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之异同
王成军 著
ISBN：978-7-03-047015-7
中西史学和传记史学如何产生这一问题，是中西传记史学的重大疑难问题。要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就必须将其置于中西历史所具有的共性和各自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加以考察。研究中西史学，特别是传记史学的产生一方面是不能脱离中西独特而又有共性的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这一根本性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中西自野蛮转向文明时代以来各自文化发展的轨迹，只有在此两者的融通过程中，才有可能准确把握中西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和两者所呈现出来的异同点；当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造成这些中西传记史学的相同或相异的原因进行科学的探讨，从而得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我们更好地进行早期中西传记史学的比较研究，这也正是本问题研究的旨趣之所在。
▌其一，中西传记史学其产生的过程都统一于中西各自历史学的发展途径之中，成为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史学以后的不同发展进程中，持续发挥着明显或潜在的重要作用。之后，基于史学整体深入发展的内在分工需要，历史的叙述日益专业化、专门化，其结果，才有了以叙“人”为主的传记史学和以叙“事”为主的叙事史学的不同体例。史学研究分工深化的成果——传记史学的产生不仅是中西史学各自发展的重要成果，而且也为中西传记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空间。尽管如此，传记史学在彰显其自身在揭示心灵和思想观念方面优势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历史学的根本特性——求真，其结果，传记史学在既体现了其自身存在的科学性价值的同时，也保持了与历史学的密切联系。
▌其二，中西传记史学都是用人性与人事相关联的方式来展现作为与整体人或群体人相对应的个体人的内涵和作用。也就是说，中西传记史学都是将叙述的重心置于人性的基础之上，但人性与人事并没有断裂，而是体现出将人性与人事相联系以探讨人性的突出特点。毫无疑问，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虽然各有其历史文化特点，从而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归根结蒂，中西传记史学的所要解决的问题都具有普遍性：即要叙述历史人物在历史中是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的这一重大问题，都是针对人的根本性特点而进行研究的重要史学研究领域，都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性格和道德性及其历史性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加深了对人类自身道德性的理解，从而达到对人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德罗伊森认为：“在人类的眼光之下，只有关于人类的事物，才是不断自我提升的”；而且德罗伊森还认为，人只有在道德团体中理解别人以及被人理解之后，才具有自己的整体性。因而，中西传记史学的叙述旨趣大大丰富了作为群体人本身的道德内涵，也突出了个体人的道德内涵和个体人在中西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
▌其三，中西传记史学都是探讨成功名人的经历以启迪人生，体现了历史学“致用”之特色。中西传记史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发现了历史人物在其各自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都力图分析其丰功伟业和突出贡献背后的原因，目的就在于用名人的人生事迹鼓舞人们激流勇进，在创造自己的辉煌历史的同时，为家族为国家的整体利益做出个人的贡献。因此，中西的传记史学对传记人物的选择及其对传记人物的叙述和评价，虽然都各有所侧重，但都能直面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展示功业，分析原因，揭示人性，都以活生生的人生历程为据，体现对人性的反思，这些当然也就是真实的人的历史了。德罗伊森认为：“能在变化中不断自我提升而且跃进的现象，是所谓有前后关系的现象；时间是它的特色；我们称这些现象为历史。”中西传记正是将视域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探讨个体的人之所以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竭力揭示人的高尚美德，竭力讴歌名人所做出的成绩，直面传主为中西的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做出的贡献，并在这一叙述的过程中，体现了历史的特色，由此不仅成为了传记史学，而且成就了传记史学。
中西传记的产生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由于各自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因此，在史学的产生的途径、史学的内容和史学的作用方面，特别是在传记史学产生的途径、内容和作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不同点。
▌其一，从中西传记产生的途径和发展的态势来看，中西传记史学的萌芽和产生都存在于中西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进程之中，只不过古希腊是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史学和传记就开始寻找各自发展的途径，开始了向叙事史学和传记史学两个方向的艰难发展历程。这两个史学领域——叙事史学和传记史学在罗马时期都达到了古典时代各自发展的顶峰；这一趋向发展到了近现代，两者的距离越来越大，传记史学则进一步向文学靠拢，而具有更多的文学性，并在和文学的融合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中国则从《春秋》开始，经《左传》的阐释，传记史学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虽有多种史学体裁的出现，但传记史学后来一直都是中国史学体例的中心。
▌其二，中西传记史学的内容呈现鲜明的差异，中国史学产生时的重要特色是人与事的结合，而西方的希腊罗马的传记史学在人与事的关系中，则是以人的性格和品格为中心，更重视人性和思想伦理的独立性和自在性。
▌其三，从传记产生及其以后所发挥的作用和其性质来看，中西传记史学各有侧重点，中国对传记的要求是在历史性的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善，而希腊罗马则侧重于其伦理性的求善。从中西史学发展史看来，中西传记史学产生的初衷都是为了弥补在史学产生初期叙事史在展示历史人物品行方面的不足。对于古希腊罗马的传记史学而言，其研究路径是以人自身的思想为关注点，着重探讨人的心灵状态。所谓心灵只能是人的品质和性格，所探讨的结果就是人心灵内部的恶与善的较量。而在这一问题上，西方的古希腊罗马的传记史学则侧重于挖掘、讴歌人物内心世界的种种品格，以彰显人物心灵世界的美德，使名人的优秀品德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而名人的一些缺点或者污点成为人们的反面教材，突出地显现出了传记史学的伦理学功能。所以传记所揭示的基本上都是人物性格和品质上的一些优点，而人物身上的某些缺点则在传记作家看来是由一些诸如天性、受欺骗或一时的贪欲等外因所致，比如伯里克利对退出提洛同盟城邦萨摩斯的野蛮屠杀、亚里山大对底比斯的疯狂屠城等等，都缺乏具体真实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道德反思。其结果，为了弘扬传记人物的光辉业绩和优秀品质，往往有意忽略其重大的品格缺陷，缺乏历史著作应有的深度思考。
中国早期的传记史学的出现同样是为了使历史名人的英名永留世上，因而也对传记人物的品行，特别是善行进行赞美，因而在历史叙述中，加大了对人物心灵世界的考察。但与古希腊罗马传记史学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传记史学在对历史人物的善行进行赞美时，并不回避其不足和缺点，甚至常常大费笔墨地进行深刻揭露，将人物善与恶的品行融入了对事的求真与对人的评价之中，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朴素的辩证的叙述体系，突出地表现了传记史学的历史教化功能。换言之，对于中国的传记史学而言，传主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品性并不仅仅由其先天的人性决定，后天的环境也对传记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中国传记史学是将人的心灵同其所处的复杂的自身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联系起来，以探讨人物的品格、人的本质属性。
而人的本质用希腊的术语来讲就是理性的特质，用伦理学的术语来讲就是人的善行之所在。而古希腊的传记史学观念在表现人的善的观念时，较多地局限于其观念体系中，从人性的本质来叙述个体人的思想、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内容。
由于这种人性是以不能变化的本质为前提和根基的，因而希腊罗马传记就自然出现三种情况：其一，其传记的内容就只能侧重于人自身的思想和道德，以突出自身的独立性。其二，对传记人物的心灵世界——思想和道德现象的探讨只能与其人性本质相一致，而不能发生重要变化。古希腊罗马传记家的传记表明，名人之所能够成为名人，就在于名人内心早已具有不同于其它人的一些品质，而这些内容导致的结果，就是善的行为，自然就成为人们学习榜样。其三，希腊罗马传记所反映的不管是人的行为，或是人的思想观念都来自于人的本身，最终与真实人的历史活动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人的思想和心灵世界自然也就具有不变的本质性，而缺乏具体性和个体性，以及建立在个体之上的鲜活性和真实性，最终缺乏个体人物的历史性。借用柯林武德批评修昔底德的实质主义叙述方式的术语来说，这一方式就是“粗暴”的方式，究其原因，“从历史上说，使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
当然，柯林武德是以其新黑格尔主义的观念来看待古希腊历史观念的变迁及其结果的，难免会带有其自身的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尽管他的观念确有其合理性，但我们还是要强调，由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向修昔底德史学叙述观念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种粗暴的历史方式，而是一种符合其历史叙述发展内在规律的方式，这一历史叙述的转变和发展是建立在古希腊理性的发展基础之上的。理性对希腊的史学和人物的传记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可以通过中西早期思想观念的比较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
《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之异同》运用中西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从中西早期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生产方式出发，对中西早期不同文化结构和史学观念结构进行探讨；以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作为中西早期传记史学观念的代表和典型，从中西历史进程、史学史以及历史理论与传记史学理论三个维度，对中西早期传记史学观念的形成、结构、特点及其精神等问题进行研究。在同与异的反复比较中，探究中西历史观念的共性和差异，彰显传记史学在求真基础之上对人物心灵善与美的呼唤与追求，将真与善的传记史学观念和作用统一于传记历史所发生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其真正的历史性。在此基础上，《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之异同》具体地研究了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同与异，并对两人传记史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评价。
（本文责编：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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