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语境中，慈和善包括慈念和善行两个方面，慈念是动机，善行是行为，慈和善加在一起，指的是基于仁慈兼爱之心的关怀、施予、帮助、救济他人的善行善举和为此提供的善款善物。
我国有悠久的慈善文化传统。孔子主张“仁爱”，墨子提出“兼爱”，孟子强调“恻隐之心”，都是中华慈善思想的渊源。东汉以后许多地方出现了救济灾民贫民的“义田”“义仓”，北宋著名思想家范仲淹兴办并传承数百年的“范氏义庄”，明清以后出现在江南各地的“善堂”“善会”，以至民国期间的“慈善堂”“慈善会”等，都是慈善文化的印证。
改革开放以来，公益慈善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逐步恢复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公益慈善在诸多方面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具体来说主要有五大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财富积累，为公益慈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社会转型全面展开，为公益慈善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社会舞台。第三，以政府转型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为公益慈善提供了公共空间。第四，爆发式增长的全社会对公共物品的巨大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形成的供求缺口，为公益慈善提供了现实需要。第五，广泛、巨大且日益强烈的公众参与为公益慈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坚实的社会基础。
对比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公益慈善发展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我国当前出现的公益慈善蓬勃发展的势头，与美国上世纪初期出现的公益慈善发展高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财富空前积累带来私人基金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方面，在现代基金会引领非营利组织治理变革和公益慈善发展模式转型方面，一场发生在当初美国的“慈善革命”，可以说正在今日之中国上演。从私人基金会的发展上可见一斑。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数量在从1900年到1946年的近半个世纪，从18家增加到了505家，而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其中大部分相当于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从2005年开始登记发展，不到10年间猛增到2610家。
第二，在公益慈善得到来自体制转型提供的巨大公共空间方面，我国的公益慈善发展与美国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以“福利国家”为背景出现的非营利组织蓬勃发展的格局很相似。彼时的美国，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推动非营利组织涌向反贫困、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大规模建设“美好社会”。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英国、德国战后的一段时期，购买服务一度成为这些国家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中最大的部分。当下的中国，我们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
第三，在公益慈善参与和引领社会创新方面，我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小，有些地方甚至走在了前面。比如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公益金融、社会影响力投资、微公益等，国内已经出现较为成熟的创新形式，比之欧美发达国家并不落后，甚至具有一定的引领性。尤其在公益创投和公益金融方面，美国的公益创投和公益金融虽然提出很早，但实践模式和政策系统都还比不上我们。
第四，尽管近期呈现蓬勃发展的格局，但我国公益慈善的总体规模、发展水平、能力建设与运行管理的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还有显著的差距。例如，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我国近年来大幅度提高，从2006年的0.05%提高到2014年的0.16%，已超过日本(0.14%)和德国(0.13%)。但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以色列1.29%，英国1.01%，美国0.62%，瑞典0.4%，荷兰0.37%。再如，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我国近年来有显著提高，从2006年的2.7提高到2014年的4.5，而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分别为：德国133.3，美国67.8，英国40，日本38.5，差距还很大。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我认为：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公益慈善蓬勃发展的格局与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发展道路在某些阶段上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表明公益慈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社会现象的必然性，也表明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正经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道路的一定的共通性，同时也说明，处于21世纪的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如能有效克服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弯道超车”，直接走向公益慈善全球发展的前沿。
由于积累少、起步晚、发展快、缺口大、能力弱、环境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公益慈善的发展中尚存在：公益组织的能力欠缺、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不完善、公益组织各层次特别是管理层和项目运作层面的人才不足，公益慈善作为一个领域或行业的系统生态链尚未形成，支撑公益慈善发展的新体制和积极包容的公益慈善文化尚未形成等诸多问题。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我国当前的公益慈善仍处于蓬勃发展的勃兴期，开始呈现出许多令人欣喜的发展势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值得关注：
(一)多元推动的社会化趋势
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为：各级党政部门越来越关心和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单位不仅积极参与公益慈善并将公益明确为其改革创新的目标，各类企业以社会责任乃至共享价值的创造等方式多方面参与并推动公益慈善，城乡社区则大力推动所在地公益慈善，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公益慈善的生力军，公众参与的意识、热情和程度不断高涨，媒体特别是新媒体越来越关注并力推公益慈善，等等。在种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公益慈善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核心或主流，成为全社会各种力量积极参与和推动的社会化过程。
(二)市场驱动的产业化趋势
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为：创投、金融、信托、股票、债券等各种复杂的市场机制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公益慈善，涌现出如社会企业、慈善超市、公益银行等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双重属性的创新业态。以公益慈善为关键节点的新型产业链如捐赠旧衣物循环产业链、再生废旧材料循环产业链等相继出现，进而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公益产业的新型产业集群。公益产业以公共利益为起点，以价值回归为目标，以均衡发展为核心，通过“公益+金融”形成产业上游，贯穿并有机衔接农业、工业、服务业与知识产业，组成基于公益、动于金融、利于社会、跨业循环的公益产业集群。市场驱动力改变了公益慈善远离市场的非营利属性，激活各类市场机制并做大公益，以产业化的形式在市场和公益之间升华出巨大的社会利益。
(三)跨界融合的新公益趋势
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为：通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政府和公益组织之间越来越跨界融合;通过社会责任和共享价值，企业和公益组织越来越跨界融合;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界限被超越，创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跨界与融合;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涌现出各种开放、共享、透明的平台，不仅超越既有的三大部门也超越所有的组织，基于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推动社会价值的实现。跨界融合在三大部门间升华出新公益的共治场域和共享价值，一方面能有效应对各种巨型化、复杂性和突发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能激发各种形式的社会创新。新公益的趋势令我们有机会走在世界的前沿。
(四)跨越国界的走出去趋势
这种趋势主要表现为：各种跨境社会问题如跨境教育、跨境扶贫、跨境移民、跨境卫生等越来越成为公益慈善关注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参与到全球治理和国际公益活动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当地公益活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需要更加关注和帮助当地社区的发展并致力于解决当地的各种社会问题，“公益同行”乃至“公益先行”的战略意义越来越大。跨越国界的公益慈善是作为一个大国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公益慈善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总之，公益慈善作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具有公共性、群众性和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正处在方兴未艾的蓬勃发展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都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的当今时代，公益慈善一定大有可为，不仅在实践的发展创新方面，在政策体制的改革创新方面，也一定会在思想理论文化的建构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