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功能是由经济、社会、环境组成的综合系统，城市功能重构即指一种综合手段。功能重构就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通过自身调节或外力干预，分别对城市的经济功能系统、社会功能系统和环境功能系统进行转型升级，以推动城市经济结构升级，城市社会健康运转，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以及文化的多元发展。
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城市功能定位决定产业定位，城市功能影响产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不管是城市的一般功能还是城市的主导功能都需要一定的产业形态作为依托，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往往带来城市功能的提升。
产业转型是指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内外环境，通过特定的产业或财政金融政策，从旧的产业结构布局转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国际竞争的影响已蔓延至国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逐渐下降，尤其是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市场需求出现萎缩，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在逐步消失。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已进入了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现实要求发展模式从依赖要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管理转变。虽然传统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推进城市化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产业技术层次不高、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导致持续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新一轮的竞争将是创新与技术的竞争，传统产业只有利用新技术进行提升转型，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城市化发展阶段 — 诺瑟姆曲线
产业转型升级不仅直接决定着城市空间的分配，而且也影响和推动着城市功能的变化。在城市形成的初期阶段，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功能比较简单，主要表现为政治功能、军事功能。到了封建社会，城市的政治功能进一步加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城市的设立完全对应；同时，某些城市开始出现贸易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进入工业社会，城市经济功能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地说，是工业生产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出于为工业生产服务的需要，城市也开始起到商业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运输中心、消费中心、文化中心的作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市的工业生产功能开始弱化，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的金融、贸易等功能成为主导功能，并决定着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等级。城市功能的变迁决定着城市的兴衰。
经济全球化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比发展中国家高，在产业结构与城市功能重构的研究也先于发展中国家。21 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功能空间结构的关系研究。约翰·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论是最早将产业布局融于城市空间结构并加以简单叙述的理论。此后，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和多核心理论致力于研究城市各种功能区的布局以及功能区之间的重构，但是这些理论难以解释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与城市功能的演变，是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的基本工具。丁娟等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等手段，对黄山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城市产业演进，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和组织形式的演化与更替，影响了城市空间的物质与功能要素，进而推动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张洋从产业集群的视角规划城市功能定位、加强城市功能支撑体系建设以及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优化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等方面来讨论产业功能与空间形态之间的依托关系，从而得出在城市经济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核心作用，以产业集群为依托来促进城市功能的优化升级。
经济结构是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内部构成情况和其空间分布的特点，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产业结构的空间扩散模式和方向决定了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及其重构的方向。产业升级和其空间布局的互动发展是城市功能重构的内在机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带动城市空间布局的改变，进而影响城市功能的重构。而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所以功能的重构也会影响到产业的选择，对其发展方向产生引导和推动作用。因此，城市功能重构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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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概念的最初表述是“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该词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德裔犹太哲学家霍克海默（M. Horkheimer）和阿多诺（T. Adorno）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章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文化的商品化，创造“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来表现文化和工业之间具有矛盾性的联系。
文化产业空间的集聚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形态，有助于促进旧城再生。莎朗·祖金（Sharon Zukin）发现旧城中的阁楼对艺术家、手工艺者、音乐人等各种文化生产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赫顿（T. A. Hutton）研究发现，以设计和创意服务部门为主的创意产业区趋向于大都市的内城和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边缘地区，这些地点成为城市的“新生产空间” 。艺术和文化资源，以及文化集群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不仅有利于吸引有素质的人力资本、便于知识的生成和传播，而且可以推动新的生产链的形成，并通过城市再生政策来复兴城市 。汉斯·孟犸斯（Hans Mommaas）以荷兰的文化产业集聚战略为对象，分析了文化产业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强化了城市身份识别、吸引力和以休闲与娱乐为主的市场定位；强化了艺术和文化的商业化；增强了创新和创意能力；重新利用旧的建筑和废弃的空间；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民主 。埃文斯（G. Evans）通过比较北美、欧洲、非洲和东南亚一些主要创意城市的城市政策，发现了城市政策的趋同性，即推动创意空间和文化创意集群的发展、打造数字媒体和科技城市的战略，来进行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的复兴。
文化产业往往选择在内城和具有较多老工业建筑的旧城区和其他物理空间集聚。通过赋予这些空间独特的文化生产功能，原本衰败的空间再次成为生产的空间资本，不断激发文化创意并实现城市化经济的增长，为城市的旧区带来了新的生命力。这表明可以利用文化产业对城市衰败地区进行空间的再生发掘。洪再生等从旧城更新的理论视角，将文化创意产业区建设作为旧城空间整合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在旧城中的空间适应性和创意阶层的群体空间特征，制定有利于旧城整体复兴的空间规划原则 。韩天丽基于南锣鼓巷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点，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关于南锣鼓巷的发展建议，以传承与弘扬历史旧城区的传统文化特色 。李留通等以西安市核心区为例，分析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特征，探究二者的空间关系与作用机制，对完善文化产业空间研究体系、提升产业空间支撑城市空间转型的协同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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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同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城市体现出与众不同的资源禀赋。利用当下科学技术条件，在遵循城市功能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对首都原有功能中不适应或不合理的部分进行调整，为新的城市功能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不断地调整和完善首都空间结构、要素和支撑体系，实现首都城市功能的转型与优化布局。首都有机更新不仅是重大的民生工程，而且是激活首都老城区活力的经济工程，更是助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建设工程。新时代城市更新更重要的内涵与使命是城市的环境更新、产业更新及人的更新，这是新时代赋予城市更新的新定位、新要求。张亚军认为城市功能及其能级决定产业发展方向，产业发展则进一步推动城市功能丰富完善，促进城市能级提升 。李磊、王信东认为科技企业孵化器能充分发挥它对先进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功能，培育更多自主创新型企业，增强我国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项顺子通过对“星河 WORLD”和“天安云谷”的研究，探索基于城市运营的产业更新项目的经验方法，得出两种模式都进行了产业创新和片区的功能复合提升，并在 M0用地的实际发展中作经验总结 。王子鹏等以良渚新城古墩路沿线城市设计为例，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功能布局对新城发展的借鉴意义 。从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首都发展经验看，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城市功能，不同程度地在首都型超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限制了首都核心功能的发展，首都功能的升级就是指改变以工业为主导，向以知识、技术和文化为主的新型业态为核心的功能迈进。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经历的再开发过程。随着我国城市化（又称城镇化）从增量开发阶段转向存量挖潜阶段，城市发展的逻辑必将发生重大转变，首都城市更新是首都减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课题，也是首都存量空间挖潜的重要手段之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下，首都北京开展了一系列的试点项目探索，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试点经验，产生了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优秀案例，形成了独具首都特色的城市更新模式。
《2023 首都发展报告：首都特色城市更新研究》是在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 2021 年重点研究课题“具有首都特色的城市更新模式研究”和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 2022 年重点研究课题“统筹推进疏整促专项行动与北京城市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等项目成果的基础上，在“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系列报告”学术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组织院内外专家集中研究并编制完成的。
2023 首都发展报告：首都特色城市更新研究
沈体雁 温锋华 等 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1
ISBN 978-7-03-074088-5
责任编辑：石 卉， 刘巧巧
本书旨在总结首都城市更新的实践经验，凝练具有首都特色的城市更新模式。在首都高端智库研究课题的支持下，课题组通过高频次的现场踏勘、全面系统的文献与案例研究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等方法，从系统梳理北京城市更新的历史脉络出发，总结首都城市更新政策的逻辑演变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更新取得的伟大成就与独特经验，构建首都型城市更新的理论逻辑；进而在理论逻辑的指导下，搭建首都城市更新模式的总体框架，从政策法制、激励、协作方面提出首都特色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建议，以期为首都下一步城市更新工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第一部分总论篇从城市发展规律与城市更新的关系出发，阐述了本研究的缘起，从减量发展、空间再造、街区共生、产权重置、价值倍增和多元共治等角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首都城市更新的理论逻辑，并围绕挑战与要求、特色需求、内容体系与实施体系等层面，阐述了首都城市更新的总体框架目标。
第二部分经验篇首先从问道、论道、行道、证道、悟道、寻道等角度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首都城市更新在合道而行路上的伟大成就；随后，围绕引擎、产业、共赢、价值、支撑与协同等视角，系统阐述了首都城市更新的动力体系、活力之源、空间统筹、投融资体系、科技体系和治理体系。
第三部分案例篇在进行全市优秀案例评选基础上，优中选优，选择了钟鼓楼俯瞰街区综合治理提升项目、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更新项目、真武庙租赁置换项目、崇雍大街街区更新与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石油共生大院项目以及北京小微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的探索与实践等六个首都更新优秀案例，详细介绍了各个案例的背景、主要做法、主要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第四部分借鉴篇系统介绍了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国家首都伦敦、东京、柏林和巴黎等超大城市的更新历程、典型案例，并总结对北京城市更新的经验启示。
第五部分对策篇提出了建构首都城市更新的法治体系、激励体系和协同体系的相关政策思路与建议。
本书从减量发展、空间再造、街区共生、产权重置、价值倍增和多元共治等角度总结首都城市更新的理论逻辑；围绕挑战与要求、特色需求、内容体系与实施体系，阐述首都城市更新的总体框架目标；从问道、论道、行道、证道、悟道、寻道等角度总结首都城市更新在合道而行路上的成就，以及系统阐述首都城市更新的动力体系、活力之源、空间统筹、投融资体系、科技体系、治理体系；在介绍首都优秀更新实践案例，以及借鉴伦敦、东京、柏林和巴黎等首都城市更新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首都城市更新法治体系、激励体系和协作体系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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