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王玉茹 | 《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初版序、再版序- 大数跨境

科学出版社

2023-08-10

导读：价格运动是市场机制的核心。相对价格变动所提供的信号，对资源配置、产业结构、收入分配、消费倾向等一系列有关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具有导向和决定作用。

价格运动是市场机制的核心。相对价格变动所提供的信号，对资源配置、产业结构、收入分配、消费倾向等一系列有关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具有导向和决定作用。《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运用数理统计手段对历史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的变动给以动态的计量描述。通过对近代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变动，货币相对价格的变动及其与中国近代物价变动的关系，各类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对中国近代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发育进程的影响，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相对价格变动的趋向、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中国近代和传统生产部门经营模式的不同作用等方面的研究，综合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源流向的影响，从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上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做了说明。最后在简短的结论中，对笔者在本研究领域中提出的新观点加以归纳和概括。

科学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初版序

吴承明

1996 年元月于北京

王玉茹同志这本《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原是她 1994 年所作博士学位论文，原名《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版前作了若干修正。

王女士原攻政治经济学，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她从个案分析入手，再进入宏观考察，已有不少论述问世。她 1987 年发表的《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1991 年用英文发表的《二元结构与经济增长：1880 年代到 1930年代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都是从计量分析入手，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本书是考察1860 年代至1936 年相对价格的变动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是她用功颇深的著作。在该书中，她过去的思路已比较成熟，广征博引，所提出的论证也更富于创新精神。

我常说，史学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事情的，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此，不论是新老课题，每项研究都应有所创新。从相对价格的变动也即一定的价格结构来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还不普遍，前人的论述主要是一些专题讨论。该书把价格结构作为一个体系，考察它的运行机制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提出不少新的看法或观点，其中有的看法与前人相异，这是很自然的。作为该书重点部分的生产要素价格的研究（该书包括资本价格、劳动价格、土地价格三项），前人还罕见系统论述；又因它们关系市场机制下资源的调配和国民收入的分配，需同时考察，因而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作者在这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可说是创新之作。

创新是好事，好在它能推动学科的进展。任何创新，不仅是新观念，包括新方法至新材料，都不免有缺点以至错误，需要经过讨论，证实或证伪、补充或改正，这就丰富了学科的内容。该书既已问世，我希望能引起读者和同行的关注，促进学科的发展。

另外，我还想趁该书出版之机，在方法上谈两点个人看法。

价格运动，常被看成是一种功能信号。它对生产和消费起调节作用，引导以至支配资源的配置和收入的分配，即所谓市场机制。而实际上，价格原是个因变量，由供求决定，价格结构乃是经济活动的结果。经济史上研究价格运动的前辈，如厄什（A. P. Usher）、阿倍（W. Abel），从相对价格的变动中推测农业生产的兴衰。这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15 世纪以来以至更早时期的欧洲农业，缺乏生产数据，只能从比较有记录的价格相对变动中回测。近代史的研究就不应当是这样了。首先应当探讨相对价格变动的原因，然后研究这种价格结构的机制作用。我不是说每篇文章都要这样，而是就整个学科而言。在西方，由于经济学家在研究现实经济或在理论构架中常把价格结构作为已有的存在，甚至作为经济运行模式中的自变量，以致经济史学界也有这种本末倒置的倾向。而在中国，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尽管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仅占国民生产不大的比重，物价变动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市场价格的支配，因而，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价格的研究一向是集中在物价水平和价格结构怎样形成的问题上。相比之下，对于这种价格结构怎样影响经济运行，就注意不到了。

该书就原来的命题来说，主要是研究相对价格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书中对这方面的考察和分析十分细致，这是该书的贡献。而这种考察总的着眼点是价格变动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不幸的是，负面影响似乎更占优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作者并未忽视关于价格变动的原因和价格结构形成的研究，而是首先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即该书的第一章。这章篇幅不大，但考察颇为深入，并提出新的观点。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运用一种新的方法，即把价格变动放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运动中来考察的方法。

经济发展形成周期运动，是客观的存在。在我国，除对 40 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运动有所研究外，对历史上经济周期的论述还几乎是空白的。形成周期的原因，各学派有不同的见解，但研究者都主要从价格变动入手，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短周期，西方对中世纪欧洲经济的长周期的考察也是这样。王玉茹参加了对近代中国经济周期运动的研究。在《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中，她从物价指数的长期变动中，解析出周期波动因素即周期偏差，重构价格的周期波动曲线。这样，一些价格的相对变动就更明显了。例如，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波动幅度大于工业品价格的周期波动幅度，说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加速原理和农业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又如，进口物价的周期波动与物价总水平的周期波动近似，而出口物价则否。作者从而提出一个中国近代物价的传导机制：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通过汇率变动导致进口物价的变动，再导致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在传导过程中波动的离中趋势逐步减弱，故相对来说，中国这一时期的物价比较平稳。

以上是我想谈的第一点。第二点是，研究经济史需要有经济学根底，用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行为。该书中，作者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来解释价格的形成，但也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均衡价值理论，并明确提出，用新兴的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观点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适用性，这样是否有矛盾呢？否。

我曾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并且，经济学是一种历史科学，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话说，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史无定法。”我认为，经济史研究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资料的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分析和论证。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决定某种商品价值的是生产它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价格所反映的是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各部门的比例分配，通过相对价格调节生产即价值规律。古典经济学，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也是价值规律。这只手所调动的也是劳动的配置。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 卷的《增补》中说，价值规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起作用了。直到 15 世纪，它在经济上也是普遍适用的。

然而，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或抽象劳动，实际上是无法计量的，生产和市场变得复杂起来，就更难捉摸。在马克思时代，已不是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来解释市场机制即价值规律的作用了，而是用生产价格，即成本价格加各部门的平均利润，来解释相对价格的形成。马克思把生产价格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的变化形式，而西欧资本主义是16 世纪开始的。

现代所谓市场经济就更复杂了，并且国际化。进入市场的不仅有劳动产品和劳务，还有精神产品如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还有权利如专利权、专用权、知识产权，还有未来的东西如期货、期权、风险市场。所有这些都要有个价格，市场上没有的东西，但也有个影子价格。这许许多多的相对价格的关系已非生产价格所能尽解，比较适用的是新古典主义的均衡价值理论。这种理论既然描述了市场机制，因而也可称之为价值规律。在均衡价值理论的模式中，决定价格的已不是平均成本、平均利润，而是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理论上已不是基于劳动量，也许是基于事物的稀少性或效用，但它们是在实践中可以捉摸，可以计量的。

近代中国经济，在我看来，已不同于传统经济，但还远远不是现代的市场经济，不过，它已与现代化的国际市场接轨。在近代中国市场上，可以说有古有今，有形形色色的交易。作为方法论，作者用劳动生产率，也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来解释和分析不同的价格的形成和变动，我认为是可以的。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我甚至认为可用不同的经济理论去解释和分析同一个问题。因为作为方法论，它们观察的角度不同。若结论相同，愈增信心；若不同，可待考证。至于诺思的新制度学派理论，作为方法论，显然是有益的。近代中国正处于产权、制度、交易费用开始近代化，而又远远没有完全变革的状况。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

吴承明、王玉茹师生学位服合影，2008 年 7 月 1 日补拍

再版序

王玉茹

2023 年春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1994 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已经 29 年了；1997 年 5 月博士学位论文《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以《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为题列入陕西人民出版社青年经济学博士研究丛书出版已经26 年；2004 年我的第一本学术论文集《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出版也已经19 年；在《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的第二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之际，谈谈感受吧。

在一个人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开阔眼界是非常重要的，而最初为我打开经济史学术眼界的是我的两位恩师。1985 年我随刘佛丁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刘先生就安排了我们赴京旁听学术大家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程；1986 年的暑假，刘先生又带着我到北京遍访经济史学名家，向吴承明、巫宝三、陈振汉、聂宝璋、张国辉、宓汝成、魏金玉、方行、江泰新等名家当面请教；之后刘先生还利用各种机会聘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南开大学做讲座，请北京经济学院的瞿宁武先生为我们开设外国经济史课程，让我们及时了解国内外经济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刘先生一生学习新的理论，不断探索、创新研究方法。随先生一起构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新框架的经历，让我终生受益。

1986 年暑假拜访吴承明先生时，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得到了吴先生的指点，在我赴日访学前，吴先生又亲笔给日本同行写了推荐信。1991 年从日本访学归来随吴先生读博，更是得到了先生的耳提面命。先生鼓励年轻人创新但从不干预我的观点，只要能自圆其说就给予支持。翻开先生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手稿上做的评语、批注和补充的文献，从论文选题到修改完善，无不体现了先生提携年轻人的心血。先生从不随意攻击别人的观点，而是凭自己的研究实力立于学林，让我深受教益。

走出国门，汲取不同国家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养分，体验国际学术交流的氛围，是开阔学术眼界的另一重要途径。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有幸得到日本上智大学顾琳（Linda Grove）教授所在的比较文化学部的资助，第一次走出国门（1989 年 10 月赴日访学，1991 年 4 月返回），亲身体验了日本社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取得博士学位之后，1997 年获得首批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我再次赴日本，在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访学期间有幸跟随合作教授尾高煌之助先生，出席了他主持的日本文部省重点研究项目“亚洲历史统计”相关的系列学术会议，体验了大型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组织实施。在访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受邀加入该项目，成为课题组成员中唯一的中国经济史学者，承担了抗日战争前中国物价和工资的研究任务，利用项目组的资料资源，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对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入和拓展研究。

在我读博期间，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教授在一次来南开大学讲座后的交谈中告诉我，40 岁之前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可以申请世界经济史学会的优秀博士论文，从而可以获得参加世界经济史学会年会的邀请和资助，于是我努力在40 岁生日之前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懵懵懂懂地向 1998 年 8 月 24—28 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世界经济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提出了申请，虽然没能入选优秀论文（事后得知因为不了解申报优秀论文的具体要求，提交的论文摘要过于简单），但是获得了出席大会的邀请和资助，如同这届世界经济史年会举办的过程一波三折一样，历经波折终于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大会开幕式现场聆听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的主题演讲，成为中国最早出席世界经济史学会年会的学者之一。2002 年，一桥大学亚洲历史统计课题组在世界经济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7 月 22—26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设立了独立的分会场（Session），我也作为报告人之一在世界经济史学界最高的学术交流平台上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2009 年开始，作为分会场主持人带领中国的青年学者先后出席了在荷兰乌特勒支（2009 年 8 月 3—7 日）、南非斯特伦布什（2012 年 7 月 9—13日）、日本京都（2015 年 8 月 4—8 日）和美国波士顿（2018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3 日）举行的第十五至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学会年会，直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错过了原计划2021 年、延期到 2022 年7 月 25—29 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十九届世界经济史年会。

2006 年 8 月，经蒂姆·赖特（Tim Wright）教授推荐，我获得英国伦敦高校中国委员会（The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UCCL）基金资助赴英国访学。虽然正值暑假，但是在赖特教授的精心安排下，先到他工作的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访学了一周，在图书馆查资料，周末他们夫妇带我去体验英格兰牧场生活。随后赴伦敦，在邓钢教授的安排下访问伦敦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感受古典经济学的气息；到泰晤士河畔的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拜谒马克思墓、参观大英博物馆、走访历史遗迹；参观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最后好友蔡维屏博士在她工作的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接待了我，带我参观巴斯艺术博物馆、走访历史遗迹。18天的首次英伦之行，丰富而圆满。

2008 年 9 月，我应邀出席了在纽黑文举办的美国经济史学会年会，在会上报告了我的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会后又应邀到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尔湾分校）讲学，报告了我对近代中国城市批发物价研究的新成果。2009 年 10—12 月，获得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资助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两个月，查阅该所所存王业键先生一生研究积累形成的清代粮价数据库资料，得以在本人主编的《清史·典志·商业志》中使用了粮价变动趋势图，首开在典志中使用图表的先河。

2015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我应邀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交流访问，与该校经济史学教授凯瑟琳·申克（Catherine R. Schenk）共同为该校国际经济关系专业的研究生讲授1949—1978 年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主讲“新中国为什么选择自力更生”。在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之后，我对新中国面对政治冷战、经济封锁的国际环境下，探索经济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站起来、强起来的艰苦奋斗之路，以及如何在马工程教材《中国经济史》中阐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997 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因当时条件所限，书的印刷装帧简单，印数有限，早已售罄。此次将《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一书再版，既是为了解决学界相关研究参考之需，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学术研究做一个总结和纪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的自强路上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中国经济继续前行需要总结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而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特色与其历史积淀是分不开的，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希望本书对近代中国市场的价格机制的研究能够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提供一些历史经验。同时，我自1985 年从政治经济学专业转入经济史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已经 38 年，且已届退休年龄，将博士毕业以后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做个总结；1972 年 12月在南开中学毕业留校从事教育工作迄今已经50 年，本书再版也可作为从教 50 年的纪念。

此次由科学出版社再版的《近代中国结构研究》，与第一版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增加了彩页和附录。首先，我在一桥大学访学和其后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亚洲长期经济统计项目研究的过程中，利用项目组的资料资源，重新编制了近代中国城市批发物价指数；对农村物价的变动趋势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在原有的运用物价指数和外贸指数等流通类指标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生产类指数指标的研究，使研究结论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同时博士论文相关的近代价格结构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资助，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市场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模式研究”（2001—2003 年）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2003—2005 年），两项研究成果2007 年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2021 年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经济指数整理及数据库建设”的研究工作，带领学术团队，对近代中国编制的物价指数、工资和生活费指数、外贸指数、金融指数、生产指数进行系统的整理，完成了近代中国经济指数数据库的编制。因为内容很多，所以将这些相关研究成果目录列为附录一，并将第一版出版之后发表的相关主题更为深入研究的三篇论文全文收入，作为附录二至附录四。本书研究近代中国价格结构，为保留历史原貌，对近代中国文献中的单位名称，如亩、斤、公石、公分银、公担等，未作修改，特此说明。

其次，将博士论文答辩的合影、恩师吴承明先生指导我的博士论文的往来信件，以及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修改手稿等珍贵照片和图片做成彩页，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