在社会困境中的作用，并且试图用知觉－行为－动机模型来分析在这些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的合作表现。
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是一种人类社会互动形式，理解在利益冲突情境中个体的合作心理与行为有助于管理甚至解决社会困境，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建设与稳定发展。
社会困境问题引起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多个学科的关注，成为探讨在涉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情境时个体做出合作或背叛决策的一个研究范式。认识个体行动的内在动力对于认识社会困境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因为相比于非心理策略，心理策略对管理社会困境具有更持久的影响力，成本更为节约。个体并非完全理性，个体具有合作的意愿和动力，然而，这种合作意愿和动力很容易被环境因素所塑造。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一书中，笔者结合社会心理学以及相关学科（如行为经济学等）对社会困境问题进行探讨，阐述在社会困境情境中个体的内在动机对合作的主导作用，并分析外在环境对这种内在动机的影响，冀期为研究社会困境提供实证支持，为管理社会困境提供政策管理建议。
面对种种社会困境，如若人人理性地保持沉默，集体利益必将受损，社会冷漠蔓延滋长。而冷漠如冰，冰坚似刃，它剥夺了每个人的利益，也刺痛着每个人的心灵。
人性本善，但善亦有度。外在环境不断地塑造着善心与善行，而信念与理想能够让人们始终呵护希望之火，维护善的根基。
权威如若能够恪守职责，惩恶扬善，树立威信，遵从民心，必将激发人们合作的内在愿望和动力，也让人们不惧黑暗，善亦如初。
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刘长江著《社会困境中的合作：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一书“第一章 引言”，有删减修改。
ISBN 978-7-03-046650-1
《社会困境中的合作：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在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提出并论证人们在社会困境情境中做出合作决策的过程模型，揭示情境知觉的重要性，挖掘促进合作的关键的内在动机和价值因素，包括亲社会价值、公平公正、社会身份、自我分类等，并分析在重复互动过程中信任、互惠及惩罚对促进社会困境中合作的重要作用。最后总结了如何从上述心理角度来为管理社会困境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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