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华自传：我的大学生活- 大数跨境

科学出版社

2024-02-18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

李文华院士是国际知名生态学家，在林学界、生态学界和资源科学领域享有盛名。

《绿境求索: 李文华自传》（李文华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4.1）记叙了李文华院士根据环境条件、科学发展和国家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目标的学术成长经历——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研究，到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再到生态农业复合系统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最后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范畴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展现了他求真务实、锲而不舍、勇于创新的科学家精神，以及淡泊名利、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优秀个人品质。本文节选“难忘大学”以飨读者。

1949 年我高中毕业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当时报考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京大学令人羡慕的名声，二是我在初中读过的一本书中的照片。当时我就读的中学离天津的“美国新闻处”很近，它在临街设有一个对外开放的小型图书馆，冬天在那里看书很暖和，我和一些同学经常光顾那里。一次我偶然看到一本介绍美国国家公园的图书，书中介绍了许多自然保护区，其中有一组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著名的巨杉和花旗松的森林，它们是那样的壮美和挺拔，还有数十人才能环抱的“世界爷”——巨杉，树基的空洞可以容纳一辆汽车，让人十分震撼，这激起了我对大自然的向往。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能到大自然中亲眼看看这些森林？想不到这个一闪而过的愿望，竟成了我毕生科学事业的前奏。

回想当时报考大学的情形和现在真是大不相同。报考的专业选择有很大的偶然性，通常报考的地方张贴告示，标明招考的大学、专业和招收人数。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招生，只能报考其中的一所外，其他的可以同时任意报考几所大学。当时我除了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外，还考上了河北医学院（河北医科大学前身）和青岛海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等几所大学。考试前父母对我考学的态度也很平和：如果通过努力能考上大学固然很好，但考不上也没有多大关系，早一点找份工作挣钱养家也不见得不好。

1949年我到学校报到后不久，北京大学农学院就与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校名经多次征求意见后定为北京农业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所在的森林系又从北京农业大学分出，成为北京林学院，校址也由北京西郊的罗道庄迁到妙峰山大觉寺和秀峰寺。1954年学校搬迁到现在北京林业大学的地址。“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曾一度搬迁到云南丽江，与云南林学院合并，几经周折才又搬回北京，并改名为北京林业大学。

▲ 1949～1953 年就读于北京林学院

我的大学生活和我所经历的大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战线的改革和探索过程。在我上大学期间，充斥着多种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冲撞与博弈，在以乐天宇校长为代表的解放区群体的思想传统中，重视实际情况，尤其重视与农民的结合，但对现代科学与教学系统有所忽视。大学期间，我们参加过南方橡胶调查，在卢沟桥进行过农耕实习，夜晚到农村进行过农业政策的宣传和演出。对于这种教育方式，不同人有不同的见解与评价，我个人认为其中所蕴含的许多珍贵的内涵，值得在当代的教学中吸取和结合。

当时的教师队伍人数虽少，但拥有当时林学界许多老一代的知名专家。例如，在造林学方面有王林教授，在森林经营方面有范济洲教授，在水土保持方面有关君蔚教授，在森林生态方面有张正崑教授，等等。我们是北京林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全班共50位同学，毕业后有15人留校任教，包括徐化成、郑均宝、陈燕芬、阎树文、王慧身、裴宝华、庞季平、高志义、李滨生、周沛村等，后来他们或成为学校领导，或是各系、教研室的科研骨干，都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 与大学同学在一起（在母校北京林业大学）

前排右一为李文华

大学生活是我学习生涯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之一。那时的我们纯真、热情、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对未来充满期望而又极少有功利之心。尽管受教材、设备等限制，学校的条件和教学内容远远无法满足我们强烈的求知欲望，但同学们充分理解，从不抱怨，很少发牢骚，而是对学校深怀感激之心，对师长十分尊敬，对自己严格要求。为了弥补课堂知识的不足，同学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分头收集有关资料，进行学术讨论。我们还翻译苏联的有关教材，徐化成独立翻译的《水土保持学》《森林学》成为当时林业院校的主要教材，我也翻译过几篇有关森林的文章。那个时候，在老师的鼓励下我有过一些创造的欲望，因陋就简地做出了“测树仪”等东西，感谢赵宗哲老师后来把我做的“测树仪”的半成品在他的测树学课程中进行了介绍。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西方对我们进行橡胶封锁禁运，为了发展橡胶和热带作物，自1952 年起，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了相关专家对广东、广西等地的橡胶和热带植物资源进行了橡胶宜林地的考察，我也积极参与其中。

1953 年我从北京林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最初是在森林经理教研室做范济洲教授的助教，后转到森林学教研室（即现在的生态教研室），在张正崑教授的指导下工作。前一阶段的经历让我对森林测算和森林经营管理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后一阶段的工作则为我后来一直从事的生态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自己的启蒙老师，我永怀深深的感激之情。

1956 年，我和几位同事合力翻译了一本苏联的通俗读物《集体农庄的营林》。翻译工作不仅增加了我的专业知识，而且提高了我的俄文水平，对我后来到苏联学习大有裨益。

60 多年前的我们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唯一富有的就是热情、对未来的憧憬、激情和理想。在天安门前狂欢，在节日的道路上歌唱，在无人的沙漠中集体舞蹈，在南下的车厢里志愿服务，毕业后填写志愿时如果不是主动填写边疆，至少也是服从分配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