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远新城钟鼓楼（西南―东北）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属亚欧大陆腹地。其地疆域辽阔，地貌多样，北界阿尔泰山，南接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天山山脉横亘于中部，山脉相阻，形成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和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即所谓“三山夹两盆”的地理格局。这里分布着570 余条大小河流，主要依靠山脉积雪和山地降水汇流而成。复杂多变的地形条件，水量丰沛的河流，使这一区域形成了包含森林草原、大漠戈壁和田园绿洲等多样的生态景观。
在广袤的新疆版图中，伊犁河谷占据着重要地位。伊犁河谷位于西天山区域，三面环山，地貌呈由东向西敞开的喇叭状，大西洋和里海等西来的湿气，使谷地内河流纵横，植被繁茂，而由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和喀什河三大支流汇合而成的伊犁河一路西去，流向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伊犁河之名，我国文献多有记载，如《汉书》之“伊列”河，《新唐书》之“伊丽河”“帝帝河”，耶律楚材《西游录》之“亦列河”等，另有“益离”“亦剌河”等同名异写。伊犁河两岸为阶地漫滩，土壤肥沃。河谷内气候湿润，水草肥美，宜于畜牧，素有“塞外江南”之美称。
伊犁河流域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活动的区域，同时也是各族群往来迁徙、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通道。在距今5000 年前后，伊犁河谷内的人群就开始使用铜器；进入青铜时代后，这里更成为青铜文明传播的主要途径；在距今3000 年前后，河谷内的居民已广泛使用铁器。据中外史料记载，从公元前3 世纪开始的两汉至北朝时期，伊犁河谷就有塞种人和月氏、乌孙、匈奴等古代民族在此游牧射猎。进入隋唐和辽金阶段，先后又有柔然、突厥和西辽等部族政权相继统治该地区。13 世纪以后，蒙古各部开始据有伊犁大部地区。明清之际，沙俄也对伊犁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各部虎视眈眈。1762 年，清廷在伊犁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伊犁地区就此正式纳入清廷的直接统治之下，作为中央王朝的“屏藩”之地，伊犁由此也成为了当时新疆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 惠远老城东墙南段（东北―西南）
伊犁河谷因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地理位置，该地区留下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各历史时期丰厚而色彩纷呈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新疆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逐步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也积极投入到了新疆的考古工作中。2012 年，我们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制定了“新疆北部地区考古发掘规划”。2014 年7～8 月，我们发掘了阿勒泰地区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东喀腊希力克别特遗址和墓地；同年8 月，我在考察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青铜时代的阿敦乔鲁遗址和呼斯塔遗址时，受邀参观了惠远新城，以及城中的伊犁将军衙署。2016 年7～8 月，我们发掘了双河市属青铜时代的泉水沟遗址和墓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都木都厄布得格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和历史时期古城址；同年8 月，我再度受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之邀，协助筹备和组织召开了有关老惠远城保护利用的“惠远古城历史文化研讨会”；会后即在当年9 月开展了惠远新、老古城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2017 年8 月，在前期调查勘探的基础上，我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的“惠远新老古城考古勘探成果评审会”上，顺利通过了评审。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和研讨，我深感伊犁河谷的清代考古资源内涵丰富，特别是声名远播的清代“伊犁九城”至今仍然大部保存完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但多年来只有历史学界利用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较多，而考古学界的关注则远远不够。
▲ 清代伊犁河谷驻防城遗迹分布示意图
有鉴于此，我就将以“伊犁九城”为核心的伊犁清代城址的研究课题交给了博士在读的郝园林。当时他刚从美国匹兹堡大学交流学习回国不久，在匹兹堡大学期间，跟随周南（Robert D. Drennan）教授学习和掌握了一些国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有志于做明清考古的他，欣然接受了该选题，并在2016 年9 月首次进行考古调查之后，便投入到资料的搜集工作中，整理了多达百万字的史料长编，并就此将“伊犁九城的考古学研究”确定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随后于2017 年3 月又赴伊犁做了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和航测等工作，并在2017 年6～7 月参与了对惠远新、老古城的勘探工作。2017 年8月，我又组队带郝园林对“伊犁九城”中的绥定城、塔勒奇城、瞻德城、广仁城、拱宸城、惠宁城、熙春城、宁远城，以及扎库齐牛录城和纳旦木卡伦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航测，搜集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 调查组在惠远老城测量城墙高度
（2016年9月3日）
左起：郝园林、魏坚
▲ 调查组在纳旦木卡伦测量（2017年8月24日）
▲ 调查组在宁远城调查（2017年8月24日）
左起：王建刚、郝园林、巴依尔、陈勇、魏坚、郭林平
面对大量的考古调查资料和文献史料，郝园林的学习背景为他进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他本科阶段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专业学习，受到了较为系统的史学训练并参加了我指导的北京延庆西屯的田野考古实习。在硕士学习阶段，我安排他参加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如河北卢龙蔡家坟商周遗址和北京周边地区明清墓葬的发掘与整理，他还随我多次调查阴山以北的北魏和金元时期的城址，基本上掌握了田野考古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郝园林通过硕士毕业论文《明万全右卫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考古学观察》的写作，对于城市考古的方法已经有了较好的把握，通过查阅和编纂80 多万字的史料长编，在明清文献资料的搜集方面也已初入门径。这些训练为他博士阶段的考古调查和论文的撰写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郝园林为人谦虚，性格随和，做事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平时跟大家相处也十分融洽，这是一种很值得称道的做人态度。他平时学习刻苦，读书认真，勤于思考。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克服困难，几次进入伊犁河谷进行考古调查，为了查阅史料，在图书馆泡了许多个日夜，最终高质量地完成了博士论文《清代伊犁河谷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并得到了论文评审和答辩专家的好评。对此我是十分欣慰的。郝园林毕业后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承担了考古学通论、考古绘图、历史人类学与田野考察等课程的讲授，教学相长，他也因此在学术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经费支持，并为本书的出版再赴伊犁进行补充调查。与此同时，他博士论文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发表在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核心刊物上，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好评。由此，他在不断增补新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文献史料和俄文资料，在细节上进一步完善，理论探讨上也进一步深入，最终完成了这部《西陲屏藩：清代伊犁河谷驻防城的考古学研究》（后文称《西陲屏藩》）的学术专著。几年打磨，终成正果，且如约而至，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西陲屏藩》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一是首次尝试以考古学的视角聚焦于伊犁河谷区域内的清代城址，探讨了城址的布局和形制特征等问题，并编制了详尽的城址数据库；二是创见性地提出伊犁驻防城的布局与形制理念来源于明代北方卫所城，伊犁驻防城存在着相互呼应的双核布局模式；三是通过对具有地域性特点的伊犁清代城址的研究，就城市考古学方法论、城市形态学、“新清史”等学科理论和范式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尽管上述结论尚显青涩，甚至有待商榷，但不失为有益的探索。我也希望郝园林能对相关理论和话题继续探索，迈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 伊犁驻防城双核布局示意图
《西陲屏藩》是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学术系列丛书出版的。该系列之前出版的著作研究年代包括史前、商周、辽、明等时期。《西陲屏藩》的出版，意味着该系列丛书的研究年代进一步拓宽到了清代，这其实也是人大考古这几年工作内容和培养方向的折射。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只想不断拓宽我们的视野，并无门户之见，亦无地域年代之限，更无理论偏见。这一点也是我们的特色。
我曾经参与《清史》编纂工程八年，深知清史研究的重要和清代考古的必要。多年来我们将考古的年代下限定在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自然不在考古之列。但近年随着配合基建考古工作的开展和文物保护意识的加强，大量明清时期地下遗迹不断被发掘，许多清代地面遗址也纳入考古与文物保护的视野，清代考古的展开已成必然。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清代文献，清史学界对于清代考古材料往往是忽略的，因而不能关注到清代遗址丰富的考古学内涵。毋庸讳言，丰富的清代文献史料，使很多遗址的名称、年代和相关背景信息已基本明确，以“考古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方法论体系难以发挥作用。《西陲屏藩》也面临同样的境况，其相关研究论述仍不免偏重于文献史学的考释，考古材料的解读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因此，清代考古的学术背景要求有志于清代遗址的研究者，既要充分利用经典的考古学方法，也要创新研究理论，扩大考古学研究视野，丰富考古学研究手段。对于清代考古而言，郝园林已经扎扎实实地迈出了一大步，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希望郝园林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立足伊犁，将研究视野放大到新疆乃至中国边疆的广大区域，为边疆考古作出更大的贡献。
适逢百年考古的盛世，中国考古学正以崭新的姿态进入下一个百年，希望每一位年轻的考古学者都肩负起时代的责任。
是为序。
魏 坚
2022 年6 月16 日于时雨园
本文摘编自《西陲屏藩：清代伊犁河谷驻防城的考古学研究》（郝园林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10）一书“序言”，文中插图来自该书正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学术系列丛书）
ISBN 978-7-03-074137-0
责任编辑：张亚娜 周 赒
本书基于对伊犁河谷清代“伊犁九城”、牛录城堡、卡伦、营盘等驻防城的考古学调查、测量和勘探，结合中外文献、图片资料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证和研究。伊犁驻防城体系的发展历经初建、高潮、完善、战乱、重建五个阶段。各城形制规整、特点鲜明，军事防御设施完善。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双核心”布局，互为掎角之势。伊犁河谷清代驻防城是在中央王朝的主导下，由各族兵员百姓共同建起来的，它们有效地稳固了边疆局势，维护了国家统一。以此材料和史实为本，作者还就城市考古学、城市形态学、“中心地”、边疆理论、“新清史”等理论范式做了深入反思。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及军事学等方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和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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