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厚符号学思想，《中国古代符号思想史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符号学思想史传统 ，为促进中国符号学发展、中外学术思想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等，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古代先哲们很早就对人类的符号行为进行了反思，他们的学术思想中存在着丰富的关爱生命和谐发展、注重人际规约的伦理符号主张。系统发掘中国符号学思想及其伦理价值，挖掘阐发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资源，使其重新参与到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建构中，古为今用，不仅能够推动中国符号学思想史的建构，更能为当今中国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重建文化表意活动中的价值规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结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实践，本书认为，必须回归中国符号学思想的源头，全面审视儒、道、名、墨、法诸家的符号学思想，阐发其蕴含的伦理价值。结合伦理符号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典籍中蕴含的符号思想，发掘其中的有益成分，完成中国优秀传统符号思想及伦理价值的现代转型，将其与当下中国的日常文化生活实践相结合，注重其对当下现实的指导意义，建立主流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关注在重大道德事件发生时如何引导舆论等。具体说来，大致可以有以下一些研究方向。第一是对易学符号学思想及其伦理意义进行梳理阐发。第二是对孔孟儒家符号学思想中伦理秩序和道德规约的研讨。第三是对老庄道家符号学思想的阐释。第四是对墨家符号思想及其当代伦理意义的探寻。第五是对名家法家刑名法术之学符号思想的研究。第六是对汉唐以降的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唐宋佛学、阳明心学中的符号学思想进行阐发，并对其涉及的表意规范、伦理价值进行阐发，为当代中国发展的符号学服务，联系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本书从现代符号学的视角出发，将对古代符号思想的研究置于符号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更加注重生命关怀，期望通过对全球性的交流—生产的反思，从符号活动和符号伦理的维度来凸显人作为“使用符号的动物”和“伦理符号的动物”之间的关联；用现代阐释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进行梳理阐发，结合伦理符号学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符号思想中蕴藏的人文关怀、伦理道德的元语言机制等进行深度阐发。
人类的社会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制造意义、规范意义而又受意义规约的过程，用符号来表达意义交流思想是无问西东的。中国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为今人留下了丰厚的符号学思想资源。本书整体上以时间为序，对中国古代易学、诸子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唐宋佛学以及阳明心学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挖掘其表意机制与伦理思想，这不仅是促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化，也是中国学术积极参与人类人文社科建设、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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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艺与传媒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理论兴趣为符号学、阐释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项。
现代符号学的兴起虽然是 20 世纪初的事情，但符号学思想却源远流长。希腊罗马、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哲人都曾经对表意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而中国先秦的儒家、道家、名家、墨家、法家学者的思考与探索，亦毫不逊色。《周易》或许可被解读为世界上第一部呈现全部人类经验的符号系统。中国思想史紧扣着意识面对世界生发意义这根本问题，理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符号哲学的厚实基础。
及至现代符号学发轫的 20 世纪，符号学也曾一度在中国有所发展。1926 年，赵元任曾独立于西方符号学两位开创者提出“符号学”这一术语并阐述了自己的构想，并写成《符号学大纲》。遗憾的是，赵元任的符号学构想也缺乏后续传承与发扬。
中国错失了 20 世纪符号学发展的两个黄金时期：一个是 20 世纪上半期的“模式奠定与解释阶段”；另一个是索绪尔及其追随者引领的世界性结构主义思潮。此后，符号学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缓的发展期。符号学自身的发展方式，也转而通过学派融合来实现。
20 世纪 80 年代，符号学发展第二阶段已接近尾声，符号学对中国学界成了舶来品。重新起航的中国符号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批在海外游学留学的学者带动的。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符号学专著相继面世。
应当说，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中国符号学发展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摆在当今中国传播符号学研究者面前的问题转而成为：若知识更新在符号学领域引发的变革将酝酿第三次世界性符号学运动，那么中国学者将如何跻身国际学界？此问题的答案，或取决于中国学者如何解答人类面临的符号文化变革共通问题。当今国际符号学发展涌现出许多新的动向。
纵观当今国际符号学界，多元化、流派融合的学术话语为新理论提供了足够多“素材”。当今传媒文化的剧变，为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理论创新条件，同时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人工智能正在改写“智域”的主体和边界。
这个时代对“意义交流”的需求比以往更加凸显，构成了学术发展的问题导向，而问题发展的基础则植根于所在的知识传统。“东方中国符号”未被恰当地纳入考虑。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华传统符号也仅仅是偶尔被作为“东方符号奇观”而加以误读式关照。这种忽略“文化生成生态”的“线性符号达尔文主义”，其根本指向有悖于文化的多样性本质。
由上，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课题，是对符号学的双重创新——既融通传统中国文化符号遗产，也接轨当下中国变革的独特现实。
在这场学术创新话语交融中，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式或贡献，应然是基于中国问题生发的，同时关涉“人类意义共同体”的一般规律。“当代中国文化符号学研究丛书”是由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ISMS）发起并策划出版的一套丛书，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选题，力图展现当代中国学者在符号学领域的探索和努力。这种努力应是有意识地从追随西方理论的阐释转向融通中西与新意独出并重。涉及中国的对象问题的思考，则必须走出“东方主义”式二元对立框架，以越出仅仅通过与“西方”的比较来实现自身意义的存在。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思想所蕴含的“意义”必须在“人类意义共同体”的整体语境下被关照和阐发。
（胡易容 2021年6月，此为节略版，详尽版请见著作）
“当代中国文化符号学研究丛书”投稿邮箱：changchune@cspm.com.cn
（本文编辑：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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