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典(1872～1950)字际五，费县仲村社唐家巷(今平邑县仲村镇三合四村)人。父亲唐如俊，以种田为生。母亲是一位淳朴的农家妇女。唐绍典8岁入本村私塾。后来在本族的一家富户的资助下，赴济南求学，攻读法律。3年毕业返里，以律师为职业。1907年，费县儒学署改为劝学所，唐绍典是劝学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劝学所是当时掌管教育行政的机构。唐绍典在任职期间，大力提倡地方捐资兴学，推广新教育。翌年，在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同盟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
1912年，费县劝学所内设教育会，唐绍典为教育会长。他竭尽全力发展全县的教育事业，大力提倡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启迪民智，救国救民。1917年，他与周效禹在仲村亲手创办一所学校，设于“仲子庙”，取名“仲村私立小学堂”，他担任该学堂的董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也波及费县。唐绍典顺应社会进步潮流，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他亲自率领进步学生和青年，废神庙、建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1921年3月，唐绍典联合周效禹、唐保祥、魏昌祎等，把“仲村私立小学堂”迁到仲村东南角的“泰山行宫庙”和“山西酒商会馆”(现仲村中心校所在地)，改名为“仲村区立生民小学”，聘请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魏昌祎为校长，并充实了几位优秀教师，使很多适龄儿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不料他创办生民小学不久，遭到了封建势力和“红旗会”的疯狂反对。“红旗会”是当时地方上的封建道会门，他们到处设坛烧香拜神，迷惑群众。号称“刘四千岁”的道首（蒋里村人)，勾结仲村汾太成酒店掌柜、酒君总代表智德合，网罗大批打手、无赖，大闹学校，砸了学校的课桌、板凳、门窗。还声称唐绍典废神庙、建学校是“冒犯神灵”，大逆不道。他们组织一伙人到费县公署诬告唐绍典伙同周效禹、魏昌祎、唐保祥等人“图谋不轨”，费县县知事为此扣压了魏昌祎校长。唐绍典对此十分愤怒，他联合社会名流魏昌祺，率领仲村、平邑两处小学的200多名学生，到费县城游行示威、救出魏昌袆。费县县知事恼羞成怒，下令撤消魏昌袆校长的职务。唐绍典不畏强暴，不避风险，决心斗争到底。他联合魏昌祺、魏昌祎、唐保祥、庄士一等人赴济南，到山东省省长公署控告了费县县知事支持封建势力，砸毁学校，破坏新教育的罪行。由于他据理力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
唐绍典等斗争的胜利，对当时的费县震动很大。封建势力有所收敛，费县西北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接着，唐绍典又筹集人力物力，为学校制课桌，添校具。在他的影响下，其他村也纷纷起来废神庙，兴学校。1926年，“仲村区立生民小学”经费县教育局批准，改为“费县县立第三完全小学”，委任赵墨林为校长，唐绍典担任顾问。唐绍典时刻关心学校，帮助解决问题，并经常给学生讲话，灌输爱国思想，深受学生的爱戴。
是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兴师北伐。唐绍典获悉后，亲自用大笔在大红纸上书写了6个大字：“欢迎北伐成功！”贴在大街上，并对学生张若林等人说:“南军来，咱把木寨抬，盼望南军打过来！”
1929年，中共山东省委派党员张希舟、袁时若、李天钧等来费县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成立了中共费县城小组，对外以“国民党费县指导委员会”名义进行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建立了由唐绍典、杨占升、王兰斋、陈子齐、邢华肖等5人组成的“费县农民协会”，唐绍典任常务委员，杨占升任组织委员，陈子齐任宣传委员，王兰斋任不管部长。县农民协会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为口号，组织发动贫农、自耕农。两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几十个基层农会组织，发展会员数千名。在县农会的领导下，会员们对新安社利沟村反动地主王昭曾向农民勒索“军队过往招待捐”、“联防自卫捐”、“购买枪支捐”等罪行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县农民协会还发动农友数千人到费县城游行示威，要求严惩王昭曾，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县长廖肖慑于农会的声威，不得不将王昭曾惩办，并同意免收一年的捐税。同年7月，廖肖遵照山东省当局的旨意，下令封闭了县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转入低潮。
1931年，唐绍典担任费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唐绍典利用民众教育馆的有利阵地，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并领导学生、青年，多次进行抵制日货的活动。
1932年，费县师范讲习所由共产党员商向前、李伯瑾等为首组织和领导了第一次学潮。唐绍典以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合法身份，大力支持进步学生的这一革命行动。是年夏季，仲村和鲍家坡建立了党组织，唐绍典经常和组织的领导人鲍天仇等往来，一起谈论国事，结成忘年之交。
翌年，费县师范讲习所第一级学生毕业。唐绍典亲临学校与进步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诸葛昌林、赵寿亭、时克、张传义、刘次恭等亲切交谈，并积极协助推荐安排他们的工作。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唐绍典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走村串乡，到处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动员大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1938年，他先后送四子唐伟、三儿媳赵淑毅(又名赵凯)、孙子唐毅、唐庆余，孙女唐庆爱、外甥咸栋、外甥女咸克、刘相芹等奔赴抗日前线。他还动员叔兄弟唐绍鼎、唐绍资、唐绍圣，叔伯侄子唐加伦、唐加告、唐加章、唐加玉等人参加了革命。随后，他又动员亲友、学生百余人参军参政，为壮大抗日队伍、创建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6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率领省委机关和四支队一部，跨过蒙山九女关来到仲村镇。当时担任国民党仲村乡乡长的地主管友恩，一面下令关闭仲村的四面围门，组织武装人员守卫围墙，阻挡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四支队进驻仲村，一面派人持枪瞄准“八路巷”(唐家巷)，防备唐绍典与共产党联系。省委机关及四支队的同志只得在村外宿营。
当时唐绍典的三儿媳赵淑毅和外甥女咸克均在四支队帮助工作。她俩奉首长之命，进仲村去了解情况，到围门遭到阻挡。赵淑毅大声斥责说:“为什么不让俺俩进仲村?我们回自己的家还不让进吗，难道我们抗日有罪吗?”任凭她俩怎么说，管友恩的部下就是不开围门。二人无奈，只得返回。省委又研究决定由组织部长程照轩出面，找唐绍典及开明士绅做管有恩的工作。通过仲村地下党组织的引荐，唐绍典见到了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并接受了省委交代的任务。他和进步人士张乐贤、张宗九一起去找管友恩。唐绍典对他说:“你要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联合抗日。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力量，应当受到欢迎和礼遇的。”管友恩自知理屈，遂同意省委机关进驻仲村，并派人开了围门，并给四支队送去了一部分给养。7月7日，中共边区省委在仲村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一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的除省委和四支队的全体干部战士外，还有当地群众数千人。唐绍典参加了这次大会，听了省委书记郭洪涛的讲话，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5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蒙山马家峪一带。当地的封建地主利用农民对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不了解的情况，煽动群众不安排部队住宿，不供应粮食，有的村庄还固守土围子，不让革命队伍开进。唐绍典针对上述情况，便以自己的社会名望，联系上层进步人士，广泛宣传八路军积极抗日，热爱人民，纪律严明，是革命的队伍，动员人民支援一一五师。他带头把自家仅有的2000多斤粮食，装了满满4车送给一一五师，解决了部队燃眉之急。同时，他还主动把自家的3支(1支短枪，两支长枪)拿出来，装备抗日队伍，并千方百计在民间为部队筹集枪支。4月，唐绍典在中共费县县委的帮助下，动员亲友和人民群众，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命名为“八路军费县抗日游击第四大队”，共有180余人，130多支枪。这是仲村一带最早建立的一支抗日军队，唐绍典亲自担任名誉大队长，唐绍鼎为大队长，鲍天仇为政委。后来这个大队升级为正规部队，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
7月，中共费县县委为了贯彻山东分局关于建立县、区、乡民主政权的指示，在仲村召开了一、四、五、六区代表会议，成立抗日民主政权“费县联合办事处”。经过民主酝酿选举，唐绍典当选为办事处主任。县委负责人李伯瑾、张若林、王瑞分别担任民政科、武装科、财务科长。
是年，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司令员彭雄指示，要通过关系安排一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侦察敌情。县委负责人张若林便委托唐绍典办理此事。唐绍典便通过故交关系，把津浦路东支队侦察员平殿西安排在仲村酒店当店员，侦察敌人活动，提供情报。此后，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勾结日伪与八路军为敌。为了斗争形势的需要，唐绍典又把平殿西从仲村酒店介绍到秦启荣所属的鲍峄山部当兵。平殿西在该部侦探军情及时报告我军，后来并接应我军进攻鲍峄山部，为消灭该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年，津浦路东支队司令员彭雄和中共费县县委负责人张若林，为解决抗日经费，共同到仲村发动募捐。唐绍典亲自出面置办了几桌酒席，请仲村5座酒店和5处油坊的老板以及几位开明土绅赴宴。宴饮之间，他向大家宣讲了抗战道理，鼓励他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捐献钱款支援八路军打击日寇。与会人员当场捐献2000多元。
当时，平邑抗日游击大队(也称回民大队)驻乐平庄一带打游击，供给发生困难。大队长米栻民派人向唐绍典求援，唐绍典慷概应允，多次供给该部粮食和其他军需物品。他曾耐心地对其他同志解释说:“当前我们虽然也有困难，但回民大队比我们更困难。他们是抗日的队伍，我们要咬紧牙关支援他们。”
1940年，唐绍典担任鲁中行署参议员。是年2月，费县在大夫宁(今属平邑县保太镇)举行各界抗日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30余人，共商抗战大计。唐绍典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由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特派员狄井芗主持。中共代表张雄、国民党代表王兰斋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会议选举产生了县政委员会，建立了费县抗日民主政府，韩文一为县长，唐绍典当选为县政委员会委员兼任民政科长。
不久，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又选举成立了费县参议会，唐绍典当选为参议长。5月，鲁南行政区划调整，析置费北行署，唐绍典当选为行署参议长，1942年5月，他又当选为费北县参议长。他在担任参议长期间，经常向政府反映群众意见，列席县政府的政务会议，参与研究决定政府的各项政策，并向群众解释政府的政策法令，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
1940年12月6日，日寇纠集2000余人，在刘桂棠匪部的配合下，分6路进犯我天宝山区和费北仲村一带。他们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仲村、武台、保太一带有60多个村庄的房屋被烧掉，两万多民众无家可归。为了帮助解决受害人民的生活困难，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于翌年3月携带现款2万余元，亲临费北施赈。他先召开了各团体负责人及士绅名流座谈会，讨论了施赈办法，赈款分配及组织领导等问题，帮助成立了31人的赈济委员会，选举唐绍典为会长，唐绍典就职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赈委常委会议，确定以5000元办理急赈，7000元作无利贷款，5000元低利贷款，5000元以工代赈。在这同时，他还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烈军属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一位烈属老大娘的独生儿子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唐绍典亲自登门向这位老妈妈作了亲切慰问。
1941年5月27日，日寇和刘桂棠、巩振寰等匪部2000之众互相勾结，突然包围我费南二区老泉崖村。唐绍典的四子唐伟，时任区中队指导员。他率领区中队同超过自己十几倍之敌血战终日，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毁村庄并施放毒气。在这紧急时刻，唐伟高喊:“同志们跟我来，誓与敌寇拼个你死我活，为中国人民报仇!”带领区中队冲到敌群，展开肉搏，给敌军以沉重打击。最后终因寡众悬殊，壮烈牺牲。噩耗传来，唐绍典痛苦万分。他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为烈土复仇。
8月，唐绍典当选为费北行署教育委员。11月，日伪军5万余人，对我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年逾古稀的唐绍典随同抗日武装及各群众团体转移到蒙山里，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当时敌人到处强迫民众挖封锁沟，筑封锁墙，修工事，设据点，对革命根据地实行蚕食、分割和封锁，并组织“防共自卫团”，进行特务活动，搜查和镇压抗日军民。在这严峻时刻，唐绍典不顾个人安危，绕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回到仲村一带，秘密串连亲朋好友，进行抗日活动。1942年初，他甚至隐蔽在敌人据点附近的卧龙坑郭永学家，发动群众，配合根据地开展反“扫荡”斗争。为了防止敌人听见自己马的嘶鸣，他用草筐装上石块，挂在马脖子上，使马不能仰头，这样就叫不出声来。他就这样巧妙地隐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为反“扫荡”斗争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5月，唐绍典根据县政府的决定，主持兴建贯庄抗日烈士陵园。从筹集资金、聘请工匠到组织施工，都由他操办。由于他的积极负责，陵园顺利建成。修筑抗日烈士纪念碑1座，上面铭刻着253位烈士的英名；253座烈士墓，成方阵形排列，还栽植了苍松翠柏，使烈士陵园呈现庄严肃穆景象。同年10月，费北县和费东县合并建立了蒙山县，唐绍典当选为蒙山县参议长。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4月，唐绍典随蒙山县机关转移黄河以北。翌年3月24日，我军攻克仲村，蒙山县全境解放，唐绍典返回蒙山县继续从事本职工作。
1949年2月，唐绍典参加了蒙山县召开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蒙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并被推举为副主席。那时他虽年过7旬，仍四处奔忙，后来终于积劳成疾，于1950年病逝，享年78岁。弥留之际，他一再嘱咐:“只穿一身军装送终，其余什么都不要置办。”为表彰唐绍典生前的功绩，1950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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