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在画室，话题不知怎的就转到了“笔墨当随时代”上。这话石涛说过，后人嚼了近百年，早已成了老生常谈。我问李夜冰老师怎么看，原是想听些应景的议论，不料他却摇了摇头。
“这句话，”他放下笔，慢悠悠地说，“被人说窄了。”
窗外是初夏的午后，老槐树的影子映在画案上，斑斑驳驳。他的画室很大，四壁也挂满了画，彩墨的荷花、民居、异域风情，色彩饱满得像是要从画里溢出来。
“一说随时代，年轻人就慌了，急着去找时代的标签——画高楼是时代，画飞机是时代，画高铁也是时代。”他笑了笑，“可这些东西，过二十年再看，还是时代吗？不一定了。”
我听着，心里一动。这话，隐隐触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笔墨与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依我看，”李老师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笔墨要随的，有四样：内心、造化、规律，最后才是时代。或者说，时代根本不用刻意去随——画家活在这个时代，呼吸的是这个时代的空气，看见的是这个时代的光影，感受的是这个时代的悲欢，他画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是这个时代的？”
这话听起来简单，细想却有深意。他不是在否定“随时代”，而是在重新定义“时代”——时代不是外在的标签，不是题材的限定，而是内化于画家生命之中的东西。一个真诚的画家，他的笔墨天然地带着时代的印记，就像一棵树，它的年轮天然地记录着每一年的雨水与阳光。
“那内心呢？”我问。
“内心是根。”他把笔搁在青花笔洗上，目光落向远处，像是看着什么，又像什么也没看，“你心里没有东西，看见什么都是空的。心里有感动，有要说的话，有痒痒地想画出来的东西，这时候，笔墨才是你的。不是古人的，不是别人的，是你自己的。”
李老师说起年轻时的事。为了画一幅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作品，他不惜辗转多日寻找一位符合画作中老农民形象的模特。虽然那幅画后来丢了，但他至今记得那种感觉——“那不是技巧能画出来的，是你心里有，手上才有。”
我忽然明白，他说的“内心”，其实是一个画家观看世界的方式。同一片荷塘，一百个画家有一百种画法，不是因为技巧不同，而是因为内心不同。内心是滤镜，是光源，是画家之所以成为这个画家，而不是那个画家的根本。
“造化呢？”我又问。
“造化是师。”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让风进来，“石涛说‘搜尽奇峰打草稿’，不是让你把奇峰都搬回家，是让你去看，去体会，去懂得山为什么这样长，水为什么这样流。自然的道理，就是画的道理。”
他指着窗外那棵老槐树：“你看它，春天发芽，夏天长叶，秋天落叶，冬天光秃秃的，一年一圈，从不乱来。这是什么？这是规律。你画它，不是照抄它的样子，是画出它的生机，它在风里的姿态，它在光里的神采。这就要懂它的规律。”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郑重起来：“还有一样，最要紧——艺术本身的规律。疏密、虚实、冷暖、节奏、对比、和谐，这些不是谁规定的，是几百年来画画的人一笔一笔试出来的，是让眼睛舒服、让心里妥帖的那个分寸。你守得住这些，内心也好，造化也好，才能借着笔墨，妥帖地落到纸上。”
他重新拿起笔，指着画案上那幅未完成的荷塘。那是一片泼墨泼彩的荷叶，深深浅浅的绿与赭石里，透出几抹石青，亮得像有光。几朵朱红的荷花，有的盛开，有的含苞，像小火苗在燃烧。
“你看这儿，”他指着那片石青，“单看这片色，放在别处也许跳，可搁在这儿，旁边衬着赭石和淡墨，它就稳了，就活了。为什么？因为虚实关系对了，冷暖对比对了。这就是规律。规律不是枷锁，是桥，帮你把心里想的、眼里看的，变成纸上能留住的。”
我盯着那幅画，忽然想起李老师画过那么多题材——故乡的荷塘、江南的水乡、非洲的落日、欧洲的街巷。题材天南海北，可一看就知道是他的画。那种饱满的色彩，那种墨与彩的交响，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是他独有的。他用自己的眼睛捕捉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美，而那个“方式”，就是被他内化了的艺术规律。
“所以，”他放下笔，搓了搓手，语气又恢复了平日的闲散，“我一辈子也没干别的，就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手画。看见好看的，心里喜欢的，就画下来。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就这么简单。”
太阳渐渐偏西，画室里的光柔和下来。他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幅画。我也静静地看着。空气里浮着墨和颜料的气味，还有老槐树的影子在风里轻轻晃动。
临走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他坐在那片暖洋洋的光里，像一棵老树，静静地，却又生机勃勃。我忽然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其实都在李老师这里印证了。内心、造化、规律、时代——它们没有分开，都化在他的笔墨里，化在他九十多年的光阴里。
巷子里的暮色渐浓，远处有晚归的鸟，急急地飞过去。我走在这寻常的暮色里，心里却亮堂堂的，像是刚刚听懂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大山之西